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09年的长篇小说，作家们关注现实、关注生活，“时代生活”在长篇小说的书写中突出、膨胀、铺天盖地。然而，这“生活”又是惊人地一致，单向度的“时代”在一再的书写中消除魅性，在喧闹、反复的言说中，有丰富心灵和内省精神的“人”开始退场。
    关注度最高的小说
    本年度，刘震云完成了《一句顶一万句》，重新回到“河南延津”的立场，实现了自身写作的又一次转型，受到广泛关注。在评论家看来，《一句顶一万句》“向我们习惯的小说思维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那么，这部小说究竟要表达什么？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成为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孤独，在文学世界里并不罕见，杨百顺们的孤独却是要寻找一句话，“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这就是刘震云所谓的“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也就是说，“说话”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没有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方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方面。小说采用了拟话本的形式，仿佛有一个叙事者/说书人控制着话语的走向。小说语言洗练，从容不迫，又缠绕回环。刘震云大量采用了“不是……也不是……而是……”的句式，形成了一咏三叹、回环往复的语言效果。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语言实验，也有人表示不满。孰是孰非，《一句顶一万句》将会接受文学史的考验。
    今年，海外华文文学正在引起主流文学界的关注。《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了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又在第12期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金山》具有史诗性的架构，从广东省开平县和安乡自勉村写到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从同治十一年写到了公元2004年，通过方氏家族的盛衰流变，写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坎坷历史和血泪人生。有评论家指出《金山》对于当代文学的两点重要价值：一是题材价值，这部小说将成为华人移民史题材上绕不过去的存在；二是方法论价值，张翎用看似朴拙的方法再次复活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莫言的新作《蛙》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蛙》以“姑姑”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实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在小说中，“姑姑”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她是一名妇科医生，有精湛的医术和医者之心，在与“老娘婆”的斗争中拯救了许多婴儿的性命。然而，她又是计划生育政策坚定的执行者，残害了多少没来到世间的婴儿的性命。救人与害人在“姑姑”身上激烈冲突，勾勒了她传奇的一生。“蛙”和“娃”的关联，构成了小说的意义内核。小说由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以及由这五封信引出的五段小说构成，最后一部分是一部戏剧，几部分构成了互文的关系，开拓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西藏，西藏
    关于西藏的书写，是当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题材高地。至今仍有神秘感的西藏地理与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叙述与想象的自由。
    范稳的《大地雅歌》延续了《水乳大地》《悲悯大地》的风格，显示出了长篇小说在厚重上所能达到的限度。宁肯的《日光之城》是一部精神之书。青年哲学教师王摩诘从生物学走向哲学，马丁格从生物学走向宗教，马丁格的父亲弗朗西斯科老头，一位怀疑论哲学家，到了西藏，与儿子进行的对话深邃而迷人，这一切与西藏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与这片土地是契合的。从形式上看，他创造性地将学术体例引入到小说创作中。譬如，遍布行文间或长或短的注释，大大开拓了小说的容量。注释的出现，使小说的结构和叙述复杂而富于变化，形成一种层叠式的结构。后面部分对前面部分的重复叙述，不仅不冗余，反而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以格萨尔王传说为蓝本，以个性的语言和叙述方式重述了格萨尔王传说。作为“重述”的文本，阿来赋予了这部小说新的元素。第一，他采用了两条线索交叉推进，过去、现在、未来三条时空线索交织在一起。第二，他将格萨尔王这位战神一般无敌的君王形象还原成肉身之人。这位传说中的天神，也会为了人间的生老病死而感到痛苦，会因为胜利感到虚空，会时时觉得厌倦，为人间心魔的不断滋生而觉得无能为力。在格萨尔王的感喟中，人生的空茫感扑面而来，小说的世界因此深邃而迷人。
    为浩大的“时代”作证
    瞬息万变的时代，给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提出着问题。200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证明，浩大而零乱的“时代”在长篇小说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我们能从长篇小说里感受到这个时代丰富的侧面，以及作家们对于这个时代复杂的感受。
    周梅森的《梦想与疯狂》讲述了资本时代的“三剑客”的传奇之旅，描绘了资本人格在现代中国的大舞台上孕育自我、展示自我的过程，元气充沛，姿态凶猛。无独有偶，王刚也将视线对准了社会转型时期资本的原罪、艰难和顽强。《福布斯咒语》讲述了地产商冯石的欲望与焦虑。他对金钱有着极度的渴望和贪婪，在光鲜的外表后面，是极度的焦虑。王跃文的《苍黄》在中国基层政治层面展开叙事。有人认为，“《苍黄》是一部关于‘怕’的小说。这些‘怕’，是我们人性中更为细弱的部分。回到‘人’，回到纷繁复杂世界中人性的纠结是王跃文对‘官场’题材小说的正本清源，也是对它的贡献”。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给了长篇小说以新的题材，但也给出了巨大的难题。有评论家认为，面对新的内容，比如新兴的富人阶层，作家们还只是匆忙的记录者，还来不及从容审视，难免让读者误以为他们欣赏物质财富对精神世界的冲击，引来争议。相比之下，对于底层世界的书写，自2005年以来已然蔚为大观。
    王十月的《无碑》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代打工者在历史巨轮下辗转的声音。王十月选择了李保云，这个有着一脸胎记、被歧视性地称作“老乌”的人作为标本，剖析了打工者所承担的汗水与血泪，以及他所面临的种种生活疑难。同样是写底层小人物，刘醒龙的《天行者》将一群行将被我们遗忘的人群——农村民办教师推到文学的前台。十多年前，刘醒龙以一曲《凤凰琴》，唱响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却又抵挡不了强大命运的悲歌。今年，刘醒龙续写《凤凰琴》，围绕界岭小学几位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将民办教师的生活困境与复杂的内心际遇一一展开。刘醒龙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展示“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也的确将这群无名英雄的形象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如果说，这些小说都选取了当代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加以描绘，王小鹰的《长街行》则跨越了30年的时光，将小街上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生活轨迹同大上海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历史变迁的风情画卷，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独特文化的艺术展现。在丰盈的日常生活细节基础上，王小鹰写出了真实的善良的人，温润、优雅。
    寻找迷失的“自我”
    我们为外面的世界目眩神移，然而，关于自己，我们又知道多少。本年度，一部分小说致力于探讨“我”在这个世界的遭遇。人的孤独与脆弱、人的欲望与恐惧、人的爱与死、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长篇小说不能回避的重要命题。
    苏童的《河岸》是一部发现“我是谁”的小说。在《河岸》里，人的身份变得游移不定。库文轩曾经被认定是革命先烈邓少香的儿子，这个由光辉灿烂的革命叙事背景构筑而成的家庭拥有令人艳羡的一切，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调查组的进入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库文轩带领儿子库东亮从岸上撤退，自我放逐，开始了河上的生活。特定历史时期人的荒诞命运在少年的视角里晦暗不清。《河岸》的主题是含混不明的。有人认为，“《河岸》集合了苏童小说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对于历史的个人解读、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还是对于少年青春期特有的孤独与困惑的描述、对于人生变幻的唏嘘，《河岸》以它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混杂的面目，超越了以往苏童小说单一的解释角度”。
    一些作家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找人的存在本质。虹影的《好儿女花》在母亲、我、女儿的关系中发现生命的秘密。她勇敢地面对亲人的不堪与羞耻，面对自己的隐私与秘密，也就是面对人性深处的黑暗。艾伟的《风和日丽》则将杨小翼的命运置于她和父亲的关系中来理解。从误认、寻父、审父到最终与父亲达到精神上的和解，她终于认识到，她在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取消过“父亲”的形象，这形象一直以某种方式作用在她的精神深处，成为她潜意识的依靠。一代人在对血缘伦理的追问中完成自身的成长，并实现了对革命化历史的认同。于晓丹的《1980年代的情人》也将目光定格在那个在讲述中不断被诗化的80年代。小说通过正文的视角，叙述了毛榛与正文、正武与老师的爱情故事，展示了那个年代的情感故事。李东华的《桃花鱼》通过对两代人的婚恋描写，表达了作家对爱情、婚姻的思考。
    翻阅2009年的长篇小说，我看到了作家临摹生活的热情与努力。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炫彩流金的一面，看到欲望如何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心灵，看到流畅的、光滑的叙事使艺术难度大幅度降低。然而，有着鲜活个性与丰富心灵的“人”却消失不见。我们看到的，多是类型化的人。当作家们脱离了各种各样人的活动去表现时代的面目时，这“时代”又将是多么苍白与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