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曾以十数年的时间，尽数投入“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在其间，“忠实描摹时代创伤，呈现伤口的隐隐作痛”，而这种痛，或让许多人有了某种切肤之感，不免觉出置身针毡的磨折，自然也包括作者。此种感觉可能触发了格非下笔去写一部新的小说——《望春风》，“我试图在弥合创伤上作一些努力”，这既是对上一阶段创作的补充，更是别立新章的一种尝试。
    杜甫有《秋兴》八首，前写沧桑寂寥，后忆昔时的富丽繁盛，两厢映衬，愈见深沉厚郁之貌。格非的《望春风》亦采此梦忆的结构，不过非《秋兴》逆反之序，而是前写乡村田园、古朴伦常，后写一切的美好崩塌在眼前，唯余老人的追忆而已。
    《望春风》的“胜境”，其时代背景略有些奇特，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那二十年。这一段时间，“大局”观之，或更近于乱世，而格非所塑造的“儒里赵村”处此乱世之中，虽不能如避秦之桃花源人，但竟也有奇异的独善之道，并不随世而漂移，内里的某些东西是不变的。
    儒里赵村，“儒”者，“赵”者，此命名，即深含意蕴，有着对古老传统的回眸。一个普通的乡村，有雅士，名赵孟舒，住在蕉雨山房，“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更有日常用来弹奏的古琴，一为“枕流”，一为“停云”。如此的雅士，有些难以让我们与似乎粗鄙的村野联系起来，但却是儒里赵村的本然。而曾做过“刀笔”的赵锡光，能随口说出这样的话语：“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事。”更有外来者唐文宽，不仅会给孩子们讲古，还会用一种古怪的话逗孩子笑，后来被来村子里的一位女知青听到，发现是流利的英语。一个村子里面，藏龙卧虎这许多人，儒里赵者，算是没有白叫。
    书中的叙述者“我”，曾描述过自己的梦境：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秀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
    这些描写虽是梦境，但值得细心留意，因其桃源般的美好特征，与其随时可能消逝的虚幻不可测。通过尚是孩童的“我”去叙述这样一个“胜境”，几乎就是某种隐喻，对实地的儒里赵村的隐喻。现实中的儒里赵村，虽也有鸡零狗碎的琐事，邻里的勾心斗角，乡村政治的博弈，人心的某些暗黑面，但整个村庄似总笼罩着超乎泥沼般现实的成分，如僻静村子偏有浓郁的文化因子，还有如残酷政治威压下村民“不合时宜”的表现：地主赵孟舒要到镇上被批斗，村里让人推着独轮车接送，还要派人专门捧着绿豆汤陪着，以防中暑，此一情景，不禁让路人开玩笑：“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如此这般的事情不止一桩，可看出村民的宅心仁厚，即使有外界的“革命”大潮流冲刷，亦未失掉本色，不亏儒里赵村之名。
    格非曾作过废名研究，也作过《金瓶梅》研究，我感觉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某些隐秘的联系。如《望春风》前半部的类田园村野写法，不仅有来自古典文学传统的浸润，且不乏废名的影子，那种乡村的朴野，那种民风的醇厚，事实上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由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一脉相传，如今已不多见，而格非却是难得的有此心之人，如《人面桃花》，如《望春风》，作了韵味悠长、意味繁复的书写。
    《金瓶梅》研究的影响，集中于一个重要角色赵礼平身上，聚焦《望春风》下半部。赵礼平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然头角初现峥嵘，其阴狠让周围的人小有领教，而进入新时代，适逢其会，暴发户当仁不让地出炉，俨然成为“现代化”之代表人物，或曰象征。这是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暴发户特征，政商通吃，对女性的占有不知餍足，乃儒里赵村的异类，也是新时代的开山怪。这样的角色，充当了古老村庄的摧毁者，时间河流的截断者。
    被摧毁的村庄是何模样？通过“我”的眼睛直接见出：
    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封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如此的描写，固然可以指儒里赵村，但在我看来，已然带有如许的“虚幻”特征，所谓寓言之意。巨大动物死后的骸骨、虫蚁蛀食、湮没于荒烟蔓草间等等，起点于现实，却又超脱之，一个更广大的范畴、更广大的乡土社会隐现其间。格非化用《诗经·小雅》中“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句，奔走四望，赤子之心豁然，悲凉满腹，却从不放弃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