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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然的存在，被放置于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当它不时地以各种方式被触碰，被澄清，引起人们的沉思、咀嚼、而后慨叹、警醒，或许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它就完成了自身价值的一个安放。当一个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来将沉淀已久的历史重新打捞，他锋利的文笔将历史肌体之下尘封已久痛楚翻捡出来，令我们无法不正视这痛楚惊心动魄的力量。时间永是流逝，伤痛实难陨灭，后世之人如何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关注未来将是文学试图达成的最大渴求。 长篇纪实文学《日本遗孤》，是作家刘国强多方求证史料、对数十位日本遗孤及其养父母进行了数次深入采访，历时6年时间以34万字的宏大篇幅奉献出的一部全新力作，并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扶持作品。本书以真诚而激越的情感写作为底色，将“历史——战争”和“人性——亲情”，这一对对立统一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作为叙事切入点，将“家国”与“人生”作为日本遗孤现象的阐述背景，从“大寻亲、大移民、大收养、大报恩”四个层面展开叙事，将日本遗孤的相关历史渊源以及别样的成长经历以纪实的形式再度呈现，讲述了围绕日本遗孤现象的多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讴歌了中国人民超越种族、国家、血缘、利益团体的国际主义精神、大爱情怀和人性人道主义至真至纯的光芒，同时也反思历史，对残酷的战争、人类的贪婪、政治的强权等威胁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负面因素进行了鞭挞。可以说，痛定思痛，这部含泪采访、流泪完成的作品以“真实的最感人”这样素朴的形式，无需渲染，便征服了读者，将文学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铺陈在现实生活面前。 “日本遗孤”作为二战的衍生产物、日本侵华战争中一种别样的见证，被历史抛向了一个无处告别的尴尬境地，他们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自己倒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在两难之间辗转徘徊，转眼半个多世纪光阴流逝，他们在中国养父母的关怀呵护下从幼年、成年慢慢走向老年。本书以倒叙的方式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寻亲”放在了开篇，从以周恩来总理、聂荣元帅、李鹏总理等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亲自催办日本遗孤寻亲或加入寻亲行列的行为，跨越时空，将这样一个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从国家的高度、政治的全局来解析，也显示出中国国家和人民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坚守。紧接下来的“大移民”则是作者浓墨重彩、倾注心血颇多的部分，在此部分将“日本遗孤”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交待得深入详尽。从二战中日本的国家上层政治阴谋、侵略决策，到1945年八•一五之后对日本开拓团移民来说“天崩地裂时”的群体生死大逃亡，被中国政府的大收容以及大遣返，本书均通过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经历、群体事件，充分放大了历史惊心动魄的瞬间，寓意着对不义战争的深刻谴责和对于作为战争牺牲品的日本平民的同情。作为全书第三、四部分的“大收养”和“大报恩”则深入对日本遗孤进行个体的、微观记叙，通过鲜活感人的事迹深刻揭示出中国人民人性中大爱之美的内涵。正是这样一个个感天动地令人泣下的故事，为本来作为悲剧群体的日本遗孤增添了生活的希望、人生的亮色，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当然作者亦没有回避其中灰暗的、令人发指的部分，“暗渡陈仓”一章则直指在日本遗孤事件中丑恶的可耻的事件，可见历史肌体内部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更增加人们了对历史复杂性的探索的渴求。 纪实文学何以动人？这是笔者阅读本书时常常思考的问题。当然，选择记述对象的新颖度、社会关注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注入，与记述对象同呼吸共命运，不仅保持公正客观的看待历史事件的态度，而且要拥有作家特有的悲悯善良同情之心。心系普天之下百姓的情感道义与心声疾苦，做一个历史事件中平民的代言者、正义的代言者，如此的文字，才能真正打动读者。本书的作者正是一位将深重的情感渗透在文字中的人，在6年的田野调查式的采访中，他陪着采访对象流了无数次的泪，为他们悲惨的遭遇、也为他们刻骨铭心的大爱无仇。作者将自我内心深刻的体验化作一个个感性十足的章节小标题，如“相思在彼岸”、“他们投降了，我们怎么办？”、“为了孩子，豁上了！”、“永远的亲妈”、“寸草报三春”等等，这样一来，小标题形成的情感冲击力，以直观的感觉鲜明地印入读者的视线，引起迫不及待的阅读兴趣。在具体的行文中，作者也非常注重直抒胸臆，直接将内心的感动诉于笔端，如在描绘伟大的中国母亲忍辱负重、克服艰难困苦养育侵略者的孩子时，一边是血海深仇，一边是弱小生命，作者写道：“这些中国妈妈们，没有一个讲‘理论’，没有一个说‘哲学’，没有一个谈‘文明’，没有一个会‘作秀’，没有一个懂‘炒作’，他们一张口就是白开水一样清透的大实话：‘我恨日本侵略者，但孩子是无罪的。’”、“我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好歹那也是一条命啊，救命，还管他是哪国人呢？”“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所以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把人家的孩子‘排在头一号’，母亲的先决条件是：亏待自己的孩子。”……平实的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下会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作者正是以真挚的情感增强了叙述的力度，跟随着故事的推进，情感的张力随处显现着力量。 本书作为纪实文学另一打动人心的因素在于它叙事方式的新颖、丰厚，对小说表现手法的有效借鉴等等，均有力地烘托出主题。他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采访的前提下，将史实做了故事化的再现，情节的虚构，生动的细节勾画，令文字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在布局谋篇上也非常讲究，将历史情境与现实生活，个体境遇与群体命运，宏观与微观等多对泛畴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既丰富可感又有序不乱。另外，在叙事方式上作者选择了多重视角、复沓讲述、一唱三叹式的表达方式，将历史资料、采访手记、亲历者证言、日本遗孤自述几重角度淋漓尽致地纳入到故事的当中，增强了情节的冲击力和文本的感染力。比如在全书的第三、四部分的“大收养”和“大报恩”的叙述文字中，作者将采访的感受、中国养父母的讲述和日本遗孤的自述多次呈现出来，朴实的叙述足以让人产生感动，而又能从感动中体会到超拔的精神，一个民族的魂魄与大义形象正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悲喜相交的命运，可以管窥蠡测到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让人们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不再犯下同样的错误。虽然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战争没有重新上演，但局部的残酷的战争依然不止，新的孤儿悲剧依然在上演，而日本政府对待日本遗孤的态度——更是表明一个国家为了利益残酷的政治举措，掩耳盗铃的文字把戏，正如作者在尾声中指出：“人类因利益而笑，也因利益而哭，更因利益而制造各种各样的惨烈悲剧。”人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贪欲才是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才能正确地打量历史之维，接受教训。而文学，尤其是纪实文学，面对历史中的种种，无论丑恶的，还是美好的，都要真实地表达出来，触摸到历史的疼痛，是一种警醒；感受到历史的美好，是一种传递，将人类共通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一代代传递下去，写下一段段爱的传奇。《日本遗孤》则正是在对历史的再现中、对现实的表达中实现了深刻的反思、理性的升华。它饱含浓烈的激情，却不耽于激情，而是用文学特有的方式实现了与历史与世俗的对话，感受历史中精微的侧面，在世俗烟火的洗礼中雕刻民族灵魂，也许文本存在些许的不完美，却并不妨碍 “中国人”这样高大的灵魂威然地矗立。期许着文学可以作为一个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物”，凭借自身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突入生活之境，给人更多的警示和希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