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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运龙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地创作，特别是他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灿若桃花》，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清新的气息。读这部作品的感受是双重的：既如读一般小说那样沉浸于情境和故事，又不时意识到这是一位地方官员在看待民间图景、百姓生活，于是就形成了别样的阅读意趣。我们读惯了官样文章，它们一般以原则性、不及物和不动声色见长，而这部小说，书写内容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生活到私人生活无所不包，具体可感，折射出作者对世间万象的评判和好恶，托寄进真性情，自然成为可贵的文学作品。 谷运龙是羌族第一代书面文学写作者之一，他在《灿若桃花》中用汉语、用长篇的体制来反映羌族人民生活，意义自不待言。目前有30多万人口的羌族，出自古羌西戎牧羊人，曾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给人们留下神秘的印象。对一个民族真实面貌的认识，是特别需要借助叙事文学画卷的，历来如此。因为，不论有多少关于族群的普通文字和图像介绍，都只能构成民族想象的若干片段，只有长篇小说这类形式，能够完整呈现一个民族流动的日常生活、具体的生活方式。现在，谷运龙成功地为羌族做到了这些，《灿若桃花》使我们真正接近和熟悉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书中对官寨、石板街、碉楼、寨人喝茶的声音等等场景的素描，以及对山寨数十年来历史变迁的写照，展示了特殊的民族风情，别有韵味。当然，读者也能从书中体会到，从解放、土改、“文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羌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与全国各地也大同小异，并无很多差别——这同样是对民族生活的具体认知。即使在民族学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是重要和具有开创性的。 《灿若桃花》在文体上是成熟和沉稳的，作者保持着均匀的叙述节奏。目前追求“史诗”风格的长篇小说很多，多数写得散且空乏。这部长篇的时间跨度也较大，经历了几个时代，但好在作者控制了相对集中的线索，着重描述了老地主和天宝两家的关系，特别是情感上的纠葛，就显得故事较为紧凑。书中对外部历史进程交代清楚，写法上却尽量使历史的痕迹溶解在私人交往和伦理人常之中。老地主过去对天宝等佃户不错，收租子也要看收成，因此被斗倒身亡后，乡亲们对他的遗孀、后人等也是常怀恻隐之心，并不落井下石。宝姝搞传销得了精神病，寨里人背后并不幸灾乐祸，反而纷纷相助，连宝姝母亲的前任婆婆也把卖牛钱送来。所以，小说中的羌族山寨，无论在政治化时代还是商业化时代，都保持了古朴、宽容和善良的民风。在这里，左或右、穷或富是不重要的，善或恶才被人们在意。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形态，作者写出了羌族风情中特别值得欣赏之处。 由于如此，作品中一些人物的走向也与其他若干小说不同。地宝在“文革”中表现恶劣，批斗人很残酷，还斗过尸，“贫下中农”跟着他，也做了不少坏事。这两个似乎不可救药的人，后来都发生了默默的转变，如地宝在疏通河道时有突出表现，“贫下中农”也能为宝姝捐款。作品正确地写出，这些改变不是来自人性，而是来自社会。作者通过社会存在考察了人性的复杂性，又通过人性的复归验证了社会的存在，这种观照是耐人思索的。遗憾的是，对于地宝、“贫下中农”这类人物的性格发展，作品还缺乏深入的刻画去展示其心理现实。 全书所有情节都可以成立，不过作为小说，它还缺少一些灵活的“触角”，这触角就是情节中不断伸出的精致的细节，它们往往能敏感地触动读者，带来更多的情感反馈，增加属于审美的魅力。这说明作者还需要在小说艺术上继续探索。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在长篇写作上的初次尝试，谷运龙迈出的这一步是坚实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