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曾作为现当代重要“主流文体”之一的短篇小说走向“边缘”，日渐衰落，仿佛一个“时代的孤儿”，遭到冷落，这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职业评论家，短篇小说的阅读接受和研究，一如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命运，凄楚冷清，境遇尴尬。人们都将对文学关注的目光移至长篇小说上，在年产近两千部的长篇小说中耐心地翻检、寻觅着其中不超过十部的“排行榜”和可能成为“经典”的篇章。我知道，这种文体，二十多年来始终如此倍受青睐，似乎这是当代文学能够继续生长的希望所在。两者如此明显的差异，常常令我们迷惑，引发我们的感慨和思索。那么，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在这两相比较中，我们开始认真地考虑两种文类之间的微妙关系，探测它们与我们时代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的内在联系。于是，我们会发出诸多的疑问:曾经屡屡辉煌的短篇小说究竟怎么了？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什么？短篇小说的存在，难道真的需要依靠什么信念支撑和理论求证吗？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长篇小说的时代，短篇小说就一定要滑出人们的视野，淡出“中心”、流落边缘吗？这一切，源于短篇小说自身水准的沦落，还是这种文类的存在已经到了其必然衰落的大限？它在历经辉煌之后缘何走进了自己的困境？短篇小说与长篇的“病象”有多大区别？进一步说，在今天，短篇小说的写作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如何才能恢复短篇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尊严？出于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特别的喜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开始注视短篇小说的生长状态，并为此深感烦忧。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建法兄发给我的这三十多个短篇小说。像往年一样，这些小说，是他从上百种文学杂志中的数百篇短篇小说中精心遴选出的作品。我相信建法兄苛刻而锐利的“法则”和“法”眼，任何作品都难以逃脱他审慎的批评姿态。我清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守着“纯文学”的立场，他对文学本身的崇敬之意、赤子之心和经验累积，常常使得他的判断超越我们大家的共识。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学局面，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二00七年短篇小说的基本面貌，更是目前文学最清晰的存在形态。也正是因为他这种“个性化”的评判视野在，才使我们的阅读和欣赏避免僵化的思想，保持新鲜的活力，使我们对喧嚣的文学现场葆有必要的信赖或警惕。
    特别是这一次，在仔细通读了这些幸运地进入“法”眼的、代表了二00七年度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文本之后，我对我们时代的短篇小说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也对那些用心投入短篇小说写作的作家们充满敬畏之心。更由此看到了这些优秀作家坚定的内心和当代短篇小说的希望。我有充分的理由说：短篇小说活着！短篇小说，并没有缄默。
    实际上，当下人们最为忧虑的是，短篇小说是否还有人阅读，因为这关系到短篇小说如何得以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还是短篇小说写作的问题。显然是今天的短篇小说生产机制出现了问题。其实，这已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问题和现象。经常有人引用美国作家厄普代克二十年前的话来描述短篇小说的命运，说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像是打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缄默的年代”。○1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也普遍呈现短篇小说凋敝的状况。短篇小说的写作、出版、阅读已不经意间陷入一种令人惊异的尴尬境地。写作、阅读之间也出现了莫名的龃龉。缄默，成为短篇小说甚至整个文学写作的实际样态。显然，文学外部环境的深度制约、干扰着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生产活力。我们近些年方才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我们长达十几年的社会物质、文化、精神、娱乐的巨大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在专注物质水准和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同时，整体上忽略了对自身新的文化标高的需求。人们文化兴趣、阅读兴致的分化、分割，造成文学阅读群体的减少。这也从一个侧面造成小说市场尤其短篇小说需求的大幅度下滑，这就大大减弱了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热情和动力。因此，我们说，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乃至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之一。的确，短篇小说的写作在我们时代是要祛除功利之心的。作家张炜曾说过，一个短篇小说不繁荣的时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时代。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取向和审美判断。尽管人们的兴奋点已经分散，小说在这个社会的整体分量也已经大不如前，但艺术家、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永远也不会终结。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一些作家对这种文体的自信正在渐渐丧失，他们将自己的写作才华付诸影视和图像的事业，或者走向媚俗，加入“畅销作家”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像期待长篇小说市场预期那样，对短篇小说的期许过多，企望于它能带来名望、影响和诸多的实际“效益”。而文学一旦被它自身以外的东西所负累，写作就不再是纯粹个人的美学活动。可以肯定地讲，那些留在短篇小说创作队伍里的作家，一定是我们时代最值得尊敬的人。那么，对于作家来讲，当前最需要调整的机制，还是能唤醒艺术良知的精神机制，不仅要有超脱、虔诚、沉淀的内心，还要有足够的叙事耐心，唯有这样的写作姿态，才可能把短篇小说事业带向成熟的境界，挽救短篇小说文体的存在命运。
    我想，倘若不甘于将短篇小说送进“艺术博物馆”，有出息、有责任感的作家就要不受社会时尚、风气和经济的诱惑与制约，面对浮躁和种种焦虑，坚持致力于当代短篇小说经典的创造，摆脱这种文体“将死”的现实危机，真正恢复短篇小说在当代的写作尊严。
    
    二
    
    简略回顾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短篇小说的辉煌或者喧腾曾经持续了近八十年的历史。从“五四”的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沙汀、施蛰存、萧红等短篇圣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汪曾祺、孙犁、林斤澜，王蒙、高晓声，以及苏童、刘庆邦、迟子建，都给现当代文学史留下了独具匠心的堪称经典的短篇佳构。短篇小说时时引领文学的潮流和风骚。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作家的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当虚弱的倾向。主要是作家在“全球化”、“现代性”的现实处境和语境中，进入了一种“群体经验”的覆盖之内，“个人性”经验的匮乏，独特生命体验的可能性越来越趋于微弱。余华说，他喜欢“看法总会陈旧过时，而事实却不会陈旧”的观念。现在的情形却是，不仅故事、人物及其情感日益变得陈旧，作家的“看法”也难以令人惊悸。文本一旦丧失了对现实存在有经验的甄别，变成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对于经验的无从把握，无疑给当代小说艺术创新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如果说，长篇小说尚能依赖叙事长度的缓冲，给作家一个从容讲述心灵、展开更多人文内涵的机会，即使有些许的拖沓、冗长、混沌，但它还有机会展示其它方面的看家工夫。而短篇小说既没有时间上的阔绰，也不允许空间维度上的铺张；既要经验的鲜活，也要求结构、语言的智性品质。特别是在“新时期”之后，文学逐步建立起渐离意识形态规约的审美叙事。所以，小说的叙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载的使命，已经不是简单地书写作家与大众相近、相同且熟悉的生活场景，而必须是超出一般经验的独创。小说家必须能够通过自己的文本，揭示、探查到此时人类、人性内部的存在细节和真相。而且，在叙事的方式上还要努力摆脱外国小说经验和前辈作家母本的影响。于是，短篇写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叙事困难。如此看来，人们对短篇小说的品质要求明显是要高于长篇的，这样理解，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人们为什么能够容忍数百部乃至上千部长篇小说“泡沫式”制作所产生的“垃圾”，而不愿降低短篇小说欣赏和评价的标准。说到底，作家在摆脱掉焦虑之后，还应不断地探索和寻找写作的可能性，找到本来该有的叙述自信。我们是否该追问自己，我们的经验与大师们的经验相比，还有多少灵魂的距离？
    说到“经验”，就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经验”。汪曾祺先生说：“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这不是理论书上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2汪曾祺先生强调的“思想”，就是那种既有自己理解而且有独特感觉的东西。这正是小说应该捕捉到的经验。这种经验来自生活，来自故事，来自人物，也来自语言。我在这里读到的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文本中，真切地感觉到了来自独特“经验”的力量。这些“经验”，有的是苦痛，有的是无奈，它是对“底层”的关切和写实；有的是荒诞，还有的是悲悯，它也可能源于对存在的虚无感。但无论写了什么“经验”，看得出来，文字里透出的却是作家更加宽阔的视角和温柔的目光。
    “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是近几年被倡导、宣扬得最热闹的一个概念。我们且不管它属于一个题材领域，还是一种有关写作倾向的命名缠绕，“弱势”的被同情，使这类小说也被染上神圣和救世的光晕。这可能也是目前特别受到关注的“经验”之一。这里，我要特别推荐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欣力的《拾花的早晨》和尤凤伟的《风雪迷蒙》，它们是今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是三篇具有深邃“悲剧意味”的底层叙事。这无疑是我们时代最撼动人心的“经验”。人性的撕扯在文字里被揉搓得令人惊悸、疼痛、战栗，“时代感”这个久违的陌生字眼在小说中再度凸现出来，给我们的阅读带来强力冲击。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近些年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这篇《花牤子的春天》，依然保持着迟子建小说端庄、柔软、细腻和绵密的文字风格。我们在作品中时时感受着一种善良、温暖的目光，对整个世界的注视，那是一个作家对“民间”的深邃凝望和抚慰。这一次，迟子建似乎在极力地状写俗世的苍凉中“伤残的生命”。尽管在封闭乡村中，花牤子像是一个被残酷的命运碾碎了身体欲望的“农民阿甘”，但他那种单纯的稚气，不仅向我们呈示出人性中单纯的力量，也制造出小说叙事本身的单纯。小说在铺展出孤独的人生情境的同时也建立起摆脱绝望的自信。擅写“残疾”“残缺”主题的迟子建，不仅连通了乡村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还暗示出世道人心的残缺和倾斜，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渗透着清冽的“骨感”。相对《花牤子的春天》，欣力的《拾花的早晨》给人一种更加惨烈的“震感”。这是一个“进城”的故事。这个叫拾花的乡下女人来到城里，心满意足地嫁给一个城市男人，有了一个心满意足的“保姆”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意外地事情静悄悄的发生了。孩子先天性心脏缺瓣，丈夫下岗后身份的缺失以致无法给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都暗示着一个悲剧的开始。对于无助的人来说，无奈的选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拾花对于人们的期待和对“主”的祈愿一样，都成为同样冰冷的现实。丈夫春意借醉酒蓄意压死自己的孩子，更是人性扭曲导致的道德和伦理的双重缺失，也进一步彰显出我们时代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差距给人性蒙上的阴影和晦暗。前些年，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对人性、人心惊心动魄的描摹和探查，曾令我们难以忘怀。这个短篇《风雪迷蒙》，作者同样试图将人性的自我绞杀推演到了极致。面对被埋在矿井下的丈夫，五个“准寡妇”女人，类似“肉搏”般的灵魂抖动，作家的叙述不给她们丝毫的缝隙。我们会强烈地感觉这种人心“死角”的存在：要人还是要钱，要希望还是面对现实，五个家庭的历史一起被置于理性和非理性对峙的生活现场。尤凤伟尖锐的笔触，为阅读制造了“利刃上的行走”。这三个短篇小说，各自以其独特的风貌，不仅展示着作家对于存在的判断力和道德勇气，也可视为对现实惨淡的直面。
    韦昌国的《城市灯光》虽然也是一个“进城”的故事，对主人公来说，城里的灯光不再“扎眼”，文字整体上的“暖色”也给我们些许的抚慰和平静。与前面三篇明显不同。石老幺的短暂的“好运”和传奇经历，看似都是“偶然”的发生，实则是在一个极其开阔的社会生活层面展开叙述的。一个人的生存转机，折射着时代的风物流转。略带神秘气息的叙述里，我们既读出了一个生活的内在律动，也看到了作家处理生活时的睿智。
    显然，“现实主义”这个日渐生疏的词句，已经悄然回到短篇小说的叙事当中。精湛的小说技艺，可能成为“经典”的力作，似乎与某些“主义”和写法没有必然的联系，与“题材”的选择也没有直接关系。即便是细节，也是需要经验的话语转换和独特想象的奇妙挥发。那么，经验如何成为叙述的魔力，就变得愈发重要。因此，写作，既无法离开想象，更无法远离现实，两者都是经验的渊薮。谁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他就会有获得独特经验的可能。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时候是用力去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原生态。而进入人的内心，梳理人的内心的细节，是一位小说家进入生活最基本的方式。陈昌平的《假币》和戴来的《向黄昏》，通过耐心地叙写人物在某种状态下的情绪偏斜和内心风暴，体现出作家对存在的价值敏感和品味，无疑是对于读者的一次精神操练。前者，作家让主人公新宇手握一张百元假钞，在经历了自身的一次次道德滑坡、自我诘问之后，渐渐释放出人性中潜在的恶，最后滋生悲悯，消除扭曲的“复仇”心理，恢复一个人自身的尊严。生活中的“假”，就像一种无处不在的瘟疫，鼓胀着我们本应健康的灵魂。陈昌平是一位机敏的、追求小说智慧品味的小说家，他善于在有限的叙述时空里凸现时间的价值含量，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在精神真相，传达生活、现实中人所遭遇的难以言说的种种荒诞，并以此建立写作主体对存在的独特观察。所以，他在这里仍是选择了颇具冲突的戏剧情境作为故事载体，再让人物转入潜在的精神空间，呈现那些被现实表象掩饰的精神状态。人性的微妙，在道德“深水区域”的自我打捞过程中收束、还原起人的理想常态。戴来的《向黄昏》也是面向现实的力作。老龄社会的巨大的情感隐忧，被戴来演绎得精微、别致，出其不意。一对退休夫妇家庭的情感世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很可能是非常容易想象的。但戴来的叙事，谨慎地、轻轻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别样的味道。男人和女人各自娇弱、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感受，个中人生滋味，人性中的天真、浪漫、执拗的天性，毫发毕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篇走进“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是戴来的叙述有张扬也有内敛，有味道也有劲道。老童和陈菊花，几乎“无事悲剧”般的失魂落魄，给人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惊悚之感。应该说这是近年小说中介入普通中国人情感现实的一篇佳作。
    
    三
    
    小说的虚构本性，还决定了“经验”的有限性。因此，想象和幻想的品质，在小说中，尤其短篇小说中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想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感受和经验的平淡无奇，使写作创造出经验的“唯一性”。即便那些不露声色的小说，其内在的张力也是依靠想象力的支撑。小说如何才会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精神深度、寓言含义和独特韵味，是小说艺术审美的关键性因素。短篇小说有限的字符，其实就是对作者那种创造力的压榨。正是这种“压榨”也才使写作被赋予激情和某种使命。若想打通现实和幻想的边界，则需要作家奇异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想摆平、整合小说中的各种元素，解决对现实世界的超越问题，就一定需要培养自己从心灵出发的理想、理性的穿透力。因此，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抒情诗”。其故事、人物、叙述所提供的抒情性，既有感人的生命力量，也有悲愤的社会现实批判力量，更有对世道人心的抨击和质问，以及由此昭示的生命与哲学的高度。当然，这也肯定是小说能够摆脱平庸、建构诗性的必由之路。仅仅抱怨长篇小说受宠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短篇的革命性变化才是有才华且有责任感的作家要追求的。为了短篇小说不被“误读”和“误解”，真正地逼近经典意味，重申写作中诗性、哲性和抒情性是必要的选择。
    像韩少功的《末日》、鬼子的《狼》、叶兆言的《十一岁的墓地》和艾伟的《白蚁》，都是颇具哲学意味的小说文本。它们以相近的叙述姿态追寻着存在的幽微，生存创痛和精神困顿。看得出，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人性被现实存在所奴役的沉重，以及人物面对沉重时的选择。其中无不隐含对生活的种种期待。“一个孩子在恐惧中走过了一片偌大的坟场，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3。年届五十的叶兆言，在恐惧中完成了对自己十一岁的回忆，无法逃逸和躲藏的畏惧，可能铸就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方式。这里，我们不排除作家的艺术夸张成分，但这种自传性的心理写实，到处弥漫着世道的残酷和苍凉，直逼人心的最深处。鬼子的《狼》更像一篇寓言小说。在一个老故事的套路中出人意料地幻化出关于“大善良”的新意，文字里也散发出逼人的寒意。鬼子貌似平实的叙述在结尾处突然峭拔、冷峻起来，超现实的荒诞加剧了生存的紧张。与其说孩子、羊是真实苦难的承载，狼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荒原”背景，隐喻中充满凝重。韩少功是当代小说文体实践的先锋性人物，在这个万把字的短篇中，他仍然小心翼翼地调配短篇小说的几个基本元素。他“蓄意”制造了一个人性舞台的现场，通过一个有关地震的流言，揭示人在特定时空精神分裂、毁损的可能性。艾伟的《白蚁》是借助一种神奇的物质现象作叙述话语情境，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关于“爱的不平等”的故事。艾伟想努力在小说中建立精神性和世俗性的统一，在小说的故事、人物和情节之外创造一种意味。这种意味实质上就是由经验转化过来的诗性和哲思。他基本做到了，在这个短篇小说的结构里，小说本身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作家自己的“讲述”。我们读出了生活的质感，还感受到深层的人性和令人难以捕捉的虚无。其实，这种虚无对生活有着更大的震撼力。作者在努力通过建立文本结构超越存在结构，我们也藉此看到了艾伟的发展前景。
    我相信，经验的被“升华”有多种途径。在短篇小说中，故事的讲法、悬念的制造、智性的有效传达，甚至叙述语言和其它技术的精致、精到运用，直接影响、控制着小说整体的底蕴和质量、品质。写作中对这些因素的强调，不可避免会出现负面的效应，产生“练达”、“匠气”，但若使“匠气”不拖累小说家的个性和独创的“匠心”，消除小说“做”的痕迹就格外重要。而随势赋形、顺其自然地“贴”近生活也好，苛求在作品中制造悬疑或荒诞也罢，所应达到的效果都需要既有“深刻”的寓意，又要富于清逸、飞动的“神韵”。王安忆的《救命车》、范小青的《蜜蜂圆舞曲》、朱文颖的《危楼》、叶弥《晚风轻拂落霞湖》和金仁顺的《彼此》，就属于这样一类作品。如此说来，这样的作品似乎是要“远离”一部分普通读者的。这几位女性作家，纯熟的小说技术，深厚的审美潜能，使小说充满感性、鲜活的浪漫气息。故事叙述得典雅、别致，我们从中读出了生活的韵味，命运的玄机和精神的尊严。
    不夸张地说，苏童和刘庆邦是当代两位迷恋和擅写短篇的大家。我虽不认为这是他们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但他们作品的受欢迎和被需要，表明他们短篇小说写作的一个高度，也体现时代审美取向的不俗一面。如果说，苏童的《茨菰》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叙述风格，融灵性、凝练、隐喻、韵味于一体，内敛而隽永，叙述起伏跌宕又绝不肆意斜出；刘庆邦的《黄花绣》耐心、细腻，从容不迫，于平实、平淡、平静中闪耀着不屈的光泽，于无声处孕育着人物内心的美好向往和波澜壮阔。《茨菰》里的彩秀和《黄花绣》中的格明，有着不同的生存境遇，彩秀为了兄长的幸福，被迫嫁给一个羊角风病人，彻底告别了自己的幸福；格明的“黄花绣”既是古老乡村对死亡敬畏的一个纯洁仪式，也绣出了一个少女自我的觉醒和憧憬。看来，苏童和刘庆邦的生活、艺术贮备，厚实而坚固。如果迷信写作宿命的话，伟大的短篇小说极有可能在这样的持续写作中产生。
    我们还必须提到毕飞宇的《家事》和黄咏梅的《开发区》。前者，有意以一种滑稽、调侃方式制造伪幽默和青春的苦涩；后者，在对一个夸张女性的夸张的、戏剧性描述中，表现我们社会生活中情感空间的凌乱和浮躁，叙述充满野性和活力。两篇小说讲述不同年龄段人的情感故事，凸现人物面对情感难题和困境时的痞与颓。读罢小说，我们所疑虑的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主人公们旺盛的精力，究竟是生活的财富和动力，还是培育有价值人生的障碍？
    总的说，能够进入这个选本的作品都堪称今年的短篇佳构，都是“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我对它的可靠性深信不疑。这其中虽稳健型较多，俊逸、峭拔文本罕见，但绝不沉闷。这一年，在短篇小说写作的整体形态上 虽面貌略显驳杂，但并不缺乏叙述理想和爆发力，以及感人的生命力量。由此我想说，短篇小说“言说”的困难，一定来自写作心态的不单纯、不纯粹。那么，重建短篇小说的写作尊严、重拾艺术信仰势在必行。所以，我们要坚信短篇小说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重新回到生活，回到当代，回到想象力、创造力可以生长、繁茂昌盛的地方。
    短篇小说，我们虽然不期待、奢望火山式的喷发和更大的惊心动魄，但渴求它在不断地探索中对自身和现实的超脱与超越。至少，它需要一次真正的艺术解放。
    
    注释：
    ○1《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2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
    ○3 叶兆言《恐惧的记忆》，《山花》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