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安先生《离离原上草》面世之后，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试想，一位素以作风严谨、吐属典雅、不苟言笑著称的恂恂长者，忽然像换了一个人那样，一变而为洋洋洒洒、灵动鲜活、情趣盎然，这能不算是一桩奇闻吗？一位年迈古稀的知名学者，穷五载之功，完成一部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能不构成一桩震撼性很强的事件吗？
    正是这样，《离离原上草》以其强大的说服力，阐发了一个动人心弦的道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其感召力和鼓舞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毫无疑问，它会使那些壮心不已、豪情尚炽的颇有一大把子年纪的人，见猎心喜，热血沸腾，从而激扬奋进，重贾余勇。当然，歆羡与振奋是一码事，能不能继其后而有同样作为，又是另一码事。齐白石衰年变法而境界大开，臻于至境，谁人不予赞誉？然而，又有几人能够与之比肩接踵！
    《庄子·逍遥游》中有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部长篇巨著是定安先生数十载深藏厚积的产物。它端赖于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深切的生命体验、高超的识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学素养。而这一切，则绝非常人皆可企及的。
    继承、发扬我国“五四”时期学者、作家进出自如、一身二任的优良传统，近期文坛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教授作家”、“学者小说”的文化现象。一些教授、学者之所以写作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较之学术论文与随笔，更能深入透彻地审视自己，更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想法；特别是长篇小说给了他们一个史诗性的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生、对民族文化的合适的言说空间。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和可观的景象。
    彭定安和他的《离离原上草》正是属于“教授作家”和“学者小说”范畴。其叙事特点与美学特征，我以为具如下诸端——彭著既有这种学者小说的共性，又有属于他自己的突出个性与优长处。
    严谨的现实性叙述。“教授作家”本着其学术秉性，叙事无论虚构抑真实，都坚持“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以简约、凝重、节制的话语方式，凭借一个贯穿首尾的事件链条，尽可能真实地叙述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再现当年的由若干人物与事件组成的人间风景。这使作品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与深沉的历史感。其现实主义精神潜存底里，而具历史引力与现实精魂。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叙事范型深究，应该说，这是比较传统的文学叙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作品以其直面历史与人生的审美姿态，表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伦理气质、审视性的叙事姿态和应有的价值评判，以此表达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人生信念、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同时，作家取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叙事策略，有意识地穿插了现代的“意识流”表现手法。
    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学者小说的书卷意蕴。《离离原上草》中，作品还通过运用新鲜、细腻、独特、深刻的意象，以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诗经》《离骚》以至古诗名篇中民族原型意象的恰当运用，上下飘摇的风筝、西西弗推石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渡河的意象，等等。
    就题材与内容看，这是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所探讨的、所追问和思考的，是有关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人生命运、生命存在意义、价值取向、复杂而多彩的人性，充分体现了作家的生命的自觉。小说并非作者的自传，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作者作为一个自觉性很强的知识分子，以突出的形象鲜明地现身其间。读者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作者对于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的仰慕与追随。“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些先贤忧国忧民的胸次和深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敏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使作家热血喷涌、情怀激荡。而对于德国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歌德的积极进取、勇往直前与主动割舍、自觉断念的认同（这从《题词》中引证《浪游者的夜歌》中可以看出），也使我们对于作品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蕴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可以说，作品中随处都闪现着作者的鲜活身影，有时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也体现出教授作家的一种特质。
    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看得出，作者是在有意地加重这种氛围。作品开篇以四页篇幅，通过警辟的《作者寄语》和多达十几段的经典性的《题词》，开宗明义，“三致意焉”。每一条都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经过认真的筛选，才放在这个显著的位置的。无疑，它们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承载着一己的寄托，也昭示着作品的灵魂，像呼呼作响的猎猎旌旗，像一排排路标，像一个个产品的标识，展现着指示路向的效能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导引着读者去思考、去评判、去赏析、去玩索。
    书中大自语言结构、景色铺陈、人物对话、诗文引述，小到书名、人名、地名，都经过严格的梳理，决不草率从事。比如那年中秋时节，欧阳独离、上官元亨、殷芳草和姬丽芹的对话中，欧阳关于“人生时期，不在年龄几许，而在事功如何”和“回归心之旧乡，心之故土”的论述；上官关于庄禅“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阐发，都体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即使是场面描写、情节叙述，也都与众不同，具见特色：
    他（欧阳独离）倒在床上，双眼微闭。意识有些模糊，湖水荡漾，小船颠簸，人身摇晃，姆妈，寄娘、竹韵……影像幢幢，你去我来、我站你立，说着什么，却听不见声音……飘飘然明月仙子也袅袅而至，但模糊、摇曳、飘忽……
    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与思想深度。这亦应属学者小说的一种特色与优长处。书中揭示了许多富含哲思理趣的精深见解。如关于“原罪”理念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人们一般习惯于谈“性格决定命运”，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和根据；可是，从书中看出，身处艰难时世，问题要复杂得多，决非“性格”二字就能简单了结。比如，欧阳独离书生意气、淳朴率真、少年气盛，这固然是致祸之由；但，相对而言，上官元亨要成熟和稳重得多，历练人生，老成练达，最终也同样未能逃脱厄运。作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正直坦荡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又处在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新闻界这一环境里，是很难有别个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一登场，命运几乎就定下了。作品中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贞、执著的描述，也都是深刻的。
    真正的艺术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多种可阐释性。这部作品，由于具有丰厚的文化蕴涵和沉重的历史感，同样有着广泛的可言说性。这也是学者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英国大作家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作品一旦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铆、完全一致。其实，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震撼的，或者艺术审美上能够予人以有益启迪的，都能获得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呼应。诸如，这部小说中的哲学意蕴、语言特色、意象的运用、写实与虚构、知识分子群像，以及学者小说的特点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的。
    写到这里，想起了老杜的两句诗：“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后一句，定安先生当之无愧。当然，若说“毫发无遗憾”就未必然了，作品确实还存在着诸多可以改进、可以探讨的方面。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的论者似乎把这部小说中一些理性色彩较浓的部分看作瑕疵，而我，与之相反，倒是觉得哲思理趣应该适度地强化，以充分彰显作者自身与学者小说的特殊优势。再者，我以为小说中人物更应该个性化一些，人物的心理描写也应该加强，人物的对话可以进一步体现社会与时代的特征。作品为人物起名字，是一种学问。这部小说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颇有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当然，也要适度，否则，会产生贴标签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小说篇幅过长，似应作进一步的提炼。我想，假如作家换一种叙事手法，更多地采取一些西方的叙述方式，增加一些插叙、倒叙写法，是不是会使作品更加集中、更加生动、更有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