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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写于1993年的年末，冯小刚读完这篇小说，立刻动了拍电影的念头。所以冯小刚说，为了这部电影，他等了18年。18年后，我们看到了电影《温故1942》。 刘震云的小说采用的纪实体例。“我”回到老家延津，采访当事人，调查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情况。小说将史料和实地采访穿插组合一起，上至蒋介石及其幕僚、宋氏姐妹，下至逃荒的难民，美国记者、《大公报》记者。触目惊心的母亲煮食自己的婴儿、狗吃人的逃荒惨状，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只想着握住政权，不管灾民死活的政府，会在日后失掉政权。 灾难的景况、原因、结果，刘震云在小说里都讲明白了。但是，此小说不同于浩瀚50万字的《白鹿原》，主要人物都写得血肉丰满，演员只消靠自己的悟性去把握揣摩就是了。几乎是用史料堆砌而成的4万字的小说《温故1942》，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故事。如何再现这场让300万人饿死的灾难，再现百姓背井离乡、往西北讨活命的逃荒之路，对于饱食终日的导演和演员而言都极具挑战性。它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有很多亲历者，有各种载体和形式的资料，那是一段活的历史。刘震云1993年写小说的时候，曾对亲历者不愿回忆往事的漠然态度感到失望，时至今日，存活于世的亲历者怕是想追忆往事都追忆不清楚了。再不温故1942，它就要彻底被遗忘了。 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对于《温故1942》剧组来说，演绎一部没有经验，不容你戏说、编篡、无厘头，只要与真实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的灾难片，差不多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让人底气不足。所以张国立说，演了40年戏，突然觉得，表演上还有一个高度需要我去接近。所以，冯小刚不对媒体估计票房收入。 老东家和瞎鹿两家是刘震云在影片脚本里添加进去的，并成为故事的主线。“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影片以这句旁白开场，接着拉开灾难的序幕。先是佃户媳妇花枝跟少东家借粮，随后刺猬领着一帮饿疯了的村民闯进大东家范殿元家吃大户。一场械斗之后，儿子被砍死，房子烧成瓦砾。时逢日军逼近，大东家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和家人，同佃户瞎鹿一家加入到逃难的人流。影片的逃难路线从刘震云家乡延津开始，一直走到陕西潼关。到潼关时，包括路上生下的小孙子，两家11口人，死的死，卖的卖，散的散，最后就剩下野鬼一样的大东家。结尾处，扮演大东家的张国立鬼魂似的往回走，他是想死的离家近点。 电影的框架忠实于原作。与逃难路线交叉推进的，是上至元首、军方、省方，下至地方小吏、记者、传教士的几条故事路线。灾荒之年，蒋介石充耳不闻，军方征粮不减一两，省方求情无果。《大公报》登出《豫灾实录》，惹怒蒋介石，指示张道藩停刊处置。影片的旁白道：“这一年，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任何一桩都比饿死三百万人重要”。如果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这句话可就没有了丝毫讽刺意味，而是一句真心话。 蒋介石、张道藩、陈布雷这个重庆最高集团可以封锁国内舆论，却管不着美国的事。白修德，这个既有敬业之心，又有良知的记者，跑到逃难的队伍里，把他在日本飞机的炮弹下拍到的照片，发到美国《时代》周刊。他到处奔走，找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找美国领事馆，找宋庆龄，为了让中国政府了解河南的灾荒，管一管那些吃树皮草根快要饿死的难民。当他把狗吃人的照片交给蒋介石，重庆政府才给灾区拨出赈灾款。而这赈灾款所引发的地方之间、地方与军方之间的争夺战让人凉透心背，更有那些吃空饷倒卖粮食土地发难民财的军地官吏。最最不堪的是，向手无寸铁、饥寒交迫的难民队伍狂扔炸弹的日军，给灾民发起赈灾粮，把伙夫老马这样为了活命的贪生之人变成日军的炮灰。所以河南战场上才会发生国军以30万之众的武装被6万日军歼灭的奇耻之战。 饥饿面前，文明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变得不值一钱。娇生惯养的东家大小姐星星为躲避路上的兵匪天上的炸弹，委身于长工栓柱，最后，为保全自己和家人，这个女学生把自己换了三升粮食被人卖到妓院；花枝为了自己和孩子活下来，给栓柱当了一天老婆，把孩子托付给栓柱，把自己卖给了牛贩子。一个不关心民众疾苦、搜刮民脂民膏的政府，一场大灾就将已经进化到公元1942年的黎民百姓退化到没了尊严和羞耻心，唯有活命是最高原则的丛林时代。 片中省长李培基请求豫战区长官减免征粮，长官故作高深地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当兵的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朝历代的帝王百官都念叨此话，一旦危机当头，就只顾眼前利益，轻重不分了。 在小说《温故1942》中，“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我”去调查1942年的灾情，“我”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在电影里，“我”只是在开头结尾说了几句旁白，交代一下故事背景和结局，“我”没有立场没有情感温度。影片里，我们看到关心和同情灾民者的名单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神父梅甘、宋庆龄、省长李培基。然而，他们和灾民的距离不但过于遥远，而且高高在上。那个骑着自行车为死去的难民做弥撒的传教士安西满是唯一和灾民感情最近的人。 生命如草芥。暴虐、贪婪。极度冰冷。眼睛在银幕上，血管一直在收缩。片尾，姚贝娜舒缓柔情的歌声以安魂曲旋律的人声伴唱做终曲，听着不是个味儿。从影院走出来，很长时间置于无以排遣的情绪之中。想起剧情同样令人压抑的《辛德勒名单》。德国商人辛德勒出于良知，为了让更多的犹太人活下来，想方设法把犹太人拉进他的招工名单中。在片中让人透不气的死亡氛围中，随着辛德勒手中的名单一点点拉长，超过千人，片中传递出的大悲悯和生的希望让观众感动而泣。 白修德面谏委员长的义举让人心存敬意。但是，向灾民伸出拯救之手的只有上帝和《时代》周刊未免让人心生寒意。难道1942年的民众真的如《药》里描述的那样对受难同胞麻木冷漠到不闻不问？“所有灾民的感情都很粗糙，没有心情抒情。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头没有煽情，抒情的部分都不会让它存在，因为和灾民的处境不适合。”这是冯小刚对影片的阐释。也许灾民的情感和希望被冷酷的现实折磨成一块粗糙的石头，也麻木如石头。然而那时，至少还有《大公报》，还有主编王芸生和记者张高峰在为民请愿；有那位将白修德的采访发给《时代》周刊，因此获罪被捕的邮局电报员；有常香玉搭起台子赈灾义演。相信帮助灾民的有很多人。他们是1942年跟河南灾民靠得最近，代表了民族良心的中国人。当然，50年之后，刘震云用一篇小说传达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并在80年后和冯小刚共同以电影人的良知，让我们记住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这场灾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