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席》王秀云，青年文学2017.3
    《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王秀云，天涯2017.2
    《老鲁那年冬天的烦心事儿》单杰，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1
    《戏斗》杨辉素，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3
    上一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三位河北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在与他们年岁相仿的河北男性作家依然在先锋或后先锋的路上自觉不自觉地踩刹车的时候，河北的女性作家们已经在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创作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
    
    中篇小说《老鲁那年冬天的烦心事儿》，作者单杰，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期
    按产量来说，单杰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说界的新人，但在如何讲好一个故事上，她绝对是一把老手，《老鲁那年冬天的烦心事儿》（小说月报2017.1）用并不算长的篇幅讲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无良贩马商人用一批病马坑骗了好心父亲的1000块钱，在身患腿疾的父亲寻找这位商人的过程中，各路人马尽数出镜、各显神通，不遗余力的展现着人性原生的善与恶、美与丑，把旧道德崩坏后如同原始森林一般的乡村人际关系景观展现出来。单杰善于写故事，也善于抖包袱，把父亲找马商寻短见、卖病马分假钱、遭打劫误伤人个中光怪陆离的经历贯穿以离奇的转折，颇有黑色幽默，让人读起来大呼过瘾。如同《盲井》中公共权力一样的失位，还有作者在文字中始终节制的态度，让《老鲁那年冬天的烦心事儿》的主体故事本身显得更加令人信服——作者写了一篇好看的小说，也分享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短篇小说《戏斗》，作者杨辉素，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3期
    《戏斗》则是一篇职场或官场小说，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亦是收敛节制。一同在梆子剧团成长起来的姊妹四人，在共同成长和暗中较劲、互相打压的同时，一起迎接中国整个传统剧团的急速衰落。被排挤在外的黎萍与大权独揽杀伐决断的杨英，在十几年的相互猜疑、伤害之后，终于在梆子的艺术感染力下冰释前嫌。作者着笔甚多的杨英是一个为了出演角色不择手段的人、一个打压同台伙伴寡廉鲜耻的人、一个为了拯救剧团不留余力的人，在她身上各种不能相容的人格特征产生的化学反应，使得杨英的人物形象立体饱满、颇具纵深。即便其他次要人物的性格转变显得有些突兀，《戏斗》也依然是一篇在平均水平线之上的作品，作者很好的把握了叙事的尺度与分寸，尽量压缩了情节进展中的旁枝末节，较好做到了细节的干净清爽和线索的旁现侧出的统一。
    
    短篇小说《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发表于《天涯》2017年第2期；中篇小说《观众席》发表于《青年文学》2017年第3期。作者王秀云。
    王秀云可能是河北为数不多的写，而且还写得好女性官场小说的作家，《观众席》（青年文学2017.3）和《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天涯2017.2）也许就是她在这种类型化小说写作中的最新思考。
    《出局》可能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女性作家如王秀云笔下的官场更像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职场。《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以观察蚂蚁为途径反映职场基层职员精神状态、从而投射社会现实的职场小说，作者寓言化的叙事还有情感薄厚的拿捏让这个小说看上去显得精致时尚。王秀云在语言节制和节奏分寸上的把握体现一个有追求作者水准的同时，还沿用了契诃夫小说中由人转述视角的叙事技巧，然而在这个技巧的借鉴使用过程中，这部作品却出现了不小的问题。我们知道契诃夫喜欢用他人转述或置身事外的叙事视角，并且在第三人称叙事的同时以第一人称在场，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他人转述故事的真实性和个性化，又可以使作者凌驾于所有情节和人物之上，进退自如的将拼图一一补全、将故事讲的完整，如《醋栗》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如《小公务员之死》——在这样的叙事中作者是超脱于外、全知全能的，如同话剧的画外音，让读者或观众能更加明晰的了解并进入现场。或换言之，这样的作者应是与观众坐在一排或者更前排的人、一个头脑清楚语言简练的观影伙伴。然而当这个以第一人称存在的作者多余的悲天悯人、无病呻吟甚至自作主张闯入第三人称叙事进程中的时候，整个叙事就会显得矫情做作、荒唐可笑——我们并不那么欢迎一个在舞台上毫无存在感的报幕者感情丰富、声泪俱下的大声疾呼，毕竟读者不都是毫无阅读能力的傻瓜。如同一场安静的二胡独奏需要喊麦来煽动现场气氛的时候，我们与其想方设法提高喊麦的分贝，不如去反省一下乐工先生二胡拉的好不好——《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的问题也就大致如此，作者多余的态度让本来好好的转述，看起来更像是家庭妇女圈子里二道贩子式的婆婆妈妈。
    与《我们不配与蚂蚁同归于尽》的略显扭捏相比，《观众席》的自以为是可能显得更加要命。作者突发奇想、强制把“22年后”的电视剧插播到小说里的尝试，把一个完全可以在正常时间线、逻辑线上讲清楚的故事制作成一个在奇异时空里手法拙劣的科幻小说。本来在第五章之前，《观众席》还是一个符合标准的职场小说，它逻辑清楚、人物清晰、矛盾激烈、线索严谨，然而在第五章主人公和李淑红莫名其妙、不讲道理的传送到22年后，我们所有的阅读兴趣瞬间荡然无存——你当然可以说它这是荒诞、奇幻、先见的手法，我当然也会一概否认——在人类命运思考中，自以为上帝的姿态已经是大忌，而让笔下人物顺其自然的自以为上帝简直是令人无法忍受了。科幻小说中的顺时针穿越从来都是以探索未知的态度为基本前提，遵从一个尊重科技、社会不断进步的仰视角，对未来对人类命运始终保持一种巨大的敬畏。《观众席》不仅完全践踏了这一基本观念，甚至还在穿越的过程和之后自以为是的强行圆场，不由得让人错愕震惊——这种不懂规矩、漏洞百出，牵强附会、毫无意义的穿越究竟价值何在？我不相信王秀云这种级别的作家没有叙事能力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将的清楚，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的态度可能才是导致这种小说“灾难现场”产生的根源，如果 “未来”这样的严肃概念都可以随便戏谑不去敬畏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如此小说存在有何意义。
    然后我还想说说《观众席》结尾淑红“我会送她去美国，她没有机会回来气你”的这种完全不高明的设置。不知道是不是从《手机》中费墨退无可退去了爱沙尼亚之后，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所有不好处理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时，逐渐开始热爱用一张飞机票解决所有问题。仿佛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理想国，我们可以和自己笔下的一切都分手快乐、冰释前嫌，把酒言欢、和好如初——但是我一直固执的认为这是作家自降身价的自我否定，任何一位作家都应该忌讳在描述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以不合实际的幻想画饼充饥，这种幻想不仅是对自己苦心孤诣营造叙事核心的崩离消解，更是对笔下人物的极大不敬。小说家不是肥皂剧编剧，更不是中二病青年，我们需要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个笔下的人物，即便做不到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的失声痛哭，也至少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逻辑下为他们倾注感情，“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为所有逻辑画上叉号、为笔下的他们命运放弃思考的理由。对大多数作家来说，把那些给主人公取佶屈聱牙、耸人听闻名字的时间节省下来，把虚妄无谓的对“美国”梦的幻想放置起来，好好想想如何把一个故事讲的通畅、把一个人物写的饱满，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事。
    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创作时间里，小说家们没有在安静的酒馆里品评咖啡，没有在湖边的长椅上感伤身世，没有在虚妄的感动中故作姿态。他们往往都在深夜里40w的灯光下，料理着世事的静水和思维的波涛，用经验、技巧、思想来还原那些深藏心底，让他们为之动容的感动或冲动，为笔下的人物嘶吼或痛哭，在那片真实寂寞的荒原上驻足，或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