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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仁山的《日头》在具备艺术审美价值的同时，其认识价值的突出也的确不容忽视。从根本上说，一部作品认识价值的突出，须依赖于作家深刻思想能力的具备。所谓思想能力，就是强调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一定要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有深切独到的理解与发现。很多时候，文学作品的不尽如人意，关键原因首先在于作家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所欲表现的对象客体想明白。如此一种境况，乃所谓思想贫弱症者是也。 相比较而言，关仁山显然应该被看做是当下时代中国作家中思想能力相对突出的一位。他一方面在自己所特别钟爱的小说创作上从来也不固步自封，总是以一副海纳百川的姿态广泛地吸纳各种有益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长期关注思考乡村大地上农民兄弟的命运变迁，其中尤以对现代化思潮强劲冲击下乡土中国未来发展可能的关切而引人注目。无论是几年前的《麦河》，抑或是现在的《日头》，这样一些关于乡村大地命运变迁的史诗性厚重作品的出现，皆是拜关仁山长期积极关注思考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现代转型问题的一种必然结果。在当下杂乱无序的大变局中，关仁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不变应万变，孜孜不倦地固守乡土中国的一隅，专心致志于乡村现代转型问题的悉心揣摩。惟其能够矢志不移，他才可以在这一题材领域不断地向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掘，可以不断地有新的感悟与心得融汇体现到自己的作品中。 同样是密切关注乡村现实的长篇小说，与只是集中关注思考土地流转问题的《麦河》相比较，到了《日头》中，关仁山不仅思想艺术视界更其阔大全面，而且对于现代化思潮袭扰影响下乡村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力度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我们注意到，或许与小说的批判反思主旨有关，关仁山在对“文革”后日头村生活的书写中有着导向非常明显的取舍。这就是，传统农业生产的被舍弃与商品经济这一方面的被格外重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日头》虽然讲述着乡村故事，但农业生产场景的阙如却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事实。“农村大包干后，日头村红火了几年，后来就像拉出的弓箭，越飞越没劲了。打了粮食，也卖不出好价钱，这让庄稼人心有不甘。”惟其如此，关仁山方才对传统农业生产一笔带过，而把书写重心落到了商品经济的充分描写展示上。从第三章“姑洗”的第三节开始，作家的笔触开始涉及到“文革”后的日头村生活，其描写重心就明显地倾向到了对于乡镇企业的关注与表现上。实际上，所谓极权与资本的合谋及其危害，并不仅仅表现在如同钢铁厂和铁矿这样的乡镇企业上，也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晚近一个时期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以一种雄强遒劲的笔力将“文革”后威权资本时代乡村大地上发生的种种人生悲剧描摹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正可以被看作是关仁山《日头》最根本的思想价值所在。 不容忽略的一点是，关仁山对于乡村大地的满腔深情，他那无论如何都压抑不住的沉重忧思，也同样凝结表现在了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大凡优秀的长篇小说，都少不了塑造有内在艺术张力的人物形象。对此，有着丰富小说写作经验的关仁山，自然心知肚明。落实在文本中，便有了诸如权桑麻、金沐灶、火苗儿、老轸头、袁三定、权国金、杜伯儒等一系列颇具深度的人物群像的鲜活呈现。其中，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者，当首推曾经长期在日头村担任党支书职务的权桑麻。需要强调的是，在充分凸显权桑麻强烈权力欲的同时，关仁山还写出了他性格中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勇于自我牺牲的另一面。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文革”期间冒险救人的行为上。从艺术表现的层面上说，也只有在写出权桑麻的这一个性格侧面之后，这一人物方才显得特别真实可信，才拥有了某种突出的审美价值。 如果说权桑麻这一形象意味着关仁山对于中国异常沉重的乡村现实的一种深刻洞察，那么，在金沐灶这一形象身上所真切寄予着的，就是作家对乡村未来的一种理想期待。尽管说在“文革”中年轻气盛的金沐灶也曾经有过举旗造反的懵懂经历，但父亲金世鑫校长不惜以身护钟的行为却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使他把重振日头村文脉当成了自己至死不渝的重要使命。作为具体的乡村物事，状元槐、魁星阁以及天启大钟，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金氏父子之所以要把它们视为事关日头村未来命运的重要物事，关键原因在于，它们象征着某种来自于传统的文明精神。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三种象征性物事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非常类似于作为道教文化化身的杜伯儒。无论是金沐灶的外出求学，以及大学毕业后坚决回归故乡以造福乡梓，抑或还是他明明与火苗儿真心相爱，但却迟迟不肯与她结婚，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要千方百计地实现父亲遗愿的缘故。虽然理性告诉他工业化的浪潮无法阻挡，但出于对于土地的那片真情，金沐灶却一直在竭尽所能地以螳臂当车的方式不无悲壮地为日头村人谋福祉。尽管从关仁山的写作初衷看，他在《日头》中试图张扬一种道家文化，但具体落脚到金沐灶这一理想化的人物身上，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文化精神。在试图确立新的农民主体观的同时，金沐灶也提出了建一个“真正的合作社”的主张。对此，金沐灶的解释是：“我所说的真正的合作社，其实是两个合作社。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市民消费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城乡合作社联盟啊！”尽管说金沐灶关于乡村大地未来发展的思考到底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的可能性也还有待于实践的证明，但明眼人即不难看出，金沐灶的这些思考实际上都与乡村大地如何应对现代化思潮的袭扰与挑战关系密切。究其实质，金沐灶乡村思考的背后，潜隐着的乃是作家关仁山自己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金沐灶的思考就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作家关仁山不凡思想能力的存在。 《日头》的成功，与关仁山在艺术形式层面上的探索同样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比如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巧妙设定。早在关仁山的前一部长篇小说《麦河》中，他就已经成功地设定过瞎子白立国和苍鹰虎子这两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到了这部《日头》中，他再一次设定了双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其中处于主体叙述地位的是老轸头(汪长轸)。关仁山之所以要在老轸头之外，补充增加毛嘎子的通灵叙述，似是为了更有效地传达出某种形而上的思想意蕴来。又如二十八宿与日头村人之间对位关系的一种特别设定。无论是二十八宿与人物对应关系的特别设定，抑或还是作为章节标题的所谓“十二律”，甚或日头村那样一种金木水火土的地理范围设置，所有这些，皆可以被看作是关仁山在中国叙事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日头》，关仁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