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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外嫁出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留在家乡，也就是舅舅。我妈最大，嫁得最远。我妈对舅舅的负疚感最重，她认为舅舅为了侍奉父母不能出门发展，死做农活顶多也只能赚口粮。舅舅没过过好生活。我妈呢，退休在家，玩电脑小游戏，在iPad上看连续剧，口头禅是“连连看”游戏的主页口号——“生活就是玩啊玩”。可又怨得了谁呢，这就是宿命啊——我妈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而我呢，离开我妈的城市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这模式将一代代循环复制，现代人失去故乡，或者说成为无根的人。我妈释放那些不时冒出来的负疚感，除了过年过节多寄些钱物回去之外，就是嘱咐我，托关系，带舅舅到著名的大医院找著名主治医生看白头发。我带着舅舅去了。那个权威医生说，不是什么大病，但白头发不可能一下子转黑，得悉心调理，慢慢恢复。舅舅对这个结论似乎还很满意，我猜他此前肯定认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 在最后一次复诊，取好药，迈出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很轻松。我走在舅舅的身后，才发现，他的那顶棒球帽太浅了，只罩住了后边三分之二的头发，遮盖不住的那一撮白头发，显得更为醒目。我决定带舅舅到那家品牌店，我在那曾试戴过一顶棒球帽，很好看，只是觉得没什么机会戴，所以没买。 我们走进商场，还没走到那家品牌店，舅舅就不想走了，他被那些价格吓得走不动路。一件他有点动心打算买给舅妈的蓝色花衣裳，2380元。他一听之下，失态了——“离谱！太离谱！”好在他用的是方言。接着他一直用庄稼的价值来换算这价格，看起来快要生气了。服务员因为听不懂，没多大反应，我却特别难为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顶好看的棒球帽要900多块。我开始后悔把舅舅带到这里来。不过，我们还是去了。一路上，舅舅还在唠叨那些“离谱”的价格，好像谁得罪了他。 到了那家品牌店，熟悉的店员很快认出了我，纷纷围过来招呼我——小姐，今天有空过来看看？正好上新货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很尴尬，扯着舅舅匆匆往外走，头也不回一下，好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舅舅奇怪地问我：“她们认识你？”我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怎么会认识？……那顶棒球帽卖掉了。”事实上，在迈进店的一刻，我早就看到那顶卡其色的棒球帽高高地挂在墙上。 舅舅还是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回家了。在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一刻，他竟然脱下帽子朝窗外的我挥动，他那满头浓密的白发，的确是有些吓人的，可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尴尬。我不由自主地也朝舅舅挥着手，就像老电影里那些送别的镜头一样。 （作者为青年女作家，浙江文学院副院长，曾获人民文学鄞州新人奖，短篇小说《瓜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