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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托邦意味突出体现在高翊峰的两部长篇小说《幻舱》和《泡沫战争》之中。《幻舱》以科幻面目出现，却全然没有科幻类型小说色彩，毋宁说它是一本试验意义上的幻寓之作。地下封闭空间中，始终在求索身份与现状的记者达利、似人非人的苍蝇、彬彬有礼的管家、诡异的魔术师、颟顸的高胖、本是干尸而慢慢复活的日春小姐……他们在密闭的暗室中无所事事又左冲右突，想要找到来路和去处。琐碎的细节、铺张的描写、特写式的场景，突出了情境性的“间离效果”，透露着荒谬剧场 (absurd theater) 的喜感，在琐碎无聊的重复中呈现恶趣味。《幻舱》可以说就是一场内心的历险，幻舱即心房。因为心本身的游移不定、瞬息万变，梦幻与现实之间就关联甚至融合在一起，意识流动直接从“写实”跳切到了主观“幻觉”，恋尸癖的猥亵、肮脏、污秽被机械化地表现出来，反倒失去了其淫猥的意味，而具有恐惑之感。直接写梦的段落，高翊峰完全让文字显示为朋克加哥特式的狂想，到最后完全分不清梦与醒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了。高翊峰将超现实主义走到了极端，达利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就明示了这一点。 《泡沫战争》较之于《幻舱》则要更贴近写实一些。它将场景设置在一个山上的社区。因为干旱，而自来水无法上山，儿童们抢夺了社区控制权，他们形成了一个类似君主制的微型政府，决定用儿童的方式来解决社区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小型的思想试验，就如同刘慈欣《超新星纪元》，虽然无论在格局还是在思想上都要微小许多。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在高翊峰“无意义”式的以“童心”来体验世界的绝假纯真感受。如果说《幻舱》将心理幻想推向极致，此作则将肉体感觉放大到极端，两者都试图冲破惯习，恢复思维和感官的敏锐。 这种极端化尝试与“极端电影”的发生学与内在特质相似：一方面是由于破碎的身份、文化紊乱、性迷失、语言的失败而带来的现代主义式反叛，另一方面则从反向激发了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继而将文化民族主义发挥到极致。两者交集形成了现代性的“怨羡”，是一种新帝国时代的后殖民书写。那么，高翊峰这样的极端写作是否是台湾作为亚细亚孤儿的镜像折射呢？极端电影以其特立独行的诡异获得一种分众式的市场承认，那么极端写作有没有获得“承认的政治”的认同？当试图故意摧毁习用的语言，以释放出能量的时候，折磨搅扰读者的感受，是否会激发出未来的诸多可能？讽喻、象征、暗示、寓言究竟在实际上起到何等效用，启示的效果究竟如何，尚且有待时间的检验。 回到现实中来，如果将高翊峰的写作置于艺术史发展的脉络、当下地缘政治场景与新媒体技术现实的之中，就会发现也存在着限度。首先，现代主义式的内倾，一旦走向极端，它的公众接受度岌岌可危。事实上，原本就身处碎片化的语境之中，可能主观意图反抗，反倒客观加深了压抑机制本身。其次，异见式的叛逆如果沉溺在心理与想象之中，不免会延续20世纪中叶以来左翼知识分子的失败宿命。最后，新媒体与消费造成的景观社会和符号场景使得“真实”已经变成“超真实”，这个时候进一步往超现实主义的方向走，也许只是落入了一种无形中的窠臼，而“超真实”的现状在高翊峰的作品中是搁置的。新感觉派、超现实主义这些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在“晚期现代性”和“流动的时代”中如何找到焕发生机的可能，“极端写作”怎样突破模式，进而连接文学的介入式行动功能，这也许是高翊峰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高翊峰的文体，是敦促进一步思索与奋斗的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