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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期间虽然也有变化或起伏变动，但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新世纪发生的“底层写作”，其书写对象也基本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展开。但是，近些年来，作家创作的取材范围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发现正在崛起的新文明的含义或性质，而且长期从事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也大都转身书写城市题材。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根据国家公布的城镇化率计算，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虽然不足以说明作家题材变化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人口的激增，也从一个方面加剧了城市原有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就业、能源消耗、污染、就学、医疗、治安等。文学当然不是处理这些事务的领域，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和压力，必定会影响到世道人心，必定会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催发或膨胀人性中不确定性的东西，而这就是文学书写和处理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当下作家的主力阵容也多集中在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切实感受，是他们书写城市生活最重要的依据。 我曾分析过乡村文明崩溃后新文明的某些特征：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① 这一变化在文学领域各个方面都有反应。比如评奖，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公布了2010—2011年度“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蒋韵的《行走的年代》、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余一鸣的《不二》、范小青的《嫁入豪门》、迟子建的《黄鸡白酒》六部作品获奖；第四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是：戈舟的《等深》、方方的《声音低回》、海飞的《捕风者》；短篇小说是范小青的《短信飞吧》、裘山山的《意外伤害》、女真的《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这些作品居然没有一部是农村或乡土题材的。这两个例证可能有些偶然性或极端化，而且这两个奖项也不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但是，它的“症候”性却不作宣告地证实了文学新变局的某些方面。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50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现代城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现代城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依然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城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喻,隐含了明确的精英批判意识和颠覆诉求。因此，如何建构起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城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城市文学相关的题材。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基本是在这些书写对象中展开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具体地说，当下城市文学的主要问题是： 一、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 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人物。文学史反复证实，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俄国的“当代英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代表了东西方不同时期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物，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如果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些人物，不仅难以建构起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空间，甚至也难以建构起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新时期以来，如果没有知青文学、“右派文学”中的受难者形象，以隋抱扑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写实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的“顽主”等，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万千气象。但是，当下的城市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品不见人物。“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它的影响基本是文学之外的原因，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还难以从中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因此，如何创作出城市文学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比如现代文学中的白流苏、骆驼祥子等，是当下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没落贵族的旧上海、平民时代的老北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正在面临和经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生活，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生活其间的人们带来了生存和心理的动荡，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种“不安全”感传染般地在弥漫；另一方面，不熟悉的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机会，一种跃跃欲试、以求一逞的欲望也四处滋生。这种状况，深圳最有代表性。彭名燕、曹征路、邓一光、李兰妮、南翔、吴君、谢宏、蔡东、毕亮等几代作家，正在从不同的方面表达对深圳这座新城市的感受，讲述着深圳不同的历史和现在。他们创作的不同特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缩影。因此，深圳文学对当下中国文学而言，它的症候性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优秀的作家虽然还没有创作出令人震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积累的城市文学创作经验，预示了他们在不远的将来终会云开日出柳暗花明。 但是，就城市文学的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况远不乐观。更多的作品单独来看都是很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现，但是，如果整体观察的时候，这个文学书写的范畴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变得极端模糊。或许，这也是批评界对具体的作家肯定，对整体的文学持有批评的依据之一。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鲁敏，绝对是一个优秀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频频获奖已经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说法并非虚妄。但是，她转型书写城市文学之后，总会给人一种勉为其难的感觉。比如她的《惹尘埃》②，是一篇典型的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年轻的妇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对目下现行的一套社交话语、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等的高度质疑、高度不合作，不论何事、何人，她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肖黎并不是一个先天的“怀疑论者”，她的不信任缘于丈夫的意外死亡。丈夫两年半前死在了城乡交接处的“一个快要完工但突然塌陷的高架桥下”，他是大桥垮塌事件唯一的遇难者。就是这样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肖黎的“世界观”：施工方在排查了施工单位和周边学校、住户后，没发现有人员伤亡，并通过电台对外做了“零死亡”的报道。但是死亡的丈夫终于还是被发现，这对发布“零死亡”的人来说遇到了麻烦。于是他们用丈夫的电话给肖黎打过来，先是表示抚慰，然后解释时间：“这事情得层层上报，现场是要封锁的，不能随便动的，但那些记者们又一直催着，要统一口径、要通稿，我们一直是确认没有伤亡的”；接着是地点，“您的丈夫‘不该’死在这个地方，当然，他不该死在任何地方，他还这么年轻，请节哀顺便……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死跟这个桥不该有关系、不能有关系”；然后是“建议”：“ 你丈夫已经去了，这是悲哀的、也不可更改了，但我们可以把事情尽可能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可不可以进行另一种假设？如果您丈夫的死亡跟这座高架桥无关，那么，他会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死在其他的什么地点吗？比如，因为工作需要，他外出调查某单位的税务情况，途中不幸发病身亡？我们想与你沟通一下，他是否可能患有心脏病、脑血栓、眩晕症、癫痫病……不管哪一条，这都是因公死亡……”接着还有“承诺”和巧妙的施压。这当然都是阴谋，是弥天大谎。处在极度悲痛中的肖黎，又被这惊人的冷酷撕裂了心肺。 但是，事情到这里远没有结束——肖黎要求将丈夫的随身物品还给她，钥匙、手机、包等。当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机后，她发现了一条信息和几个未接的同一个电话。那条信息的署名是“午间之马”。 “肖黎被‘午间之马’击中了，满面是血，疼得不敢当真。这伪造的名字涵盖并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与欺骗。”正是这来自于社会和丈夫的两方面欺骗，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是当下人们普遍的心理症候，而这一症候又反过来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病症。如果对一般人来说这只是一种感受的话，那么对肖黎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了。于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种病症，它不只是心理的，重要的是它要诉之于生活实践。那个年过七十的徐医生徐老太太，应该是肖黎的忘年交，她总是试图帮助肖黎开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绝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落魄青年韦荣以卖给老年人保健品为生，在肖黎看来这当然也是一个欺骗的行当。当肖黎勉为其难地同意韦荣住进她的地下室后，韦荣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屡受肖黎的刁难、质问甚至侮辱性的奚落。但韦荣只是为了生活从事了这一职业，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或骗子。倒是徐老太太和韦荣达观的生活态度，最后改变了肖黎。当徐老太太已经死去、韦荣已经远去后，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议论： 也许，怀念徐医生、感谢韦荣是假，作别自己才是真——对伤逝的纠缠，对真实与道德的信仰，对人情世故的偏见，皆就此别过了，她将会就此踏入那虚实相间、富有弹性的灰色地带，与虚伪合作，与他人友爱，与世界交好，并欣然承认谎言的不可或缺，它是建立家国天下的野心，它是构成宿命的要素，它鼓励世人对永恒占有的假想，它维护男儿女子的娇痴贪，它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丰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需，正是这谎言的大地，孕育出辛酸而热闹的古往今来。 “惹尘埃”就是自寻烦恼和自己过不去吗？如果是这样，这篇小说就是一部劝诫小说，告戒人们不要“惹尘埃”；那么，小说是要人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吗？当然也不是。《惹尘埃》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复杂以及巨大的惯性力量。有谁能够改变它呢？流淌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感。而小说深深打动我们的，还是韦荣对肖黎那有节制的温情。这些都毋庸置疑地表明《惹尘埃》是一部好小说，它触及的问题几乎就要深入到社会最深层。但是，放下小说以后，里面的人物很难让我们再想起——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问题，而人物性格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文学在今天要创作出具有“共名”性的人物，确实并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使文学创作主题的同一性成为不可能，那种集中书写某一典型或类型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作家洞察生活能力以及文学想象力的问题。同样是90年代，《废都》中的庄之蝶及其女性形象，还活在今天读者的记忆中。就是因为贾平凹在90年代发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幻灭惊天秘密，他通过庄之蝶将一个时代的巨大隐秘表现出来，一个“共名”的人物就这样诞生了。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人物，同样诞生于90年代末期就是有力的佐证。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只会为创作典型人物或“共名”人物提供更丰饶的土壤，而绝对不会构成障碍。 二、城市文学没有青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青春形象逐渐隐退以致面目模糊。青春形象的退隐，是当下文学的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下文学逐渐丧失活力和生机的佐证。也许正因为如此，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打动了这么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 涂自强是一个穷苦的山里人家的孩子。他考取了大学。但他没有也不知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心境。全村人拿出一些零散票子，勉强凑够了涂自强的路费和学费，他告别了山村。从村长到乡亲都说：念大学，出息了，当大官，让村里过上好日子。哪怕只是修条路。“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父亲早起看了天，说了一句，今儿天色好出门。屋外的天很亮，两架大山耸着厚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叫这光线一抹，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空气也似透着绿。”这一描述，透露出的是涂自强、父亲以及全村的心情，涂自强就要踏上一条有着无限未来和期许的道路了。但是，走出村庄之后，涂自强必须经历他虽有准备但一定是充满了无比艰辛的道路——他要提早出发，要步行去武汉，要沿途打工挣学费。于是，他在餐馆打工，洗过车，干各种杂活，同时也经历了与不同人的接触并领略了人间的暖意和友善，他终于来到学校。大学期间，涂自强在食堂打工，做家教，没有放松一分钟，不敢浪费一分钱。但即将考研时，家乡因为修路挖了祖坟，父亲一气之下大病不起最终离世。毕业了，涂自强住在又脏又乱的城乡交界处。然后是工作难找，被骗，欠薪；祸不单行的是家里的老屋塌了，母亲伤了腿，出院后，跟随涂自强来到武汉。母亲去餐馆洗碗，做家政，看仓库，扫大街，和涂自强相依为命，勉强度日。最后，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医院查出肺癌晚期。他只能把母亲安置在莲溪寺—— 涂自强看着母亲隐没在院墙之后，他抬头望望天空，好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怎么适合离别呢？他黯然地走出莲溪寺。沿墙行了几步，脚步沉重得他觉得自己已然走不动路。便蹲在了墙根下，好久好久。他希望母亲的声音能飞过院墙，传达到他这里。他跪下来，对着墙说，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妈，我对不起你。 此时涂自强的淡定从容来自于绝望之后，这貌似平静的诀别却如惊雷滚地。涂自强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是一个“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的日子。此时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从一地灿烂到云淡风轻，涂自强终于走完了自己年轻、疲惫又一事无成的一生。在回老家的路上，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小说送走了涂自强后说：“这个人，这个叫涂自强的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他的消失甚至也没被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人该有多么的孤单。他生活的这个世道，根本不知他的在与不在。” 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1982年路遥的《人生》。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义上只因别无选择。90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虽然被取消公职，又被打发回农村，恋人黄亚萍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也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独自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的。高加林给人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只是涂自强的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已经显得太过奢侈。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轰轰烈烈地谈了两场恋爱，他春风得意地领略了巧珍的温柔多情和黄亚萍的热烈奔放。但是，可怜的涂自强呢，那个感情很好的女同学采药高考落榜了，分别时只是给涂自强留下一首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涂自强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就步行赶路去武汉了。对一个青年而言，还有什么能比没有爱情更让人悲伤无望呢？但涂自强没有。这不是作家方方的疏漏，只因为涂自强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权利。因此，小说中没有爱情的涂自强只能更多将情感倾注于亲情上。他对母亲的爱和最后诀别，是小说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方方说：“涂自强并不抱怨家庭，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善良地认为这只是‘个人悲伤’。他非常努力，方向非常明确，理想也十分具体。” 但结果却是，一直在努力，从未得到过。其实，他拼命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能在城市有自己的家、让父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有些人生来就拥有的东西。 然而，最终夭折的不仅是理想，还有生命。③过去我们认为，青春永远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是因为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质疑地占领着未来。但是，从涂自强还是社会上的传说到方方小说中的确认，我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看法：如果一个青年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哪怕卑微的理想或愿望，那么，这个社会是大有问题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青春。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但是，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命运还是不放过他直至将他逼死，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或者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涂自强逼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一个没有青春的时代，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方方的这部作品从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关注青春是城市文学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青年，不仅为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土壤，更重要的是，从乡村走向城市，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隐喻。我甚至隐约感觉到，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产生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这条道路上。高加林、涂自强都是这样的青年。 三、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 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了中国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如果有点历史感，我们都会认为文学的这一选择没有错误。当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时刻，作家自觉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百年中国文学值得引以为荣的伟大传统。但是，文学毕竟是一个虚构领域，想象力毕竟还是文学的第一要义。因此，没有大规模地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一直保持着与现实的“反映”关系，使文学难以“飞翔”而多呈现为写实性。只要我们看看“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它的非虚构性质或报告文学特征就一目了然。 关仁山是当下最活跃、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关仁山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活跃和勤奋，而是他对当下中国乡村变革——具体地说是对冀东平原乡村变革的持久关注和表达。因此可以说，关仁山的创作是与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关系最密切、最切近的创作。自“现实主义冲击波”以来，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基本集中在长篇上，中、短篇小说写得不多。现在要议论的这篇《根》④是一部短篇小说，而且题材也有了变化。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烂俗故事。老板张海龙不仅已婚，而且连续生了三个女儿。重男轻女、一心要留下“根儿”的张海龙怀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儿子了，于是，他看中了女员工任红莉，希望她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为自己生一个儿子。任红莉也是已婚女人，她对丈夫和自己生活的评价是：他“人老实、厚道，没有宏伟的理想，性格发闷，不善表达。他目光迷茫，听说落魄的人都是这样目光。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非常踏实。就算知道自己女人有了外遇，他也不会用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他非常爱我，我在他心中的地位，谁也无法动摇。我脾气暴躁，他就磨出一副好耐性。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他在很多方面知道怎样讨好我，即便有不同意见，他也从来不跟我当面冲突。其实，他一点不窝囊，不自卑，嘴巴笨，心里有数，甚至还极为敏感。我不用操心家里的琐碎事。生活清贫，寒酸，忙乱，但也有别样的清静、单纯。”但是任红莉毕竟还是出轨了。任红莉的出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做一个代孕母亲。张海龙多次说服和诱惑后，任红莉终于想通了：“换个角度看问题，一种更为广阔的真实出现在我的视野。刹那间，我想通了，如今人活着，并不只有道德一个标准吧？并不是违背道德的人都是坏人。我心里储满了世俗和轻狂。我和阎志的爱情变得那样脆弱、轻薄。我们的生存面临困境了，牟利是前提，人们现在无处不在地相互掠夺与赚钱。赚钱的方式是否卑鄙可耻，就另当别论了。他没有本事，我怎能袖手旁观？从那一天开始，恐惧从我的心底消失了。这一时期，我特别讨厌以任何道德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可是，有另外一种诱惑吸引着我。资本像个传说，虽然隐约，却风一样无处不在。一种致命的、丧失理智的诱惑，突然向我袭来了。我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要给张海龙生个孩子。” 任红莉终于为张海龙生了孩子。不明就里的丈夫、婆婆的高兴可想而知；张海龙的兴奋可想而知。任红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圆满。但是，面对儿子、丈夫、张海龙以及张海龙的老婆，难以理清的纠结和不安积压在任红莉的内心，在惊恐、自责、幻想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压迫左右下，任红莉终于不堪重负成了精神病人。关仁山的这篇小说要呈现的就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苏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桑塔格在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的。这个隐喻化就是“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转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批判和政治压迫的过程。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压力。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在桑塔格看来，疾病给人带来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任红莉的疾病与桑塔格所说的隐喻构成了关系，或者说，任红莉的疾病是违背社会道德的直接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隐秘事件导致的病患并不是缘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压力，而恰恰是来自任红莉个人内心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任红莉还是一个良心未泯、有耻辱心和负罪感的女人。任红莉代人生子并非主动自愿。作为一个女人，她投身社会的那一刻，她的身体也同时被男性所关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身体的争夺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根》中描述的故事虽然没有公开争夺女性的情节，但暗中的争夺从一开始就上演并越演越烈。值得注意的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历来如此，受伤害的永远是女人。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任红莉对物质世界没有超出个人能力的强烈欲望，假如这里没有交换关系，任红莉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吗？关仁山在《根》中讲述的故事对当下生活而言当然也是一个隐喻——欲望是当下生活的主角，欲望在推动着生活的发展，这个发展不计后果但没有方向，因此，欲望如果没有边界的话就非常危险。任红莉尽管在周医生的治疗下解除或缓解了病情，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乐观或缺乏说服力的结尾——如果这些病人通过一场谈话就可以如此轻易地解除病患的话，那么，我们何妨也铤而走险一次？如是看来，《根》结尾的处理确实简单了些。从另一方面看，一直书写乡村中国的关仁山，能选择这一题材，显然也是对自己的挑战。 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是，生活中存在的“一夜情”在文学作品中究竟应该怎样表达？或者说，这样的生活现象为文学提供了哪些“不可能”性？新世纪以来，关于“一夜情”的作品曾大行其道。比如《天亮以后说分手》的受欢迎程度在一个时期里几乎所向披靡，随之而来的《长达半天的快乐》《谁的荷尔蒙在飞》《我把男人弄丢了》《紫灯区》等也极度热销。这些作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以及时代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与市场需求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天不亮就分手》与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相类似，并断言“肯定没有人觉得它是一部庸俗低级的书”。⑤这个判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廊桥遗梦》作为通俗的文学读物，在美国也被称为“烧开水小说”。它的主要读者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中年妇女或家庭主妇，小说的整体构思都是为了适应这个读者群体设计。一个摄影艺术家与一个中年家庭主妇偶然邂逅并发生了几天的情感。但这个家庭主妇弗郎西斯卡最后还是回到了家庭，艺术家金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远走他乡。这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一方面满足了中年妇女婚外情的想象性体验，一方面又维护了美国家庭的尊严。因此，它的好莱坞式的情节构成虽然说不上“庸俗低级”，但肯定与高雅文学无关。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都市文学中关于“一夜情”的书写，甚至还没有达到西方“骑士文学”的水准，更不要说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了。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一夜情”，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表面生活背后还会为我们提供什么。当下都市文学在情感关系的书写上，还多处在类似《根》这样作品的水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还难以深入地表现这个时代的情感关系中那些攫取人心的东西。这一方面，应该说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盖茨比与黛茜的故事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家的深刻就在于，盖茨比以为靠金钱、地位或巨大的物质财富就可以重温失去的旧梦，就可以重新得到曾经热恋的姑娘。但是盖茨比错了，为了追回黛茜他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一切，甚至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他不仅错误地理解了黛茜这个女人，也错误地理解了他所处的社会。盖茨比的悲剧就源于他一直坚信自己编织的梦幻。但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盖茨比的痴情，就在于盖茨比对爱情的心无旁骛。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试图唤回黛西昔日的情感。他失败了。但成功的文学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俗世的成功。有趣的是，这部写于1925年的小说，特别酷似情感生活失序的当下中国。可惜的是，关于爱情、关于人的情感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我们除了写下一堆艳俗无比的故事外，几乎乏善可陈。对生活表层的“纪实性”表现，是当下城市文学难以走出的困境之一。应该说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他的想象力与深刻性几乎无以伦比。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温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的涉及“法国浪漫派”“英国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的作品，也许会为我们城市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或启示。在这方面，一些书写历史的作品恰恰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经验。比如蒋韵的《行走的年代》⑥，这是一篇受到普遍好评的小说。如何讲述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样。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声名显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近年来，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书写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行走的年代》是迄今为止在这一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80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读这部小说的感受，就如同1981年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一样让我激动不已。大四学生陈香偶然邂逅诗人莽河，当年的文艺青年见到诗人的情形，是今天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那不只是高不可攀的膜拜和发自内心的景仰，那个年代的可爱就在于那是可以义无反顾地以身相许。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伪诗人伪莽河，他从此一去不复返。有了身孕的陈香只有独自承担后果；真正的莽河也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同样邂逅了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社会学研究生。这个被命名为叶柔的知识女性，像子君、像萧红，像陶岚、像丁玲，亦真亦幻，她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理想化的集大成者。她是那样地爱着莽河，却死于意外的宫外孕大出血。两个女性，不同的结局，相同的命运，但那不是一场风花雪夜的事。因此，80年代的浪漫在《行走的年代》中更具有女性气质：它理想浪漫却也不乏悲剧意味。当真正的莽河出现在陈香面前时，一切都真相大白。陈香坚持离婚南下，最后落脚在北方的一所小学。诗人莽河在新时代放弃诗歌走向商海，但他敢于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情诗意并未彻底泯灭。他同样是一个诚恳的人。 《行走的年代》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淌却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如前所述，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如同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方案一样，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写作，也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它向哪个方向发展或最终建构成何等身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注释: ①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文艺研究》，2012年6期 ②鲁敏：《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7期 ③蒋肖斌：《别让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质疑未来——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作者方方》，《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18日 ④关仁山：《根》，《北京文学》，2011年11期 ⑤《性快餐读物泛滥之批判》，《新闻晚报》，2003年11月23日 ⑥蒋韵：《行走的年代》，《小说界》，2010年4期 （编者按：在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沈阳市文联借助“沈阳文艺名家大讲堂”的平台，开展了以“践行文艺的人民性，争做优秀文联人”为主题的系列文艺惠民活动，此文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的讲座实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