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高翔先生的新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欣喜赞叹之余又感慨联想颇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话》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重写现代文学史应重视“强烈的地方味”的全新命题[1]；到了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更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2]。200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不仅对区域文学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还提出了“区域文化——文学”概念的理论建构问题[3]。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曾发出过这样的强烈质疑：“除一些优秀之作外，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模式，大多停留在文化的外围，或浅尝辄止、雷同泛化，或大量堆砌材料，缺乏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关注。” [4]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因此而去否定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高翔先生正是以自己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继《东北新文学论稿》和《东北现代文学史论》之后，又推出了《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回答了学界对区域文学所持有的种种疑问。我们从这部新作中看到了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重大疏漏，发现了现代文学地方色彩的艺术魅力，了解了区域文化别具一格的表现体征。与此同时，高翔先生本人那种凝重而深情的故乡执著、睿智而敏感的批判理性，也都清晰明确地充溢于该书的字里行间。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以下简称《文学世界》）一书，其最令人瞩目关注的理论特点，就是作者对于“黑土地文学”谱系的认真梳理。作者将他所理解的“东北文学”，从作家身份确认的角度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出生和生活在东北的作家所创作的反映东北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二，非东北籍作家但长期生活在东北的作家创作的以东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三，非东北籍路经东北的作家创作的反映东北社会生活的作品。”从作品艺术风格的角度又分为两大流派：受欧美和日本影响的“南满文学”，与受苏俄现实主义影响的“北满文学”。这一文学谱系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信息：像穆木天、萧军、白朗等人的早期创作，是如何汲取苏俄社会主义文学的精神养分，最终促使他们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道路；像舒群、李辉英、骆宾基等人的小说作品，又是如何以东北古老的“太阳崇拜意识”，筑就成了他们自身的“阳刚本质”与“洪荒大野之气”。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中，“东北文学”自然是流光溢彩的独立章节，但往往只局限为那么几个“进关”发展的东北作家；而“东北文学”的自然母体，以及“东北文学”的真实面貌，几乎都遭到了编写者们的悉数遮蔽。所以，《文学世界》以其精辟的分析与生动的描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东北文学”的原生状态——作者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大量过去为我们所不熟悉，但却坚强地擎起“东北文学”大旗的优秀作家，如金小天、山丁、林珏、秋莹、袁犀、古丁、沫南、爵青等人；同时，作者也非常注重去客观探讨李尔重、草明这样的非东北籍作家，他们在其创作中对东北文学精神的接纳与承载，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东北“文学世界”！
    《文学世界》一书的选题与写作，应该说是作者精心思考的必然结果。从书中的第八章“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来看，作者对于以往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东北现代文学著述的基本理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研究五十年的客观评价，以及21世纪初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登高展望，都充分表达了作者力求超越前人的气魄和智慧。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5]⑸高翔正是如此。参与东北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持之以恒不断创新者却寥寥无几。《文学世界》并没有孤立地去阐释“黑土地文化”的独特性，相反根据“沦陷区”文学所特有的时间与空间性质，作者通过设专章去同“华北沦陷区”文学进行比较，进而凸现“东北文学”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第四章“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写得就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如“东北沦陷区”小说彰显“民族正气”，“华北沦陷区”小说追求“乡土意味”；“东北沦陷区”散文张扬“斗士风范”，“华北沦陷区”散文讲究“平和人性”；“东北沦陷区”诗歌呼唤“粗犷野性”，“华北沦陷区”诗歌侧重“形式技巧”等等。正是在这种视野开阔的比较研究当中，“东北文学”的文化品格才会在我们的眼前熠熠生辉。过去人们恐怕只注意到了个体作家的风格差异，而高翔先生却以他的深度思考，大大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广阔疆域。第一章“东北现代中篇小说论”和第五章“东北现代文学文本分析”，我们尤为喜欢且受益匪浅。这两章给人的阅读印象，就是要提炼“东北文学”的艺术精髓。作者既论述了萧军、白朗、端木蕻良等人在东北期间的小说创作，更是论述了金小天、梁山丁、袁犀等不被人们所了解的东北作家的代表之作；其中对“小天体”的艺术风格及梁山丁《绿色的谷》的精彩分析，不仅使我们感到了“东北文学”的雄厚基础，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天空补白”。第三章对“东北现代文论”的梳理，第七章对“现代传媒与东北现代文学”兴盛关系的辨析，又从理论层面和传播渠道论证了“东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其内涵之丰富与理论之厚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资料翔实也是《文学世界》的一大特点。高翔先生长期以来都在从事与东北现代文学相关的教学研究，他似乎对“东北文学”的资料整理与收集，有着一种“情不自禁”的个人嗜好。仅就《文学世界》附录部分的1919——1931年“东北现代文学史纪”而言，它所总结出的13年间大大小小的东北文学事件，足以看出绝非是一日之功可以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的万般艰辛，自然也给作者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奇发现，如他在《盛京时报》上所发现的陈学昭那些早期新诗，就对《陈学昭文集》具有订补作用，并为人们研究陈学昭的文学道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通读《文学世界》一书，我们得到这样一种深刻体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就大力倡导“重写文学史”，可是时间过去了近20年，人们除了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去进行改造翻新，我们迄今也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成熟之作。究其根因，无非是前人的局限决定了我们的局限，他们的偏见又造成了我们的偏见。比如说由于当时“京”、“海”两派文学主宰天下，故“京派”与“海派”文人就分割文坛，从而使大量没有在“京”、“海”两地的文学作家倍受冷落；而我们现在的学者仍旧按照传统思维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按照历史成见去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故“错误”与“遗漏”也就可想而知再所难免。随后而起的“区域文学史”写作热潮的蓬勃兴起，的确是具有“查疑补漏”、“添砖加瓦”的矫正功能。但这些所谓的“区域文学史”又“各自为阵”、“自我中心”，表面上在那里强调地方特色而实际上却流露着本位思想，故也难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缘轮廓。高翔先生的《文学世界》一书的出版发行，无疑会给当前学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参考思路——“文学”与“世界”的主题立意，就是要打破了区域文学的保守封闭性。“东北文学”固然有其自己独特的文化品味，但它却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者正是从这一认知角度出发，将“出关”与“入关”、“关内”与“关外”联系起来通观考察，充分肯定了现代文学对东北作家的深刻影响，也生动描述了东北作家对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令人读后绝不会产生任何隔膜与陌生的疏离之感。我们相信《文学世界》一书表达的只是一种学术真诚、一种学术理解，它以历史“真实”去重新还原文学“历史”，而不是以抽象“概念”去主观臆造历史“想象”的科学态度，值得引起我们学界同人的自我反思。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1期。
    [3]黄良：《文学与文化的新视角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会讨论会”述要》，《重庆师院学报》2002年2期。
    [4]邓伟：《质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韶关学院院报》2005年2期。
    [5].转引自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