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其它创作方法，惟现实主义独尊的意思。但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还不是指文学对自然的忠诚，它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典型化原则，整体性原则等等定义性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质素，那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实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固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哲学和文学的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对于全国的文学界，一九八五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等。在全国其它刊物，还有许多重要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梁》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复活了游魂。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内在的现代性，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已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其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化更深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和网络化的大面积覆盖，城市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就文学来说，生产机制的变化和媒介、热点的转移，有目共睹。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人的再发现，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曾有过人的三次发现之说，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凡庸作家的标准。因而，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 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我们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没被发现呵。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有一些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
    在今天，我们同样不能不关心文学的处境问题。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无法想象的。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其生存发展的必然性。但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比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像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书，正在创造发行奇迹)。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何在？究竟是向这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力量，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份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文学越是不可替代，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道德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我所谈到的几点也仅仅是就存在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摘自中国作协29日在京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