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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与同行中的一位大家有过几次会上的接触，他古道热肠，觉得我混得似乎很不理想，主动说：到任不久的你们省的主官是我的发小，我们从小一块儿下河摸鱼上树抓鸟，中学毕业我在村小教书，他在大队做会计，后来我们各自就现在这样了。一个是大名人，一个是大官员，了得——我笑道。他大约听出我的笑里不无妒意，说，我们的交情几十年一直没变，他刚到你们省就大老远的请我去住过几天，每天喝酒聊天，他酒量特好，一天三顿都少不了茅台。对了，我过些时又得去他那儿，你有什么要求只管提，我去跟他说，管成。 我沉吟了一下，一字一句说：那就请你告诉他——你管的省里有个也是靠文字吃饭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厌恶你！ 这位满腔热情的作家瞠目结舌，半晌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厌恶！我说。 我与那位大官其实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他的昏庸无知和刚愎自用、精于权术，到任不久就在下属和民间惹出一片烦言，怨声载道。而引起我厌恶的主要是在电视里看的他的面相：一脸横肉，僵如冷冻，眼睛常闭，时露凶光，偶尔傻笑，一副伪善的样子。以愚见，这种人的心地不可能干净，其爬上高位的过程自然也没法干净。 这样的厌恶当然是出于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多年前一位著名评论家批评我的话。我国有句成语就说，人不可貌相，美国悬疑大师希区柯克也说过，许多罪犯看上去都像学者；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有一点固执。古代杰出的先贤也有很执著于面相的。曾国藩就曾用“五行”看面相用人。某日，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拜见曾国藩，请曾国藩对他们加以考察并分派职务。散步回来的曾国藩从那三个在厅外等候的人前经过，然后听李鸿章禀明来意，当即笑道：“不必考察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是个忠厚人，小心谨慎，可做后勤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阴奉阳违、两面三刀的人，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右边那位气宇轩昂，可独当一面，应予重用。”李鸿章很是惊奇，叩首请教。曾国藩答：“刚才我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目光低垂、拘谨有余，适合做只需踏实肯干、无需多少机敏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我一走过，就左顾右盼，神色不端，是个机巧狡诈之辈，断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目光凛然，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将来成就不在你我之下。”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日后立下赫赫战功并官至台湾巡抚的淮军勇将刘铭传。 我完全不懂相术，所依据的只是直觉，而直觉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私心认定，一个人的面相与他的行为不可能没有内在联系。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同样，不诚于中也会形于外。至少前面那位朋友好意想要让我得到其关照的大官是又一个例子。此人几年后继续荣升高位，我正要承认自己的直觉不灵，却从媒体看到了他被送交审查的报道。 隔年再见那位好心作家，他感叹，真没想到！是官场害了他。 我调侃说，莫怪官场，是他老人家那张脸害了他。至于是长那么一张坏脸才成了坏人，还是成了坏人才长那么一张坏脸，就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