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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写拆迁事件，着眼点并不在于对“现实”进行细描和分析。他透过时代的繁复眺望精神的深渊，将事件作为一柄双刃剑，沿着刘智慧貌似平静的生活，一路向内里切开了历史恩怨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于是，我们看到，重要的不是拆迁事件本身有多么地残酷和戏剧化，而是与之相关的人们都被卷入到了极端的选择与情感之中：极度的恐慌、极度的狂喜、极度的爱、极度的恨，他们的命运全部都由此而改写。北村手持这柄双刃剑，用抽丝剥茧的方法，一层层剥开了故事之谜，试探着人性之恶善、之复杂，在黑暗的漩流中到底可以走到多么令人无法预料的深处，而他试探的结果是令人惊骇的。 这种惊骇感来自于北村在叙事上的精心构思，我将它称为“角色反转”。作家每剥开一层故事，人物的角色就在二元对立之间发生一次转换：陈先汉既是强权者又是历史的失败者，李义是直接施暴者又是最底层的弱者，陈曈是杀人者又是受害者。而作为受害者，刘种田有诸多非法和不可告人之事，刘智慧则不动声色地成为了毁灭他人生活的复仇者。就连那个在小说开头令人无比同情的被杀的孕妇，事后也被证实是碰瓷儿的。这种角色反转将人物多元化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又都是可怜的。真相的暴露每向内进一层，就给人性增添了一道黑暗复杂的纹路。作家得心应手地使用着角色反转的二元叙事，不断地建构起现实和情感维度的合理性，同时又不断地质疑它，反复地凝视和拆看它，直到它自己绝望地土崩瓦解。这个叙事的推土机长驱直入，毫不迟疑地把我们对人物心存的侥幸、猜测、善念、寄望都通通砍掉，只留下一片人性的荒凉地带。 无论对于哪一方，作者都不施直贯而落的同情。因此，对双方来说，结论的残酷性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是被命运拨弄的孤儿，裸露于时间与亲情的荒野，坠入痛苦渊薮而万劫不复，无望地等待着被死神收割。 不仅是个人，时代和历史的价值观也在北村的反复质询下被拆解和颠覆了。陈先汉有一番关于“蚂蚁”的宏论，李义之所以听从他的命令，也是因为服膺于此：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碾死几个蚂蚁实不足惜，历史要的是能够抵达的胜利前景，陈先汉关于发展高铁的理论就是现实的化用，这是我们时代最直接的强者理论。可是，这一切真的对吗？北村通过陈先汉和李义的不幸命运，将时代光鲜亮丽背后的另一面指给我们看，让我们思考以下问题：到底谁是蚂蚁，谁是伟大人物？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罪恶？这是《安慰书》的一连串“天问”。倘若我们回避这些问题，那就是回避了我们自己的命运；倘若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反复地进行演算、求证、推论，那就会给后来者留下无法填补的空白。而这样不含思考和精神性的历史进程，在北村看来，无疑是要受到诘问和责难的，甚至是不值得存在的。 如此的世界，似乎沉入了暗夜。难道就没有一点希望吗？北村曾经深深地被人之恶带来的绝望感所攫持，他将救赎的力量全都寄寓于神和宗教，比如《施洗的河》。而在《安慰书》中，北村对救赎的问题做出了新的思考和布局，他将神的救赎转向了人的救赎，而且是亡者对生者的救赎：刘智慧穷尽心力塑造了陈瞳又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复仇大业，但是，随着陈瞳一步步陷入杀人、判刑、被正法的绝境，她才意识到陈瞳的爱和执著是多么的温暖可贵。一个亡者用曾经的爱和生命原宥、救赎了在世的罪人，赋予了他们的心灵深渊以惟一的栖息地。 这个变化来自于北村十余年来的观察和思考。他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大变动，人的心整个被翻了个个儿，作家必须对此予以重视和考察，才能对时代和历史做出富有前瞻性的结论。他说：“只有探索人性是迷人的。人性是精神的核心。而小说的叙事是跟着灵魂走的，如影随形，走出故事，走出结构，走出语言，随意赋形，并浇筑出整个形式和风格的大厦。”因此，他在向着“人”的严丝合缝的拒绝中透露出一丝光亮，将“神”性部分地降临到了人间，寻找“人”之向善在叙事逻辑上的可能。这种变化看似不起眼，却松动和柔化了他曾经在“神/人”之间设下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这也是我将《安慰书》视为北村创作的新起点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