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卫青(1971-)，女，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内容提要：在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关注中国小说中的“儿童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将引出一个叙述学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儿童”的研究。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中国小说/儿童视野
    

一
    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历程中，中国小说对于儿童的“想象”经历了由“隐”到“显”的变迁。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曾掀起一股儿童个性解放思潮，这一思潮直接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并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而且，不少非儿童文学作家也对儿童题材感兴趣。但这时，儿童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出现在作品中，还不如说是折射着一种新鲜的、灵动的、有活力的精神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在第一批女性小说家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的作品中，儿童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这 种“童心”精神的承担者。尽管有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尽管在他仅有的二十来篇 小说中，已有了几个难以让人忘却的孩子、几段沁润着深长情韵的童年记忆(比如《故 土》、《社戏》)，但显然，作为文化巨匠，鲁迅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别处。
    30年代以来，沈从文在他的翠翠(《边城》)、萧萧(《萧萧》)、三三(《三三》)身上寄托了其关于“人性”的理想，这些“小儿女”和张兆和的二小(《费家二小》)、李小还(《小还的悲哀》)、海南(《湖畔》)、招弟(《招弟和她的马》)等孩子在作品中的主体性大大增强，性格各异，各有各的命运。但沈从文要到80年代以后才成为热点，而张兆和则几乎不为现代文学史家们提及。30年代末，4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童年回忆体小说”热：萧乾的《篱下》，萧红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骆宾基的《混沌》，端木蕻良的《初吻》等等。这一股热潮的出现与动荡的时代与作家个人的经遇相关。作品中的“我”往往是从残缺的故乡图景走进寂寞的童年世界，在借助片断的回溯中追索自己的个性和精神本原的同时，更真切深彻地将现实生活与童年足迹相互映照，在两种孤独的投射中沉浸于一种缥缈宁静的心境中，童年的回忆潜藏着成年回忆者对生命力激情的召唤。对于这些回忆者，童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过去存在，而是在现实的映照下获得了重生，蒙上了别样的意味。童年在这里，具有了弥合修补的功能：弥合种种经验人生中的痛苦不幸所带来的创伤和疲惫，因为，“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中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注：施勒格尔语，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第10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在这些作品中，蕴含了两种孤独：一种属于童年的“宇宙性孤独”，这 是一种安宁平和、抚慰性的孤独；另一种则是社会性的孤独，由于战火烽飞、时局动荡 这样一个时代性他者的闯入，充满焦灼和不安。由此可见，在这些作品中，童年以及童 年中的那几个孩子，仍然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十七年文学”，尽管出现了“成长小说”的繁盛，《青春之歌》、《红旗谱》……但这个本来最容易使人联想到孩子的“成长”，却几乎与孩子无关，它所揭示的“成长”是一种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智慧”的成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小说，儿童的面影是很模糊的。而随着1960年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的批判，小说中已找不到可以让人审美的儿童了(注：但要指出的是，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出版了她的那 部日后在大陆文坛给她带来极大声誉的小说《城南旧事》，小说以女孩林英子的眼睛“ 观望”30年代北平城南的人情事态。不仅塑造了林英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其儿童视 角和天真叙述人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也产生了具有理论生发意义的审美价值。这种策略 ，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儿童自然也就“销声匿迹”。
    噩梦醒来是早晨。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不仅仅是新时期文学揭露伤痛、反思时代思潮的开始，那几个孩子——王晓华、谢惠敏、宋学武也预示着小说中一种新的质素。其后，张洁的《拾麦穗》、《森林里来的孩子》则在表现孩童与童年上往深里拓展了。特别是《拾麦穗》，那个长大了想要嫁给卖灶糖老汉的小女孩，那个歪歪扭扭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甚至冬日阳光下柿子树上的那个孤零零的红得透亮的小火柿子，都给人以无穷无尽的童年想象。童年引起新时期作家注意的另一个佐证是：翻翻诗人们的诗集，几乎人人都有追忆或描写童年生活的梦幻般的诗。王小妮的《孩子们》、杨炼的《海边的孩子》、梁小斌《爷爷的手杖》、傅天琳的《我是苹果》……。
    时光流逝。翻阅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间的主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 《当代》、《十月》、《花城》、《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孩子们从不同的“ 方向”纷至沓来。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及了批评家们为着批评的便利而加以分门别类的各 种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家族小说、新历史小说……， 还有更多的难以给予命名的小说。说及这些小说中的儿童和童年，有人们熟悉的《小鲍 庄》里的捞渣、《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爸爸爸》中的丙崽，有莫言、苏童、余 华、迟子建等评论界颇多关注的小说家，当然还包括了大量其他作家作品(如范小天、 滕锦平、王彪等作家的作品)。它们对儿童(童年)的关注构成了这二十年间的一个值得 注意的文学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说绝大多数无论从题材、立意或主旨上，都与现行儿童文学理论“框定”的范围相去甚远，有不少作品可以说是“儿童不宜”。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儿童观”，它不同于一般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所倡导和遵循的“儿童本位观”。“儿童本位观”的前提是对儿童的生理、心理乃至生活氛围的深入了解，也就是说，是对“儿童文化”的本质描述。尽管这种描述不可避免地仍是某种成人视角，但它最大程度地追求着“非中心化”(注：“非中心化”在这里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最大程度地消解成人的思维。而上述小说中的那些儿童，无论他们在作品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还是边缘的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凝聚着作者(隐含作者)的其他目的——非“儿童本位”的目的。对儿童的描述所造成的叙事影响服务于作者(隐含作者)特殊的目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哲学的、或是美学的。那些孩子或是被放到成年人的自私、冷漠、残酷或温情、关怀中，比如，莫言的《拇指铐》、阿真的《我爱你，孩子》；或是在回忆中熠熠生辉，以个人的历史折射时代命运与民族的历史，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梁晴的《大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建构手段，以童眸观照成人纷乱的生活，反思某种荒诞的时代精神，比如范小天的《儿童乐园》、韩东的《反标》；或是一种古老文化的象征，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或者在时光的流转中寄托小说家的某种哲学情思，比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
    使得这些作品相联的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童年。这些作品暗含了两种童年模式：一是“此时此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童年；二是“彼时彼地的儿童”生活其间的 童年。这里的“时间”是针对作品中的儿童而言的。“彼时彼地的儿童”是处于成年人 回忆中的儿童，特别是那些童年回忆体小说。这两种模式有时可能在一部作品中交叉出 现，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及一些被评论界冠以“家族小说”的作品，如蒋韵的 《栎树的囚徒》、徐小斌的《羽蛇》等。作为一个时空概念，作品所做的“童年想象” 使得人们(小说家、读者)有可能重新构想这永存于心灵深处的时光的真实核心；作为一 种被叙述的历史，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涉及“当代表现和历史记忆的问题”，为我们 寻找作家和文本之间的潜在关系和审美超越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而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儿童叙述人和儿童视角在文体叙事学上也具有与成人化、性别化、年龄化等其他的叙述 方式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萨特曾经说过：“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联。 ”[1]技巧可能仅仅是刻意标新立异的游戏，然而，假如一种技巧不是个别现象，而成 为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作品的共同“成分”时，的确体现了某种哲学意韵。面对上述作 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童年哲学”。
    二
    
    历史的追溯表明：儿童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在学界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一忽视似乎不难理解。首先，文学领域 的“儿童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儿童文学研究者往往可能 忽视非以儿童作为受众的那些作品中的儿童(童年)，并且，儿童文学的“儿童”可能更 偏向于作为读者的儿童。第二，由于前文所说的那些儿童在小说中的分布不是以集中的 态势出现的，而是相对来说范围较大，多少有一些散乱，因此作为一个尽管普遍的现象 ，它还不易察觉。对一个处在时间流上的文学现象的关注，本身就需要时间，作为一个 整体，近二十年对研究来说毕竟还太近，不可能所有的问题均能涉及。再者，由于这些 儿童赖以栖身的小说多多少少都可以归之于当代批评家们加以分门别类的寻根小说、新 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因而评论的重心往往在于这些小说、小说家在这些类别中 的“位置”，况且，小说中的儿童(童年)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小说的主旨所在。
    那么，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中的“儿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他们不仅变成了小说家面对个人历史乃至民族历史的“方法”，也是小说家体现其对现实儿童的责任心与保护心的“媒介”。这后一层面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小说在两个方向上体现了这一意义：儿童的成长、儿童与成年世界的冲突。
    90年代以来，“成长小说”再度繁盛。与十七年的“成长小说”不同，这些小说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了“成长”的内涵。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家庭尺寸的减小，单个家庭的逐渐封闭化注定会增加儿童向独立与自由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儿童性别意识的逐渐增强。在并非将儿童作为读者群的“成长小说”中，儿童不再以分离的方式被感知，而是处在年轻化和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八九十年代，特别是90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成长着的孩子们：铁凝《玫瑰门》中的苏眉，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中的“我”，迟子建《树下》中的李七斗，周海彦《月亮船》中的难难，陈染《私人生活》 中的倪拗拗，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天米，蒋韵《栎树的囚徒》中的天菊，虹影《 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徐小斌《羽蛇》中的陆羽，杨泥《红羚》中的红羚……。在这 些小说中，孩子们都经历了她(他)们生活中的“奇”遇，她(他)们的生命历程因此而改 变，特别是性虐待。法律和社会学是从“儿童保护”的角度看待这一行为的，关注的是 其可见的直接结果，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儿童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实际上又是 一定儿童观的体现。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无疑都是一种社会视野，它们往往忽略 了儿童个人的细微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显示了它的特点。在迟子建的《麦穗》 中，女孩西西从未将图画老师的侵犯看成是“性虐待”，甚至怀着微妙的激动将这件事 写进了课堂作文中!我绝没有为图画老师辩解的意思，毕竟因这一事件，天资聪明、成 绩优异的西西被迫辍学，从此“跌入”了庸常的生活。应该把儿童虐待作为一个小专题 加以研究，在与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作比较的基础上，“看看”小说是如何表 现这一问题的。这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特殊经遇，却往往被专门研究“成长小说”的论 者们一带而过。
    儿童与成人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世界下，以见出成人的自私冷漠，如莫言的《拇指铐》；或表现成人对儿童感受、观点的有意无意的忽视，如迟子建《清水洗尘》；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如王朔《我是你爸爸》；儿童生活的纯净与成年生活的畏缩，如王小波《绿毛水怪》，等等。
    更多的孩子难以归之于一两个主题之下。卢梭的《爱弥儿》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尽管绝对来说，孩子和年轻人都是虚弱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又是强壮的，他们的力 量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就此而言，他们要比成年人更加强壮[2]。实际上，无论小说有 什么样的主题、意蕴，那些孩子的一言一行仿佛都“嘲笑”成年人瞻前顾后的软弱。阎 连科的《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找到27具因荒年饥馑被村人们遗弃而被荒野饥饿的鸦群 啄死的孩子尸体，并把他们一一埋葬，这一年，司马蓝只有8岁。即便是那些表现儿童 之“恶”的小说，在阅读效果上，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受到心灵的震颤，而不由自主地 会把探寻的目光投到这“恶”背后的成人世界。毕竟，我们所处的文化，是成人文化。 皮皮的《全世界都八岁》，这个标题以及那一群恶作剧般地捉弄疯子的8岁孩子，无疑 是有着隐喻意味的。小说还夹叙了这个疯子童年时代的一段往事，正是在这一事件中， 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冷漠导致了这个本来聪颖的孩子的精神失常。叙述者貌似冷 静的叙述掩饰不住因人的尊严被亵渎、被蹂躏而表现出的悲愤。小说中，男孩大城被疯 子的痛苦、无助所深深震撼——这震撼已“溢出”纸面触动了读者，也许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像这个孩子一样，将听到那打破的窗户玻璃碎片清脆透明的声音。
    三
    近二十年小说中“儿童”的重要性存在的另一点是：他们成为了小说的某种叙事策略。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童年回忆为主的小说大量出现。与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把童年作为回忆的主体不同，这二十年间小说中的童年往往作为背景，其中的孩子往往并非主角，尽管这一 类小说多用第一人称，“我”的个人历史也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时代。用叙述学的观点 来讲，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是自身故事的叙述，人物——叙述者也是主人公，而在 近二十年的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孩子与人物往往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或者即使在一个 层面上，也不是叙事的主人公。比如李佩甫的《红蚂蚱 绿蚂蚱》、王祥夫《沙棠院旧 事》。即使那些童年就是叙事内容的小说，如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余华《呼喊 与细雨》等，童年的“修辞”功能也是很强的。这涉及的正是前文已提及的“当代表现 和历史记忆”问题。
    2.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可以说该论题所涉及的作品大部分都全部或部分地使用了这一视角。批评界对“儿童视角”已有所关注，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集中在现代文学，特别是40年代的小说。其中的代表观点集中体现在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之一》一文中：“(儿童视角)以特别逼近儿童的心态来还原幼年时期的自我形象，且又试图经由这种还原，来表明一点超出于儿童知觉力的内容。这个变化的意义应该说是颇耐人寻思的”[3]，这个“变化的意义”才是这些非儿童小说中“儿童视角”的意义所在。就40年代的童年回忆体小说来说，如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些作品在情调、氛围上的相似性，这“变化的意义”是不难加以“归纳总结”的。在这些作品中，“儿童视角”的确对生活起着净化、细节化、诗化的作用。而本论题中涉及的儿童视角由于分布范围的广泛，是难以简单地对“变化的意义”加以归纳的，惟有将它与其他叙述方法相比较，见出差异、特点、弱点，并对作品的“当代表现与历史记忆”进行探微，才有可能对这一视角的审美价值及其背后的哲学意蕴有所揭示。再者，通过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作品中的一些特殊主题，有可能使我们“听到”一种混成话语的些许声音。这种“混成话语”是这些成年人在试图变得像孩子一样思维、一样说话而进行回溯创造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某种文化原生态质素，同时也“回荡着”成年文化的意识形态样的“声音”。与儿童文学不同，这种“声音”不是作家们极力要避免和消除的，它试图与那种原生态质素保持最大可能的张力平衡，也正是这种平衡使得“混成话语”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年龄化、成人化、性别化等叙述方法相比，儿童视角(叙述人)在叙述上造成的张力更具审美性，分析的关键或许在于：当儿童视角(叙述者)造成一定的“仰角”时，叙述是不可靠了(因为不懂世事)，还是更可靠了(因为心灵尚未被污染)?
    3.不少小说关注儿童的象征意义和精神折射。但这种象征、折射在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内涵的实质上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小说不同。尽管这一部分儿童不少也是写实的，但小说并不执著于他们性格心理的刻画，在他们身上或是寄托某种古老文化，如《小鲍庄》里的捞渣；或是一种生命力的创造与再生，如迟子建《日落碗窑》中那个诞生在碗窑废墟中的婴孩；或者成年人的某种现实寄托，如张炜《一潭清水》中的小林法、《海边的风》中的细长物；或者这些孩子就像精灵一样在小说世界飘荡，如余华《夏季台风》中的星星……。
    另外，阅读中可以注意到，不止一个作家在不止一篇小说中关注孩子，这其中有人们常常提及的莫言、苏童和有着非常自觉的“童年意识”的迟子建，还有王安忆、余华以及还不太为小说评论界关注的范小天、滕锦平、李佩甫、韩东、王彪等小说家。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儿童(童年)作为艺术建构手段，使我们有可能借以寻找作家与文本的潜在关系和审美超越。这里，“儿童”作为一种原型，对艺术家的创作心理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原型在其意识化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体现在近二十年来的小说家身上，则是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这一特征：落日情节——女作家的“情结”；刺青时代——男作家的“儿戏”(注：《落日情节》是女作家蒋韵的小 说；《刺青时代》是男作家苏童的小说；《儿戏》是男作家滕锦平的小说。以荣格的“ 原型与转换的原型”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有可能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这应当另外 撰文。)。
    詹姆斯·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分析人物的模式，即叙事中的人物同时含有三个因素：模仿的(作为人的人物)；主题的(作为观念的人物)；综合的(作为艺术建构的人物)[4]。费伦所说的综合因素的凸现情况主要是在元小说中，这个分析人物的模式是就一篇叙事而言的。然而，如果把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小说作为一个“大文本”，那么，儿童就是这个大文本中的一个“人物”，费伦的这个模式就可以以“同构”的方式应用于这一“大文本”：对小说中儿童与成年人的关系、儿童虐待等问题的关注，就是对这一大文本中儿童的“模仿因素”的关注；对儿童作为叙事策略的关注是对其“主题因素”的关注；对作为原型的“儿童”的关注是对其综合因素的关注。
    “儿童”的模仿因素、主题因素、综合因素就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所包含的三个“域”。
    四
    
    这样，我们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儿童视野”的关注实际上引出了一个叙述学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儿童”的研究(不过采用的是90年代以来的新叙事理论的“人物观”，而不是结构主义叙述学“功能性”或传统批评的“心理性”这两种多少有些 水火不融的“人物观”[5])。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还有赖于对小说文本的“细读 ”，这应当另外撰文。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这一论题的一个关键词“儿童”( 童年)做出解释，这可以看作是“小说儿童”的一个“模仿”因素。
    将什么年龄段的人看作儿童?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然而却难以划定准确外延的概念。多样性永远抵制着符号所指的明晰。纯粹的生理学把儿童看成是尚未成熟的成人，心理学家考虑了社会的因素，但儿童的年龄仍是一个灵活可变的参数。意大利儿童心理学家蒙特梭利根据心智的变化划出了儿童发展的三个阶段：0-6岁；6-12岁；12-18岁[6]。她的“儿童”是0-18岁。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中界定的儿童在18岁以下。现代心理学家Erikson把童年划分为几个精确的阶段，15个月-2岁半；2岁半-6岁半，等等，他的“童年”也要延续到十六七岁。在我国，建国以后由于采取前苏联的教育模式，通常把读初中以前的孩子当成“儿童”，其中的弊端不难想见。而现行的儿童文学理论是把18岁以下的孩子都作为受众群的。社会、媒体也曾就儿童年龄界限问题进行过讨论。实际上，“儿童”(童年)这一概念，远不只是一个生理或心理学概念，它是处在一定社会的文化、经济脉络当中的，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这个概念的外延、内涵还会有所不同。小说中的儿童无疑体现着小说家的“儿童观”，有些孩子十七八岁了，还懵懵懂懂，稚气十足，有些孩子只有七八岁，已做了成年人未必会做的事来，如上面我们举例的司马蓝，那是时代、环境、个性使然。
    然而，无论儿童的年龄界限有何变化，它都在18岁左右。这一阶段的孩子确实有着与成年人不同的生理特点、不同的心智。就近二十年的小说而言，儿童也指的是18岁以下(含)的未成年人。但是为了该论题对作品中儿童的选择尽可能避免处于随意的危险，我所选择的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还未曾经历“自我”的连续不断丧失的那种感觉。这样，从方方《风景》中那个作为叙述人的刚出生不久就死了的男婴，到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将要告别童年的18岁的男孩、虹影《饥饿的女儿》中正踩在发现“自我”途中的女孩六六，都是我们关注的“儿童”。当然，有许多作品并未表明孩子的年龄，这就需要从文本语境中加以判断。
    现实世界的儿童与纸上世界的儿童本是一对孪生子。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个人的童年记忆不只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积累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7]正是这种“相似之处”揭示了“虚构”的儿童和真实的儿童之间的本质联系。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暗含在他们作品中的两种童年模式，都是一种记忆，包含着他们个人的生存动力、信念乃至人性关怀。也许，正因为这些作家不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涉猎其他题材、其他技巧的同时，对“童年记忆”的关注，从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他们试图挖掘整个人类经验版图的雄心。

    参考文献：
    
    [1]萨特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4.
    [2]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12.
    [3]范智红.平凡生活的复现及其叙事功能——四十年代小说艺术论之一[J].文学评论 ，1997，(2).
    [4][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174.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1-65.
    [6][意]玛丽亚·蒙特梭利.吸收性心智[M].王坚红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18.
    [7]Sigmund Freud.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M].New York:New Americanlibrary,1972.34.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