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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问化研究：知识价值阐释与玄学化倾向 学问化研究范式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本体，就是把鲁迅世界作为一个知识性和审美性认识对象，来确认鲁迅世界的知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审美研究是通过文体、语言、形象和风格等多层面的艺术评价，来确认“文学家”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特征及其文学史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是鲁迅研究的起点，也是鲁迅研究的重点，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而且就研究过程和结果来说，这种研究相对都比较纯粹。虽然对于鲁迅文学价值的质疑与否定时有发生，但鲁迅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还是公认的，这可从一些事实中得到证明，如国内外各种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作家排序中，鲁迅总是位列第一。 学问化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把鲁迅作为伟大的学者和杰出的教授看待，考察其“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之外的“学问家”的身份及其知识价值。对于“学问家”鲁迅的研究，一方面来自于鲁迅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因其卓越而伟大；另一方面来自于鲁迅研究的全面性，因其伟大而成为各个专业方面的研究对象，例如，鲁迅的文学史观、宗教观、科学观、教育观、古籍整理和版本学、编辑观、美育和美学观、翻译学、文字学、金石学等修养，其中还包括很细微的知识点和日常人生的启示，如鲁迅对信笺、木刻与版画、金石拓片、“目莲戏”、胡须样式、服饰搭配、“南人”与“北人”性格的看法等。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全面性、细小化，说明这个历史人物的伟大和重要。 但研究者在以学问性的专业标准来对鲁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例如编辑学、美术学、金石学、文字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采取思想性的标准来作超越专业领域的价值判断，不能进行人为的价值增值和水平夸大。在研究过程中，应将其知识置于行业领域的发展前沿，和当时同一领域最高水准相对照，从而更准确地对其价值与贡献作出判断。因为在某些方面鲁迅毕竟不是纯粹的专家，不能因为他是鲁迅就会使其所有学问价值增值。 学问化研究范式本质上是知识阐释，而知识阐释与历史性研究一样，都具有史料和价值的有限性，不能脱离鲁迅思想主体去作纯粹知识细节的阐释。例如在《红楼梦》研究中，费尽力气去考证大观园的某扇门朝哪个方向开，便是一个纯粹的细节问题。而在鲁迅研究中，日本学者受“出典论”的影响，注重材料考据，为鲁迅研究作了许多不可替代的工作，例如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便是此方面的经典。此类研究不仅丰富了鲁迅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但是，日本学者的某些实证研究过度学问化的研究视角，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历史偏误。 无论是审美判断还是学问判断，大都具备两种路向：一个是作家个体的纵向研究，即把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其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一个是注重作家与周边或者同类作家的关系研究，通过同类比较来进行价值评价。如果因为鲁迅伟大，而使其所有方面都变得伟大就是一种比附性、夸饰性的评价，应该用第二种路向加以证伪和确认：鲁迅虽说跟随章太炎学过“小学”，但是其专业水平在当时文字学界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鲁迅虽说专门搜集整理了许多古碑拓片，但是其金石学知识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类似的推论还有许多。鲁迅是伟大的，但不能把他精神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加以专业性的细化或放大。鲁迅是凭借思想主体和文学价值而成为鲁迅的，鲁迅是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学问家鲁迅、翻译家鲁迅、编辑家鲁迅、教育家鲁迅，但是鲁迅不是哲学家鲁迅、文字学家鲁迅、金石学家鲁迅、美术家鲁迅、医学家鲁迅……这是学问化研究范式应该注意的学科法则。 1980年代的“还原鲁迅”诉求，不仅表现在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进行学理逻辑的人为强化上，还表现在研究者话语方式的改变上。概言之，是由“批判话语”转向“建设话语”，由政治话语转型为学术话语。这不只是鲁迅研究界的转变，也是整个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转换。在鲁迅研究界，研究者大都规避了以往鲁迅研究中的传统话语方式，取而代之以学术化、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在政治化的时代，以大批判文章为代表的传统话语方式往往使用一种“强制性逻辑”，即从批判对象的思想和言论中择取片段，进行任意编织组合成因果关系，然后按照事先预定的结论强加于批判对象，用不容置疑的语言为其定性。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这种逻辑长期影响着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例如，在反拨贬损鲁迅的思潮过程中，亦有人从维护鲁迅政治地位出发，轻车熟路使用“文革鲁迅”的价值观和言说方式，来反击人们对于鲁迅的贬损。(20)岂不知这表面是在捍卫鲁迅，实质上则是在重复神化亦即僵化的鲁迅形象，不仅不能起到维护鲁迅地位的作用，反而会更加激化人们对于鲁迅的排斥和反感，从而使鲁迅的价值进一步被淡化。与此同时，在学术价值观和话语方式转换之后，也出现了一种过度阐释的研究倾向。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将鲁迅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作一种纯学问式的放大，进而走入玄学化的歧途。在2002年绍兴鲁迅年会上，笔者曾提出要高度注意鲁迅研究中的这种“玄学化倾向”：“不能用人人都不懂的话阐释人人都懂的道理，而应该用人人都懂的话说人人都不太懂的道理。”(21)孙玉石更进一步指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独特性”：“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有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22)如何认识和理解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价值，从学术价值的认定到话语方式的表达，学界是存在着偏向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有的学者把这种玄学化的过度阐释现象，称之为“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式的‘伪创新’”。(23)此说虽然激烈，但不无道理。 学问化研究范式中出现的这种玄学化的倾向，不仅造成接受者的阅读障碍，而且与鲁迅的思想实际多不符合。研究者对鲁迅思想价值进行学理化乃至学院化的过度阐释，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鲁迅思想的意义。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研究被经院化了，被专家、学者规范化，失去了独特的生命力。”(24)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或价值的大小，并不等同于思想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鲁迅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其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目标、对象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他因时而作，因事而发，思想和言论似乎比较随意，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思想缺少系统性和学理性，更多的是一种时事性的社会批评和偏激的文化批判。而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情境下，一些鲁迅研究者从“捍卫鲁迅”出发，为了适应所谓的“学理”和“规范”的学术潮流，改变过去人们对于鲁迅“斗士”形象的单一认识，强化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往往从学理上对鲁迅思想进行有意地放大，加以哲学化和体系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思想问题概念化、个别观点体系化，呈现出明显的“玄学化倾向”。正如鲁迅曾经说的“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25)一样，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多少也中了一些“玄学”的“毒”，陷入自我编织的玄学理论陷阱中，或多或少参与了这种玄学化的营造。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鲁迅思想体系的建构亦远远强烈于对鲁迅思想本身的认识，结果使自己对鲁迅思想的阐释远远大于鲁迅的思想本身。正如一位前辈指出的：“由于过于追求结论的体系化，思想之刃有时便把一种生动的现象或一种直观的思想，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分解”，“好像是一种思想在作者意识中单独运行的结果”。(26) 人们将鲁迅思想过度学术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鲁迅思想的学术性和体系性，提升鲁迅思想的地位，但过度学术化的结果恰恰使鲁迅成为高高在上的哲人，其思想则成为束之高阁的理论，远离了大众也远离了现实。这把战士变成专业学者和纯粹哲人的努力，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平民情怀和当代意义，反而制约了鲁迅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鲁迅的著作下了功夫还可以读懂，可是有些关于鲁迅研究的论著即使下了大功夫也很难读懂。学术活动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正如鲁迅所言：“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27)鲁迅是一个站在大众立场立足于现实的战士，单纯学术化倾向可能使鲁迅研究这门显学成为玄学，一旦成为玄学，就会把本来不太易读懂的鲁迅变成了读不懂的鲁迅，从而使其与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思想间隔进一步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