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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鲁迅对知识阶级的看法，冯雪峰有这样一段回忆：“先生自己虽并不曾给知识分子以一定的确定的定义，可是他经常要提起对某一类知识分子的警惕，是因为非常有教训的意义。例如他一提到被他加了引号而称为‘正人君子’或‘学者’的人们，他总感到寒心，而在笔尖上将他们作为卑劣与阴险的实例；又提到后来他给他们命名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的人们，则连连地摇头，说靠不住，不能信任。”并说：“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或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据，是他长期的观察与接触的所得。”[15]749“正人君子”和“空头文学家”是鲁迅否定的知识阶级，也即假的知识阶级，而对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有具体阐释： 然而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1]卷八，226－227这段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描述有两层意思：一是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二是真的知识阶级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何以发表倾向于民众思想的就是真的知识阶级？这里面除了对民众的认同外，还有一点就是民众是占大多数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思想应该是为大众的，知识阶级更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大众(当然也包括从民众中汲取营养)，让知识成为连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桥梁，让知识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并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的知识分子，这与葛兰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不谋而合之处，即着重于与民众的联合并在民众中产生效应。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去想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真的知识阶级的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或者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知识分子当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因为不满足而痛苦，因为想要改造社会解决苦难而苦痛。比如，信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学说？是流血进行大的改造还是渐进改良救一分是一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需要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之中必有挣扎，真的知识阶级的思想不可能天天在改变，天天在进步。真的知识阶级敢想敢做，如不敢想更不敢说，考虑到种种利害，就是假冒的。这种理想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状态确是知识分子向往的状态，而鲁迅一生也像堂·吉诃德一样在践履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所以，鲁迅也必然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处处碰壁。在鲁迅而言，社会处处是壁，到处是鬼打墙；但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社会一切太平，只有风花雪月。 真的知识者是痛苦的，因为思考的问题多，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自己以前的主张而完全接受新的理论主义。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像鲁迅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1]卷四，209，通过咀嚼思考获得真理，不经过这么一番经历体验的功夫，只是照搬别国的理论，这样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像现代评论派起初拥护北洋军阀，后来又集在国民党名下，鲁迅嘲讽其公理是可以随着权势者和指挥刀转移的⑦，甚至嘲笑说：“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1]卷三，475对于革命文学家照搬苏联理论，鲁迅讥之为“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1]卷四，245。真的知识阶级不顾自身的利害，假的知识阶级随风转舵，所以假的知识阶级寿命长，真的知识阶级总是被打压被杀头，统治阶级不但要消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要消灭他们的肉体。每一个时代，凡是先知先觉的真理持有者，在当时往往是不被承认并且被扼杀的。“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卷三，184伟人变成傀儡后，他当初的先知先觉也被利用作统治者治人的武器了。比如，孔子死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1]卷六，327。孔子历来被权势者当作敲门砖，待到权势者用民众的血将自己扶上宝座后，就将孔子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抛弃，并且屠杀将他扶上宝座的人民，也不给人民他当初的承诺。真正的知识阶级往往在当时被打压而在后代又被利用，当新的知识阶级兴起来时，又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鲁迅就曾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卷三，477知识分子在当时被惩罚不仅来自于权势者，而且还来自于民众。民众的愚昧受欺骗及其民众暴力等往往使先知的知识分子被误解、排斥，甚至受到压迫、献出生命。在鲁迅的字典里，一些权势者比统治者成为更具体的批判对象，大众对批判的先知的“惩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所以，当有人问他怎么不骂军阀却骂军阀的走狗时，他回答说：“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巴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1]卷四，171鲁迅认为斥巴儿狗险于斥责狗主人，之所以不骂军阀，即在于政治有时是不好评判的，更无从从道德这方面来评判，而军阀的哈巴狗是与人的品德有关的。所以，斥责军阀的哈巴狗比斥责军阀更有思想价值。军阀没思想，用的是刀，政治有时难分是非，唯有一些永恒的品行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却是人的品格中永远都值得提倡的。 鲁迅说那些特殊智识阶级并不在他所论之列，真的知识阶级是独立的，也即鲁迅在论到官魂和匪魂之外的民魂。“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1]卷三，222“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1]卷三，222鲁迅所说的“民魂”应该就是“真的知识阶级”。只有民魂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想做官的匪，民魂要发扬却往往被官和匪破坏，民魂的夹缝生存状态就是知识阶级的生存状态。如果说章士钊只能算“官魄”，那么那些拥章的文人雅士就连“官魄”也算不上⑧，只能算傀儡了。所以，鲁迅说那些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不过是假的知识阶级，他们是顾及利害的阶级，也是会随便变换主子的阶级。真的知识阶级心身是痛苦的，而对于那些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似的知识阶级，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知识分子这种心身痛苦。要消化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主义，还得有以前的生活经历、思想积淀为基础，也就是一个新的知识、思想的回心过程。鲁迅说：“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1]卷八，228只有这些思想转换为自己的血肉，才能成为自己持久不变的精神和信仰。胡风也有类似意思的话：“只有当思想成了自己的生命机能才能算是思想的鲁迅”[16]53。而中国的做戏的知识阶级不是盲目崇尚外来的主义，就是做主义的奴才，或者只是做戏给大众看，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连做戏的敲门砖也扔了。 那些假的知识阶级动辄用棍棒威吓人，用权势来吓唬人，说别人是“学匪”、“学棍”，拿背后依靠的权势来治人罪，这样的人还是知识阶级吗？鲁迅不把他们归于知识阶级的队伍，可见，鲁迅对知识阶级的定义里最根本的一层应是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品格。鲁迅后半生在上海卖文为生，与那些依附国民党的教授、学者、官僚不同，这时候的鲁迅应是他一生精神最独立、最强韧的时期。虽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鲁迅并不受制于某种权势，他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笔说自己想说的话，他把批判揭露的目标指向国民党的敷衍抗日，对国民党屠杀革命文学青年的义不容辞的揭露等，都表现出了鲁迅作为一个正义的勇敢无畏的真的知识分子的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