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领域浸润得越久，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冀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故此，当我扫描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时，总会把目光投注到那些在视野、研究范式、学术背景等方面呈现“跨界”姿态的写作上。透过它们，我得以想象与勾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美好的未来：逐渐从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宁静而天真的“童年孤岛”中走出来，驶入激荡着各种对立观点与声音的思辨之海，去寻找一方深入人类文化腹地的辽阔“学术新大陆”。
    汲取“他山之石”的智慧
    
    “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这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他山的石头记》中所表达的愿望。这本书后被刘东收入他所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在总序中如是说：“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显然，在刘东与宇文所安眼中，“他山的石头”是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人们不断寻找的智慧，也是使本土文化获得自我更新能力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他山的石头”因其稀少与寥落而更显得弥足珍贵。
    对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而言，“元研究”还不曾全面展开。对此，一些研究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对研究本身缺乏反思与追问将使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继续被学界边缘化，继续无力对诸多儿童文学、文化现象发出真正批评的声音。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要改变目前研究态势决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如何寻找路径的技术性问题。因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研究者很难在第一时间与产生于成人文化领域中的前沿理论顺利无缝对接。如何对现代理论从“挪用”到“化用”，进而真正融入儿童文学的批评中，这是一个摆在许多从业者面前的长时段课题。
    从赵霞的《美国〈儿童文学〉杂志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走向》《当代英美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及趋势》《佩里·诺德曼：他丰富了当代童年观》三篇论文中我们获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同行们为逾越同样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学术困境”努力探索：以康涅狄克大学为依托，创办一份“学术和文化多元”、“为大家所公认和重视”的专业刊物，以此吸引、鼓励人文学科领域中最优秀的那部分研究者参与到儿童文学这一领域中来。显然，这是一次成功的突围。在美国《儿童文学》杂志所构建的学术平台上，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这门边缘学科潜在、巨大的学术容量：从研究类型而言，它包括了基础理论命题探讨、通俗文化研究、特定形象与意象研究、童年叙述研究等近两百种研究子课题；从研究方法而言，它是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民俗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等各种理论武器独特的演练场。而一批优秀学者的加盟则使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被质疑性批判思维所主导，进入了充满理论交锋与论争的开放型学术运行轨道中。
    一所大学、一位主编、一份刊物，集结起一群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激活一个被漠视的学科研究。从很多层面来看，这是一块能够被我们充分复制的“他山的石头”。
    “晚清”仍有富矿
    
    若稍许关注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动态，不难发现“晚清”、“传教士”正在构成许多来自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重心。但遗憾的是，这一新的学术生长点至今并未引起儿童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相反，倒是一位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意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从2009年到2010年，宋莉华连续发表了《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成长小说述略》两篇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生期的论文。在上述论文中，作者认为：“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在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中长期被遮蔽，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盲区，这使得现有的某些论断不免带有局限性，需要修正，至少需要重新论证。”毫无疑问，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而言，宋的上述成果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个“学术富矿”的开启——中国儿童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曾几何时，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年)已基本打捞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沉淀。没想到的是，近30年后才发现还有太多“沉淀”依旧埋藏在时间的淤泥里。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督教因素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已经了解到，自17世纪开始，清教徒对儿童教育、阅读的重视极大推动了欧美儿童文学的发展，但是，我们所不清楚的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和基督教文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介入了这项关乎中国儿童、也同时关乎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项需要许多研究者从各个层面与向度掘进的课题。比如，《〈小孩月报〉史料考辨及特色探析》(郭舒然、吴潮)及笔者的《“启蒙”的生意：老商务的产业链》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上述课题所关注的内容。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基督教乃相当复杂的欧洲历史和思想史现象，无论从历史和思想形象来看，基督教都不是只有一种形象”(刘小枫《拣尽寒枝》)。而当下中国极少有在基督教思想领域造诣深厚的文学研究者，这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诸多成果往往在史料的收集、整理上颇见功夫，而对史料的阐释则有简单化之嫌。当我们以上述思考为基点考察宋莉华教授的研究成果时，也发现其在相当丰富的史料中仍然选择了“传播福音”的“工具论”作为主要的阐释武器，从而忽略了传教士所译介的诸多儿童书籍中存在的文学性与经典性，这使得陈平原《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2003年)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在今日仍旧需要被强调：“在众多晚清翻译小说风流云散的今日，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反而重新出现在普通中国读者的书架上……晚清读者在接纳《秘密花园》时，是否只将其作为宗教读物阅读？”
    儿童文学与教育依旧有话可说
    
    十年前，王富仁曾以一篇题名为《呼唤儿童文学》的文章对儿童文学进行了一次“客串”研究，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一次“外行”与“内行”的交流。而这篇“外行”文章至今令我这个“内行”印象深刻：“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的……我的儿童文学观念是在与教育观念的分别中建立起来的……教育是有强制性的，教育的基础是纪律，而儿童文学则不应是强制性的，儿童文学的基础是自由……我们成年文学发展的困难是显在的，而儿童文学发展的困难则是内在的。”言语之间的坦诚与犀利证明作者实在是一个对儿童文学、对教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内行。如果说把儿童文学从教育中剥离是为了彰显其独立的美学价值，那么，把文学与教育连接则是为了呈现其介入世界的力量。十年后，他的《研究鲁迅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姜彩燕〈鲁迅与儿童教育〉序》正是《呼唤儿童文学》的一个辩证延续。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对中国儒家教育传统与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传统进行了溯源，厘清了两者各自所归属的文化谱系以及共同具有的精神超越性。接着，作者论述了自晚清开始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嫁接后所出现的变异：“在这种极致化了的主智主义的学校教育中，儿童阶段更是当代各种学科基础知识的集散地，而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儿童教育。”由此，作者提出了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儿童教育思想上存在着细微但重要的差别这一新观点。虽然在这篇序言中，作者没有对上述观点展开详细论述，但它提醒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经典不是一个被雕刻在历史背景中的凝滞物，而是永恒流逝的时间之河中的一个生物体。就中国当下而言，虽然“鲁迅们”的作品正在争议声中从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渐渐撤离，但显然学界并不曾轻易遗忘。出现在2010年各级刊物上关于鲁迅与儿童、儿童教育的论文就有《“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朱自强)、《鲁迅作品教育的内驱力：批判思维》(曹颖群)等，它们证明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些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作品依旧具有某种经典的气度与质地，并且依旧具有直指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力量，诚如王富仁在文中所言：“鲁迅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对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事实上，关于鲁迅文章在当下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命运问题同时还促使我们思考儿童文学中另一个研究向度，即“儿童文学与教科书的关系”。
    在2010年岁末的书市上，5年前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系列一夜之间书写了“洛阳纸贵”的传奇。并且从目前态势看，该传奇已演变成一个被各种媒体不断传播与放大的跨年度文化事件。从各种媒体的评论中不难看到，推动已被遗忘多年的“高龄”小学教科书再度成为畅销书的“外力”，正是人们在现实教育中普遍感受到的缺失与迷失。而这种“体制性”的病症究竟如何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它们是否源自更深的文化基因？当下的我们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做最大程度的努力来修正与弥补？显然，面对这些问题，儿童文学研究有必要拓展自己的思考范畴，从而有效实现学术对现实的介入。好在已有论者关注到了，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课文论争及教科书儿童文学编选原则》(张新科、郑国民)、《民国国语课本与儿童文学研究——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胡丽娜)等。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论者的思考似乎并没有沿着当年的争论进入更深的层面。比如，对语文是否应该承担国家主义等“德育”任务的问题，思考就过于粗疏。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最大的全人类和最小的个人，这两项是真实不虚。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许倬云谈话录》)显然，这种来自一流学者的胸襟与眼光对儿童文学研究者不断反省自己的视域与观念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我喜欢思考文学可以‘做什么’超过思考文学‘是什么’，这种思考帮助我理解文学是一个更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从真实生活中迁移出来的自足单元。”如果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会发现儿童文学研究在小学教科书这个领域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在电子版《独立阅读》2011年1月号上，一篇《民国教科书与党化教育》(王晓渔)的书评极为敏锐地发现了在当下“老课本”热中所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商务国语教科书》初版于1917年，《开明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初版于30年代。这之间发生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党化教育……今日媒体对这些教材热捧的时候，对此几乎没有反思，未免有些遗憾。”也就是说，由民国教科书的热销所引发的并不仅仅是关乎当下儿童教育的思考，它还指向更为深层的现代中国文化谱系的书写过程。而这也意味着，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需要不断进入历史以获得“返观与重构”的可能，从而更清楚地看清必将成为历史的今天的种种症候。
    令人遗憾的是，纵观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鲜有关于当下诸多文本或现象的有分量的论文进入笔者的视野。这是不是应验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对深嵌在你的文化中的某物，只有当其隐退到历史深处时，你才能清楚地看到它？(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抑或是，因为我们还不曾清楚地穿透历史，所以只能让现在继续浓雾弥漫？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