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极为强健的风貌，与长篇小说相比，它更重视在一个浓缩的故事中艺术地表达对于生活与人性本身的理解；与短篇小说相比，其内蕴的生活含量，以及为了表达这一丰厚含量所要寻找到的一种言说方式，成就了它明显的优长。总之，处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的接点上，2010年度的中篇小说在延续以往的思想深刻性与艺术探索性基础上，呈现出平稳扎实的写作风格。
    岁月缅怀与理想前瞻
    蒋韵《行走的年代》(《小说界》2010年第5期)把时代背景放入上世纪80年代。小说开始于一个叫莽河的诗人的行走，他的行走不仅给一个小城 带去了诗篇，而且给一个女孩子陈香留下了孩子。而另一个时空中，诗人莽河行走在黄土高原腹地，路遇做研究生田野调查的叶柔，精神的共鸣使他们心有灵犀，他 们彼此找到了同道，从一个塬走向另一个塬，从一个村庄走进另一个村庄，然而叶柔却因宫外孕大出血而死在路上。星转斗移，上世纪90年代，诗人莽河出国下海 变作了房地产老总——赵善明，叶柔死了，莽河也“死”了，生活向前，诗所象征的事物被甩在了后面，一个物质衡量价值的时代开始了吗？赵善明不知道，而他已 是坐拥亿万资产的富人了。而在另一个故事中陈香先是失去了那个自称为莽河的诗人，又失去了爱她的老周，接着更失去了“诗人”的孩子，一无所有的她来到一个 山村小学做了校长。小说结尾，赵善明受着命运的指引来到这个学校——这是他的房地产公司援建的希望小学。主客对话，伤感而惆怅，陈香爱过莽河的诗，她是因 诗而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一个冒充了诗人的人，而真正的诗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已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商人。两个平行故事的交接以及真伪诗人的命运写得从容不迫， 娓娓道来，但我更欣赏文字中的一股清冽，那是穿平鲁、走右玉、出杀虎口在大地上创造诗意的激情，那是为寻找家园不惜流浪他乡、不怕倒在路上的朝圣的精神。
    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收获》2010年第2期)也将记忆锁定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4年的生活在26年毕业后的聚会前后不断闪回，作为叙 事人的今红，以及记忆中的同学林南下、顾彬彬、励宪，朝气与劲头十足，在请她一起去黄冈赤壁的江上的三言两语对话，就足以证明了那一代人的心劲——“江鸥 为什么不停地飞？”“嗯，它们大概，把飞翔当成了故乡”。这种近似诗歌的语言在那个时代的对话中绝非做作，而是真情的流露。正如那句穿透光阴的疑问，“长 江为什么在那么远？”它也许指地理，也许是记忆，也许还是一种心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第一条连衣裙的深情厚意，有星期天的电影，有甲板上拉小提琴的 男子，有痛哭，有歌谣，有懵懂，有19岁，有层层花瓣的汹涌起伏，而这些都归结于那个30年后聚会的夜晚，在火焰中，主人公重又看到了重重叠叠的樱花，在 《怀念战友》的歌声止处，她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较之林白的相对散文化的叙述，方方《刀锋上的蚂蚁》(《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则更加曲折。德国老人费舍尔退休之后 开始中国庐山之行，他遇到鲁昌南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余下来的人生还有什么更重要的目的，但是看了鲁昌南的画，与他一起吃饭，听到鲁昌南淡淡地讲“文革”后， 费舍尔下定决心要改变鲁昌南的命运。由此，鲁昌南被资助到德国去，从慕尼黑到柏林，再从埃及到希腊、罗马、法国，鲁昌南“像是一支吸饱了浓汁的毛笔”，创 造占领了他整个身心，以致“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当然，从卖出第一幅画到从德国转战纽约，并在美国站稳脚跟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身价不菲的鲁昌南迅 速适应了他的新角色，他换了老婆，与妹妹断绝了来往。正当费舍尔满足于曾帮助了一个受伤的小鸟打开飞翔的翅膀而自认为退休之后做了一件值得的事情时，他再 次来到庐山得知了鲁昌南另一个真相——鲁昌南对待当初帮助他的亲生妹妹已全无亲情。那么，对于鲁氏兄妹，到底是哪样生存能使他们彼此得到的更多呢？
    这可能正是生活本身的得失构成，叶兆言《玫瑰的岁月》(《收获》2010年第5期)不放过更进一步探讨的可能。邵老先生写字已名气在外，他的外 孙女藏丽花一开始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后渐渐声名鹊起，黄效愚因爱其字而爱其人，直到人字不分，非要娶大自己8岁的奇女子，其真实的原因也在于从那字中见出 人的精神。藏丽花的书法如日中天，从国内到国际展出不断，而从小因写字痴迷到误了考大学的黄效愚却真的是知己了，但真正识得字之精神的人却认为黄效愚的书 法境界早已超出藏丽花许多倍，不在别的，而在字中的骨气，没有俗媚，没有奴性，只是朴素真实。但黄效愚并不将写字看做是取得名利的途径，他只是写，喜欢 写，直到爱人生病住院。他说，如果爱人没有了，他要字干什么，而如果能够换得爱人的健康，“他宁愿焚琴煮鹤”，把字烧掉，一辈子都不碰毛笔。当然这是一个 有更大空间的写作主题。我以为叶兆言想说的绝不只是书法一事，当写字——无论大字小字，都只是写字，只是抒发，而不把字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或手段，对于几 千年绵延至今的字而言，是敬惜和虔诚的，我想，这种态度是我们写字的人应有的也是惟一能有的态度。不为别的，只因为写字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
    事物真相与绝对信念
    文学本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形式的虚构，但虚构不是目的，它的更深目的在于运用虚构的形式去尽力地接近事物的真相，以在真相中找到某种对于世界对于 人的信念——深藏于历史与人心中的真理。鲁敏的《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是一个关于爱与忠诚、谎言与欺骗的故事。肖黎的丈夫在一次与情 人的约会途中因交通塌方事故而死，作为妻子的肖黎在此前竟一直不知另有一个女人与自己的丈夫有如此亲密的来往，丧夫之痛与受蒙蔽之痛交相袭来，肖黎对于周 遭的人际充满了敌意与怀疑。小说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去沿着家庭不忠的那条线索写，它似乎有更大的野心，它想看看肖黎作为一个生者对于她仍生存的环境还有 无信心。果然，我们看到了她的愤世嫉俗，看到了徐医生宁愿相信部分谎言而得到的温情与关怀，看到“小骗子”韦荣推销药品却取得了社区老人们的喜欢与信任， 他们竟可以把存折给他让他代领而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要知道他推销的药品可是没什么疗效的。这真是让肖黎糊涂了，倒是韦荣在照顾肖黎儿子小冬的病的过程中给 了肖黎真实的答案，她看到了人在谎言下的另一面本质。小说对于谎言的探讨是深入的，同时也是迷惑的，它说，谎言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 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充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须”。这个理解通向的是对于人的最终的信念，是这种信念化解了肖黎的种种不适而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 活。
    须一瓜的《义薄云天》(《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写管小健见义勇为，为一女士包被抢而与歹徒搏斗中受伤，但住院后因谦虚而引来一系列麻 烦：一是医疗费无人管，二是被抢女士不出面，三是再如实说明情况时警察已不相信，如此，英雄要自己去找当时的证人证明他的英雄作为，媒体的介入使尴尬的英 雄得到了应有的待遇，而那个叫萧蔷薇的被抢女士也站了出来，并最终与管小健结为夫妻。当然萧女士的另一个婚姻目的是想让她的儿子因有一个见义勇为的爸爸而 在高考时加分。虽然这个动机让管小健的妹妹心有不快，但不管怎么说，管小健还是得到了他的幸福。小说试图探究英雄主义在当代现实中的存在意义，当然最后还 是给了英雄温暖的结局，但是这温暖里也包含着苦涩与无奈。小说家当然不可能是现实问题的破解者，小说家的言说是有限的，但是它在探究社会诚信和古代伦理的 对于“义”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它应有的努力。
    王松《叛徒》(《当代》2010年第6期)以“我”对30年前曾在西郊监狱工作的民警李祥生的采访开始，引入一个对于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故事。 周云被关在001号监室，是被定性的历史叛徒，据说由于她的出卖，致使17名红军被害。但是周云从不认罪，从入狱那天起每天写申诉材料。这时李祥生刚刚大 学毕业分配到监狱工作，好奇的他以个人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核实工作，这种辗转艰辛的外调使得埋在1935年春天的真相日益清晰并最终大白于天下。小 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叙事的推动力，从表面上看，这个推动力是为一个老人平反昭雪，如此有李祥生调查终始的三个被访人的叙述；但找出真相才是这部小说的深层动 力。周云(温秀英)的清白最终还给了她，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个给她安了“叛徒”之名的人却是逍遥法外的真正叛徒，这么多年来，这个真正的叛徒一直生活得 很安逸。幸而历史的书写有正义在，有如李祥生这样的人在，当然，也有误解之上的一个绝对的信念在。王松小说的真正推动力也许正是这个，是这一点让人读之抚 案感叹，荡气回肠。
    畀愚的《邮递员》(《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收入《人民文学》“走进红色岁月”栏目，主人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静安区的一名普通邮递 员。仲良是因地下党员也是邮递员的父亲遭日本人暗杀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邮递情报的过程中他相继失去了他的同事——地下党员也是邮递员的周三，失去了同情 并帮助革命的布朗神父，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革命者秀芬，并在“文革”中失去了他第二个妻子——当时埋伏于敌人身边、为革命传递情报的苏丽娜。仲良就 是在这个环境中将自己锤炼成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他不但完成了组织交付他的一切任务，而且在上海解放时当向导受了重伤，更为彻底的是，解放之后当组织上怀 疑他和苏丽娜的身份，并最终不了了之，只承认他是烈士的儿子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地下党员时，他也没有背叛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仰。小说的后记记述了苏丽娜的 “文革”之死，仲良在妻子自杀的河岸上想到的是所有与他一生相关的死去的人们，想着他们，活着的仲良没有过多的悲伤。他做了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应当做的。 哪怕历史只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小说的这一笔如此有力，让人动容。
    生活艰辛与内心温存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写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心理较量。上海婆婆与外省媳妇之间的斗智斗勇的生活场景，其间不无幽 默、不无心机、不无算计，也不无温情，作家游刃有余地展现了现代市井文化的丰富性。卫老太与儿子卫兴国是上海人，儿子因腿疾而老大了都没有娶妻，卫老太恐 卫家绝后，便张罗着从外地找一个能料理家而又深爱儿子的媳妇。卫老太算计着，先以“保姆”身份考量其持家能力与脾气性情。作为准儿媳妇的姚虹来自上饶乡 村，很快她的灵巧让卫老太看了喜欢。但是情节直转，姚虹过日子的愿望着急了一点，想出了假怀孕一招，却被卫老太发现。这边是两个年轻男女已产生感情而无法 分开，那边是母亲想着不能为儿子找一个说谎的妻子。两个女人展开了心理拉锯战，而最终以卫老太心疼儿子落下帏幕，让步的结果是，姚虹终怀上了卫兴国的孩 子，两个女人的战争也化干戈为玉帛。但在收束处，滕肖澜又抖出一包袱，姚虹的女儿，在上饶老家“满月”。姚虹的秘密是将来把女儿接来。姚虹是卫老太的儿 媳，是卫兴国的妻子，她还是满月的母亲，母亲的算计与关切自然在儿女的身上，日子的最深美丽不正在于此吗？正是母性，让卫老太与姚虹找到了某种共通的东 西，这可能也是生命世代相传的秘密。阿袁《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十月》2010年第4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场景与人物转换到了大学与教授。小说笔 法辛辣，风格颇有轻喜剧色彩，作品条分缕析地分析了顾言的两次恋爱、一次婚姻以及一次不成功的婚外情，并引入经济学原理来对其婚姻进行解读。我深感于作者 对人物性格与叙事节奏的熟练掌控能力，作为一位年轻女作家，其对男性文化的分析也入木三分。东紫的《白猫》(《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写一个50 岁的离异男人和两只猫的故事。父子捡到一只受伤的白猫，从那时起，两人的生活化作了对于白猫记述的日记。日记是爱的产物，也是倾诉的要求。小说写得最为动 人的那一节是已四昼夜没有进食的白猫趴在那里，旁边是“我”的无能为力， “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刹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种亲人病床前的疼惜感觉让人读之心恸。小说的结尾如此灿烂，有黑猫来访，在白猫曾趴过的位置趴下 来，男人明白了“她”的到来，是为了代替“他”和“我”之间的情意！这是黑猫给这个对爱情与亲情都已失望了的男人的答案——要勇敢，要彻底，还要知道传承 与疼惜。
    如果说动物与人之间的情意可能还带有某种特例色彩的话，弋铧的《葛仙米》(《清明》2010年第4期)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艰难年代的亲人与亲人 之间如何相处的世界里。“蒙蒙来我们家的时候，已经快满5岁了”，只一句，便交待了养女与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姐姐蕴蕴也就是叙事人“我”的成长过 程，是与蒙蒙的成长过程构成对比和重叠的。时间上，两个少女的成长错落有致，但由于妹妹的到来，姐姐蕴蕴则不自觉地发生着改变，原因在于家庭的重心由她转 入了蒙蒙，蒙蒙占据了姆妈(母亲)的全部身心。当蕴蕴从外地大学毕业远赴美国求学求职过程中，才得知了家庭的变故，一是蒙蒙的亲生母亲接走了蒙蒙，但这个 事实很快被另一个事实推翻，即，是蒙蒙自己导演了这场领亲。更深的谜底是，在蒙蒙小时候的课桌下面，写着“离开”、“走”，那是一个无法承受家庭全部温情 以及被外人时时提醒她报答的女孩子的心迹。小说最后，在姆妈临终床边，蒙蒙赶到，她的一声“娘”，使得姆妈的眼睛一亮。小说的动人在于写情之时力图表达一 个道理，身体的帮助与心灵的救赎对于双方而言是平等的，施者的给予与共度此生的沟通有着微妙的不同，正如弋铧在创作谈中言：“我想表述的，不是一种委屈， 而是一种人与人能在相互理解之下的感恩之情，能从本性的‘自私’中慢慢认知的一种无私，超越了血缘和亲情的真正能相濡以沫的感情”。我想，这也是文学介入 生活的目的之一。
    桃源梦想与文明理念
    中国文学有关注农村生活的传统，当代乡村也一直没有离开作家的视线。魏微《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致力于对于古老山区的乡土 伦理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抵牾、冲突与磨合的研究，其对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深层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开篇写3位研究生秉承师 命去导师曾去过的边远山村搞调研，那个曾让导师写出“沿河村调查”的、可以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学读本的村庄，其发展的迅速和文化的丰富性使3位研究生对于中 国乡土社会结构的理解与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书本，并成为他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现实功课。这是一部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层面阅读的小说，这部小说之于年 轻作家魏微的意义，犹如多年前的《小鲍庄》之于王安忆的意义。这部小说，可以看做是“70后”作家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个标志，经由这部小说，魏微完成了由 一个关注自我精神的作家向一个关心国民精神的作家的演进。这种研究者的气质的写作，使小说赢得了某种与岁月拼久长的气质，这种气质，一如魏微前作的淡定、 沉稳、平和，但还有一种温润与犀利相交错的东西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在阅读乡土时，把自己也烧进去的那一份理想主义的疯狂。《沿河村纪事》所提供的信息量 之大和主人公经历的传奇性，以及作家对于上世纪90年代乡村致富路的追忆与还原，都使得对于这部小说的梳理与总结可能还要有一个更长的沉淀过程。
    有关乡村的桃源梦是中国文学一直做着的。郭文斌的《上九》(《芒种》2010年第8期)与张惠雯的《古柳官河》(《莽原》2010年第2期)正 是这场梦的延续。《上九》写了正月社火的全过程，在仪程官对诗一项上即可看出作者的民间文化功底。“上九”这个词在当代社会已相对陌生了，它是正月初九的 代称；也不要小看了社火，不要把社火只看做是老百姓娱乐休息或者祈福的仪式，这仪式和唱文中有大义存焉，它的说本与唱词，细细记下来，是成人伦理教育的一 个重要形式，朝代更叠而能够伦理延承，秘密也许都藏在这乡风民俗的潜移默化中，乡村文化所完成的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教育，是在人们最放松的节庆场景与 欢快心境中完成的。所以当儿子六月问爹爹，“唱戏也是舍啊？”得到的回答是，先人写下剧本，是大舍，我们唱，是小舍。所以要写那些劝人为善的剧本，把人带 向光明的剧本。这些对话我以为道出了作家对于包括本人在内的人们的提醒。张惠雯的《古柳官河》是一川流水连缀起的3个故事，它们各自成篇，又上下关联。3 个故事的小标题各是“河水”、“风雨”、“月出”，分别写了3对人的爱情故事：“河水”写秀儿和庆生的爱情，“风雨”写水杏和丰儿的爱情，“月出”写如英 和小周老师的爱情。三份爱情与其标题对仗工整：河水是逝去而不能得的爱情，风雨是波折之后见到彩虹的爱情，月出则是经过了暗夜但最终还是亮光照耀的爱情。 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品味出作者的古典情愫。小说写故乡，在青涩之上，也心静如水、游刃有余。大沙河上有一些对逝去岁月的缅怀，但那忧伤是浅淡的，有着外表平 静与内心汹涌的微妙平衡，温润的诗意丝丝缕缕，浸透纸面。小说语言优美，令人不禁想到《边城》时代的沈从文。作者现在新加坡定居，足见故乡在其心底不可替 代的位置。
    本年度我还注意到胡学文，这个擅写乡村的作家，其另一部写城市的作品让人感念。胡学文《牙齿》(《长城》2010年第3期)对爱情、亲情、家 庭、责任的探讨可谓深入。周枫怀了杜刚的孩子，而杜刚因有病妻无法离婚与之结婚，她便找了一个老实人罗小社草草成婚。罗小社从不知情到知情之后仍一如既往 地爱她、真诚待她，并把她的孩子视为己出。面对周枫对另一个男人不能自拔的爱情，罗小社对周枫的爱情同样不能自拔，以致离了婚，宁愿搬出自家祖屋，让给周 枫母子住，还一如既往地照顾她们母子。当周枫因与杜刚生气而跳河被救后，罗小社为了周枫的幸福，竟去要求杜刚娶了这个等了他20年并为爱情受尽苦痛的女 人。小说结局是杜刚妻子病逝，周枫终于等到了她与杜刚的婚礼，却在婚礼上突然夺路而逃，她无法说出“我愿意”，因为她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在心中代替罗小社 的爱人了，她除了罗小社的家已经无法再建立一个更加温暖的新家。这是一个婚外恋转化为婚内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讲述人是那个叫小刚的儿子，他是周枫与杜刚 的身体之爱的结晶，也是罗小社与周枫的灵魂之爱的见证。他认同于这样的爱情，犹如他认同于他的牙医职业对牙齿生长的认识一样。有些东西是千真万确的，尽管 在开始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关于桃源的梦。
    扎实、稳定、平实构成了2010年度中篇创作的特色，这一年的中篇写作对于过往岁月的精神回望与现实生活的理性关切同时并行，而在这两者之上， 对于真理与文明的探索与对于艺术与方法的开拓也并行不悖，比如，不少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篇叙述的野心，而在另一些作品中，我们又看出了短篇的机巧与灵 活，前者如蒋韵、叶兆言的作品，后者如张惠雯的近作；在对生活的挖掘与对人性的关怀中，我们还读到杨少衡《无所畏惧》、阿成《激情犯罪》、范小青《嫁入豪 门》、白桦《蓝铃姑娘》、郭雪波《金羊车》、迟子建《泥霞池》、陈世旭《姑塘纪事》、刘醒龙《音乐小屋》、陈应松《夜深沉》、计文君《此岸芦苇》、叶广芩 《拾玉镯》、吴克敬《珍藏父亲》、叶舟《姓黄的河流》、赵玫《子规》、林那北《龙舟》、张翎《阿喜上学》、李铁《中年秀》、孙春平《二舅二舅你是谁》、杨 晓升《红包》、李亚《全家福》、肖复兴《乌夜啼》、梁晓声《回家》、夏天敏《村歌》、邱华栋《时间飞鸟》、余一鸣《不二》、曹多勇《家赋》、徐则臣《小城 市》等作品，他们都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的深入读解做出了不凡的努力；而在残雪、薛舒、陈河、田耳、季栋梁、李治邦、野莽、杜光辉、凌可新、陈昌平、罗伟 章、东君、川妮、陈家桥、张学东、杨怡芬、冉正万、傅爱毛、严英秀、徯晗、陈蔚文、夜子、映川、甫跃辉、李云雷、南飞雁、肖勤、王棵、赵大河、肖江虹、王 秀梅、叶子等人的中篇小说中，有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困惑，也有情感与理智碰撞的冲突，他们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所达到的高度不尽相同，但这份对于当代生活的思索 弥足珍贵，它们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表述与精神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