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充闾先生的这部散文新作，掩卷后的最大感想是作者与所写对象之间的相称性。由这样权威的作家来写这样权威的历史人物，可谓正得其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冥冥中的文化选择。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曾写过一匹夜色中的“黑马”，说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实际上，历史事件及其过程，历史人物及其命运，也都像这样的“黑马”，总是在寻找和等待与之相称的题材驾驭者。作为现代中国最富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之一，有关张学良将军的文本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至少从我的阅读范围看，这部《张学良人格图谱》从思想品位、历史视野到文学境界，都无出其右者，甚至是比其他作品高出了许多。通观全书，我们感到这几乎是对张学良人格形象的一次重塑，对所涉及的现代史实的一次重写。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引钱谦益《复尊王书》中所言以表明他的治史思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嵦百世”。对于张学良将军，王充闾先生就是这样的明眼人、慧心人，他这种接通“心史”的散文写作，很多方面都是发历史未发之覆。而且，与他写历代帝王以及曾国藩等历史人物不同，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了张学良人格中的悖论和某些人性中的内在紧张，但主要的思路还是同情了解，体悟认同，并自觉融入了作者自身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表现出十分亲和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1、“呐喊”与“流言”
    鲁迅评《儒林外史》的结构，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这部散文集，因为集中写一个历史人物，读起来却是颇同长篇的结构。作者几乎像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样，从不同侧面勘查、揭秘、披露、解码、读解、诠释、呈现了张学良的人格形象与心路历程。他不是“人格神”，也不是仅仅用“千古功臣”或“民族英雄”这样的命名就能一言以蔽之的意识形态符号，他的人格是鲜活的、具体的、道成肉身的。这是一份细笔勾画的“人格图谱”，近看凄美、远观顽艳，有明有暗，有深有浅，传达了况味别传的命运感。
    命运感是叙事作品难能可贵的美学标志，而历史文化散文，虽并非以叙事为旨归，却有时也能抵达。
    这与其说是出自一种叙事策略，不如说是来自一种史学传统，那就是以人为本，知人论世。尽可能地贴近主人公的人格心性，生活细节，身世命运，特别是注重揭示历史人物之间的深层关系，对在以往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以成定势的“张学良叙事”或“张学良神话”进行重思和重构，从而释放出被宏大的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所压制与排斥的精神意义，重新激活历史叙事中“人的存在”与“人的命运”主题。换言之，也就是以小历史照亮大历史。
    这就如同是在鲁迅式的“呐喊”中加入了张爱玲式的“流言”，于是就显现出迥然不同的叙事气质与风貌。
    这是一些历尽劫波、面对沧桑的散文，如《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四重奏》、《夕阳山外山》、《别样恩仇》、《良言美语》等，把张学良与周恩来、与郭松龄、与蒋碧云、与蒋介石、与宋美龄等同时代人的复杂关系旁逸斜出地铺陈开来，而每组关系都是历史大旋律中的小插曲，时代大剧情中的小故事。正是这些小插曲或小故事，让许多为人熟悉的史实都被不同程度地陌生化了，情形仿佛是这样：在辽阔的历史风云中，那些个人化的爱恨情仇的“海燕”在骄傲地飞翔。
    《您和凤至大姐》是用第二人称讲述，显得奇崛而突兀，但感觉又恰到好处，包括语言也是出人意料、别有意趣的：“您已经实现了‘红尘觉悟’，百年风霜历尽，万事秋风过耳。”张学良无论是在戎马生涯中，还是在幽禁岁月里，夫人于凤至总是他身边“有凤来仪”的存在，贤良恩爱自不必说，聪慧助力更应难忘。但其晚年，张在台北皈依基督教，以举行洗礼要求须一夫一妻的戒律为由，致信大洋彼岸，恳请于凤至同意离婚，以成全他与赵一荻的合法关系及他本人皈依之志。这封信和于凤至肝肠寸断之后写给赵一荻的感人至深的复信，仿佛支撑起了某种情感教堂，让一个中国式的“人间圣母”形象潸然纸上。读这篇散文，会让人感到一种奇特的张力，既是关乎情感的，也是关乎信仰的，其间所存在的悖论之处或许也可以在《圣经》和宗教批评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如果有谁要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关于张学良的晚年皈依及其和于凤至的忍痛分手的史诗应该是值得详述的一笔。但这里不可通约也难以还原的悖论在于，主张“神是爱”并以“神主动寻找人”为标榜的基督教，其教规和戒律何以会如此铁面无情？一个普适性的宗教不应该没有历史主义，不应该拒绝考虑个人历史的特殊经验和特殊境遇。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张学良本人的问题，赵一荻、宋美龄的问题，还是台北某个迂阔牧师的问题？或者问题就在基督教内部。詹姆逊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事物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前者是从境遇出发，后者是从结构出发，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基督教的戒律中，可能也同样存在着这类张力，从境遇出发，还是从结构出发？总之，“英雄儿女各千秋”的张学良，到晚年归于宁静的信仰，所谓“观沧海，品幽兰，读《圣经》”，这无疑让他的传奇人生曲终奏雅，余音袅袅，但于凤至在异国他乡寂寞无助的凄凉守望，却总似在一幅宁静的画面中凭添了几分凝重。或许历史就是这样，当新的史实被揭秘后，更新的史实已在被揭秘处等待着更新的揭秘，如此层出不穷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就是历史写作的激情和趣味之所在。所以，当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提出张学良是“中国的哈姆雷特”，他就应该更进一步，将于凤至发现为某种意义上的“欧菲利亚”，哪怕仅仅是从诗化历史的目的出发，这样说也应不失为洞见。我们可以设想这位从关东黑土地走到美国洛矶山去的中国夫人，在垂老之年接到那封书信的伤痛心境，恰如被称为“不幸爱情的歌手”的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写的那样：“寂静就像欧菲利亚，通宵为我们歌唱”。
    
    2、历史与人的“文化诗学”
    综观王充闾这本散文集，可以说既是通过人来写历史，也是通过历史来写人。全书的基本视角有二，一是主体间性，二是文本间性。不仅有人格互衬的揭秘、爱恨情仇的披露，也有对历史文本的重组与重构。作者对大量的、繁复的史料或历史文本，不是泛泛的引述，而是注重其差异和变体，充满了异质性和多样性。这样的特点，因为是如此的鲜明，我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新的历史建构方法的自觉，或者说是对“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认同的自觉。
    文化诗学在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前，它首先是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写作的方法。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到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这种新思潮就是要挑战和消解以往历史观中的本原论和目的论的两大迷思，用海登.怀特的话说，历史中必有虚构，是叙事话语问题。也正如克罗齐所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历史总是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以往的情况是，人们往往忽略重建整体历史语境的困难，偏信某一语境或某些语境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排斥了其他语境。因此，所谓“新历史主义”，就是强调关注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提醒人们注意产生文本的历史语境，阅读不同种类的作品、文件，特别注重历史中的插曲、奇闻轶事、偶然事件、不可思议的情境，把这些视为历史中的诗学因素，并以此来挑战既定的历史陈述，就像以诗的语言来挑战语法和逻辑的规则。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应该说从一开始就在叙事方法上与新历史主义的思路不无暗合之处，而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表现似乎更为突出。这些历史散文对不同类型的历史文件乃至口述历史的引证和发掘，很多是前所未有的，并能引发读者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杰姆逊说：“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主要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无意识”，而这种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发掘和“文化厚描”，无疑是扩展了我们历史想象的空间，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无意识。
    这种立足“诗学”的历史叙事与言说，它的直接效果有两个。一是对以往有关张学良及其同时代人的民族主义叙事模式、爱国主义叙事模式有所突破，从而让张学良的形象从“个人忍受历史”的情境中脱身而出，显示出经过重塑的文学形象的价值。或者说，在接受过程中，读者会和作者一样，主要不是关心他所参与的历史事件，而是关心他所遭遇的“存在事件”。这正如米兰.昆德拉所理解的小说精神，那就是反对“存在的被遗忘”。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诠释和民间传奇，到存在本身的歌唱和生命本身的言说，这使张学良及其同时代人的形象不仅丰富化了，而且也陌生化了，他成了一个生命见证历史的象征，就像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里面的主人公，他穿越世纪，怎么也无法死去，就那样在历史的棋盘上悠然地下着跳棋。
    第二个效果是对历史可能性的重新打开。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的一个主要启示，就是不再追求所谓的历史权威性和必然性，而更关心历史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大事件可能肇始于小原因，小问题可能导致大风暴，这样的认识或体悟在书中显然有很多例证。如《尴尬四重奏》写郭松龄反奉及其最后战败被戮的内外情由，就堪称偶然性的文本，所谓世事茫茫难料，人生前路多歧，正是战前看似微小偶然的决策失误，导致了郭的可悲的败局。而杨宇霆公报私仇，矫命把郭夫妇就地处决，又不经意地为自己后来成为东北易帜的祭旗者埋下了伏笔。《别样恩仇》写张学良为蒋介石逝世所写的挽联，白纸黑字却未必传达内心款曲，某些顾忌、某些堂皇，以及时过境迁等情由，这些貌似散淡的推想，却表述了对历史文本权威性的质疑。历史的偶然性关联着历史的可能性，这些散文的基本修辞就是隐喻和设问：假如张学良当年不对蒋实行“兵谏”，那他们的关系又会怎样？或假如蒋在“西安事变”后信守承诺，不囚禁张学良，那张学良的历史作为和功过定位又将如何？等等。都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的假设往往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并通过人更好地理解历史。哲学家萨特曾评论过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代表作《愤怒与喧嚣》，他不赞成书中主人公昆丁父亲的说法：“人是他一切不幸的总和”。他说恰恰相反，“人是他还没有而可能有的一切的总和”。的确，人是为可能性活着的，并由可能性确定其本质。而正因如此，可能性也是历史叙事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维度。无论是对人而言还是对历史而言，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也许更值得记住：“可能性高于现实性”（Possibility is higher than actuality ）。
    
    3、面对历史的文化之盾
    晚年的张学良旅居美国。《人生几度秋凉》中写他在夏威夷的海边，风轻浪软，余霞散绮，“老将军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作为散文写作，这显然是接近于小说的笔法，真实与虚构之间，传达了象征的意蕴。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思念他离开多年、始终未归的彼得堡，创造了被称作“幻归”的精神主题，就是在幻想中回到故国家园。设想张学良的一去不返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在晚年的情境中，他该有几多“幻归”，自是不言而喻。但所谓“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在《鹤有还巢梦》中，我们又看到他有多少无奈。
    张学良一生的历史，是抗争的历史、幽禁的历史、流放的历史，同时也是乡愁的历史。但要写出这些，哪怕仅仅要写出他的乡愁，都是想当沉重的话题。但是，读完《张学良人格图谱》中的诸篇，读者却能获得许多“轻快”的感受，这在作者散文写作的固有优长之外，我觉得是一种新的特质。
    尼采说：“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把一个普通话题改造成许多天才的变体，把通俗的曲调升华为普遍的象征，表明在一个由深度、权力和美构成的世界上都存在着什么”。如果说，尼采的这种说法是就历史的诗化而言，显得有些晦涩和抽象的话，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新千年备忘录》中的观点可能更贴近文学本身的思考。《新千年备忘录》另题为《美国讲稿》，其中的第一讲就是“轻与重”，在他看来，“轻快”不仅是某些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而且简直可以看作是一个美学的乃至哲学的范畴。他以卡夫卡的小说《煤桶骑士》为例，一个人在冬天没有煤烧，就拎着煤桶出去讨煤，但煤店老板不肯给他，他于是就骑着煤桶飞走了。卡尔维诺对此阐释说，煤桶越是装满，就越不可能飞翔，这就是轻快的意义。这样的阐释，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离题，但离题又恰好是卡尔维诺所推崇的策略。他说：“如果直线是最短的距离，那么离题可以拉长它。如果离题变得足够错综迂回，说不定死亡也找不到我们，时间本身也会迷路”。
    实际上，在我们当前包括历史文化散文在内的某些文学写作中，这种“轻快美学”和“离题美学”的自觉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这种思考与中国传统的“性灵”说可能是相通的，但显然更接近现代叙事学的内涵。在《张学良人格图谱》中，也正是这种离题的文本策略产生了轻快、灵动、不拘一格的审美效果。比如叙述人称的转换，元叙述的采用，作者个人记忆的重现，戏剧性场景的介入，小说虚构性的借鉴，在《您和凤至大姐》、《尴尬四重奏》、《梨园情》、《猛回头》、《九一八，九一八》等篇中均有出人以外的表现。特别是《不能忘记老朋友》一篇，从写张学良转到写周恩来，这种悄然流转的离题与枝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以轻快的感悟拨动历史的记忆，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卡尔维诺把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故事变看作是关于文学写作的寓言。他认为，历史和现实就像是神话中美杜莎的目光，你直视它就会被它石化，所以谁也杀不了美杜莎。唯一能斩下美杜莎头颅的是珀尔修斯，他穿着飞行鞋，并不直视那个女妖的面孔，而是透过铜盾的反射去看她的形象，这样他就完成了对美杜莎的征服。在卡尔维诺看来，“珀尔修斯的力量永远来自他拒绝直观”，他的“铜盾”则是他获得这种力量的保证。
    可以说，每一个出色的作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奇妙“铜盾”，而对王充闾而言，他的“铜盾”就是他的特殊的文化素养，丰富的阅历与深厚的学识，使他可以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领域不断有所拓展和创新。实际上，当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和解析他的作品的时候，应该主要不是指他的理论关怀。写散文和写诗、写小说是不一样的，诗人或小说家有可能直接从理论观念的接受出发，从而在借鉴的基础上写出后现代诗歌或新历史主义的小说；但散文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素养和学识，仅从形式上要有所创新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正是因为他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广博的吸收，王充闾的散文才具有了独特的、中和的、与自我性情相关的“文化诗学”的景观。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对“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的经验认同，他的作品在审美意蕴上也就自然会走向轻快、愉悦的文本特征，因为从理论上说，这样文本特征恰好是由新历史主义的思想逻辑所决定的，也是新历史主义文学写作的基本共性。而在此共性中的个性表现，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在散文家王充闾艺术经验的创新转换中，《张学良人格图谱》显示了文化之盾的光芒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