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在这六十年间，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令人瞩目的。中篇小说可以说是和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1949年10月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的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此后，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也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过，中篇小说的真正崛起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而它在新时期崛起的内在根据则在于它的文体特点适应了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形势的需要。
    中篇小说在新时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它文体的最基本特点：比长篇小说短、比短篇小说长，内容含量适中。新时期伊始，对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被剥夺了写作权、发表权的中国作家来说，中篇小说的这一文体特点正好适应了他们急于倾诉的心理需求和文学需求。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它规模宏大，人物众多，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艺术构思过程和创作过程，难以满足作家在短时间里出作品的需求。短篇小说是剪裁的艺术，它剪裁生活的横断面，以灵巧取胜，概括社会生活的容量有一定的限制，难以包容作家们在十年浩劫中积攒下的太多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而中篇小说由于容量适中，则恰恰适应了当时中国作家厚积薄发的创作需求。比短篇小说长，使得它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情节和人物，表现一定时间长度的社会历史生活；比长篇小说短，又使得它无须在结构艺术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才力。正是由于中篇小说这一文体上的优势，所以它一经崛起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向了新的深度，如《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而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到中年》、《黑骏马》、《人生》、《迷人的海》、《美食家》等等。一时间，中篇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几乎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篇小说文体特点的第二个优势是它便于艺术创新的实际操作。任何艺术形式的创新，都需要一定的内容基础。内容含量过少，形式上的创新就会因为内容基础的薄弱而流于肤浅；而内容负担过重，又会使得艺术创新举步维艰。而中篇小说就避免了这两方面的障碍。相对适中的篇幅既为艺术创新提供了内容基础，又使得艺术创新能够比较灵活地展开。从《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以及马原、洪峰、残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尝试，到《小鲍庄》、《爸爸爸》、《棋王》以及贾平凹、李杭育的文化寻根，再到莫言、孙甘露、余华的新感觉，又到刘震云、方方、池莉的新写实，每一次小说艺术创新的浪潮中，都有中篇小说的代表力作。当小说创作由于过分迷恋文体、技巧试验而一度疏离了读者之后，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发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成为最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陈应松、曹征路、杨少衡、荆永鸣又以他们的中篇小说新作享誉文坛。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在形式上的几次突围和回归都能做到出入自由，正是得益于它文体灵活的特点。
    中篇小说文体特点的第三个优势是它既易于掌握又易于产生影响，因而对作家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中篇小说的文体兼及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方面的特点，能够给作家以情节、结构、场景、人物、细节等多方面的训练。在中篇小说里，作家不仅可以显示他剪裁短篇小说的才能，也能操练他结构长篇小说的本领。有些作家同一题材的多部中篇小说常常会自然地具有长篇小说的素质，如叶广芩的《采桑子》、陈启文的《河床》就都是在数个中篇小说的基础上集结而成的长篇小说。新时期以来，大多数作家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几乎都是中篇小说，读者常常是通过一部中篇小说知道了一个作家。《人到中年》之于谌容，《棋王》之于阿城，《透明的红萝卜》之于莫言，《大厂》之于谈歌，就都有着这样的意义，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家成长历程中的第一块里程碑。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些中篇小说作家在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之后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仍有不少作家一直坚持中篇小说的创作，还有更多的作家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而这也正是中篇小说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