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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复杂的纠葛中，葛亮作为一个赴港定居者，以一个作家的冷静和体恤看待这座繁华的“他城”。题目《浣熊》是香港遭遇的一场台风，在带来强风与丰沛降雨的同时也带来一场不期而遇。一个大陆新移民、一个南亚裔青年都是香港食物链的最低端，却要展开一场残酷厮杀，他们露出尖利的牙齿咬在对方的脖颈上，疼痛且一击致命。《猴子》身姿轻盈，不经意地出逃却撞破了这城市的秘密，也荡漾出了城市人的动物性，或温良或疯狂。《杀鱼》里代表现代文明闯入的剧组，用聚光灯照亮了古朴的渔村，灯下传统的家庭渔业方式和现代的机械化捕捞相互对抗，老一辈村民以极端的方式保护传统，但新一代却被电影、明星等现代娱乐产业所吸引，他们跌入那个梦幻的光影世界，预示着新一代人既难坚守传统，又易被现代游戏裁判出局，这是每一个乡土社会转型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香港文学的谱系里，乡土社会几乎无人涉及，它被高楼大厦所遮蔽，葛亮作为一个外来者却也是一个挖掘者，《龙舟》鬼魅的气息下，尽显孤独的意象，移民的年轻男子和离岛有同样无根的飘零感。不确定感和不在场感始终笼罩着香港新移民，《退潮》里那个在香港艰难站稳脚跟的女子，返回大陆却遭遇袭击，显示出新移民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葛亮从各个侧面来写香港，他惟独放弃的是成功者的角度，而这却是香港通俗文学大获成功的秘密——描写成功者的奋斗和纠葛，这类小说是弱肉强食法则的最佳注脚。 虽然是以外来者的角度看待香港，但葛亮却苦下功夫，考察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俗，香港有多少岛屿、俚语的应用、公车的线路、香港历史的复杂建构，这些社会学、地理学的知识，巧妙和文学相结合，使得《浣熊》成为一部“文学香港志”。对于香港的认识，葛亮不光是一个旁观者，也是一个体味者，他咀嚼出主人公压抑的痛苦，替不善言辞的他们传递着平凡真挚的感情。像其他“70后”作家善于描绘偶发事件一样，葛亮不甘心只做一个冰冷记录者，他用温情的笔拨开香港人冷漠面具下的焦虑与不安，那些被捕捉到的精妙动作描写，那些精准的方言表达和电影般流淌的情景，都是葛亮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放低姿态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他将对生活场景的呈现和对故事的讲述相得益彰地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知识分子写作对意识形态的强加和农民写作对生活的粗暴呐喊，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和谐之美。这种古朴的中国气质，被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肢解得破碎，如今在一个现代年轻作家的身上重又得到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