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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想到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他们的心身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就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 【关 键 词】鲁迅/“特殊智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现代评论派 【作者简介】胡梅仙，女，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①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他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过：“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1]卷八，229“现代评论派”②的那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一面自称“特殊智识阶级”，一面又将鲁迅等异己者称为“学匪”。对于中国读书人的这一套以名定罪的伎俩，鲁迅早已看得分明：“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1]卷三，285“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徒’、‘学棍’的称号。”[1]卷三，220真是顺我者“通”，逆我者“匪”。“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1]卷三，176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书屋称为“绿林书屋”③，而语丝派人也以“土匪”自居、自豪。“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2]208可看出《莽原》的定位就是在“野外莽原”呐喊、反抗、作乱，以示英雄本色。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论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权势的知识分子与受统治者青睐的“特殊智识阶级”的斗争。王富仁分析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与陈西滢的矛盾对立，认为其实质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生原则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原则的对立”[3]10。“如果说传统儒家的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就是让全民服从皇帝一人的管辖，现代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的主要特征则是把社会和国家看作是全体国民共生共存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愿望和要求都有在合法的形式下得到表达的机会，而法律则理应成为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愿望和权利的保护者……在这蝉联发生的两次斗争中，鲁迅的态度是立于整个社会人生的立场上看待它们并对之做出相应反应的。他在青年学生的行为中看到了充分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而表达自己社会愿望和要求的新的社会行为趋向，而对当权者非法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了抗议。”[3]9现代的社会人生准则是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表达自己的社会愿望，和那些依附权势、免不了帮忙帮闲命运的所谓特殊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一种是反抗的，以自我为中心；另一种是把自己仍然纳入统治者的权力轨道，看权力者的眼色和利益行事。而在这之中，反抗权势、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成为鲁迅最能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本色的特征。现代评论派追求的是息事宁人，闭着眼自欺欺人，做事最好不要超越常规，无非是为权力者粉饰太平。格里德尔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向社会权威的传统准则发起了正面攻击，这预示着在一种思想基础上最终重建革命运动，这一思想基础的动力来自一种反偶像崇拜的社会学说和战略：‘民众’文化和唤起‘民众’的概念。”[4]206在女师大风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表现出的反权威的五四精神。陈西滢就认为女师大学潮中学生做得太过分了，失了体统。就是这个体统，正是真人君子们要维持的，而鲁迅喜欢做的事就是要揭穿他们的假面，破坏他们死守的体统，甚至于因此感到一种被人呕吐的报复的窃喜。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欺辱压迫，就不能体会被压迫者那种哭诉无门的境地。对于下者、弱者、幼者，鲁迅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 对于胡适等提倡的整理国故、学生应专心读书等宏论，鲁迅认为这是对现实的漠视和逃避。“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1]卷三，154如果有谁走得快一点，或者不听指挥自己探索着走，就会得到一个“捣乱”的名，只有装死一动不动最安全。鲁迅认为中国应兴起一股社会运动，而不是躲进实验室能研究出来的。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鲁迅的推测，一个大的时代将会到来，不管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或形态出现，这个大的时代是一定要到来的。这是鲁迅的敏锐，大时代绝不是以往就有的在实验室埋头做研究，在象牙塔里发议论，做几篇文章就可以的，鲁迅一直都在寻求一种思想启蒙的最有效的契机，就是在一场大的社会运动中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包括鲁迅曾意图和创造社结成统一战线以及加入左联，包括鲁迅一直在呼吁的青年不能读死书，要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实践等，都表明鲁迅是一个不仅有思想而且重在把思想灌输给民众的启蒙家。这很像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由于这种稳定性，从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的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5]2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immanentist philosophy)，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5]240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被恰当地称做哲学运动的，到底是那种致力于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呢，还是那种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同‘普通人’相接触，并且确实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能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5]240－241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6]25我们可以把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解为现代型知识分子，而鲁迅是最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之一。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而不是关在实验室里实验的社会，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权利专享的社会，还必须与大众紧密联系。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诞生了一种所谓‘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④，还有所谓‘特殊智识阶级’。”[1]卷一，216知识阶级还有“特殊的”，鲁迅敏锐地看到了知识、知识人的不平等。留学英美回来的知识阶级的绅士架子、做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假脸、背后有权力依附的所谓“公理”和“正义”，让鲁迅看到了他们骨子里的那种优越感，这也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引发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是《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上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在陈源教授看来，这次女师大风潮“闹得太不像样了”[7]10，竟然出现“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还说“如果过在学生”，当局定要严厉“整顿”，万不可姑息下去，并暗示此次女师大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7]10。陈源这些教授摆出的是所谓“公平”的面孔，实际上透露出的是对学生的歧视和压迫。对于无权无势的学生，权势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叫他们失学或死亡，对弱小者的同情使鲁迅更能体恤学生被欺压得无路可走的愤怒。《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三种：一是握有兵权的军队首领；其二是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他们代表的是武力之外的政治势力；其三，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8]7。如果要使善后会议“成个有效力的机关”，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他们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让善后会议有“相当之成就”[8]7。这些负有指导者责任的“智识阶级”指的就是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东吉祥派诸君子”⑤。黄修己先生认为：“能够代表《现代评论》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是陈西滢的杂文。”[9]209同时还认为“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不是文艺论争而是政治斗争”[9]210。黄修己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置于语丝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背景中，也给予我们另一种思考的启示。 鲁迅对那些信奉西方自由主义、自诩为“特殊智识阶级”的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所谓绅士架子历来看不惯，对他们的依附权势为虎作伥更是表达了憎恶。由于情感取向、道德伦理的不同，现代评论派满口的从西方搬来的“公理”、“正义”、“宽容”用在中国的现实上其实还是权势者的手杖，这些构成鲁迅与他们的斗争的内在根本矛盾。苏雪林对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有过非常褊狭的评价：“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勾结者之代言人。”[10]165此话是夹带私仇还是鲁迅的确如苏雪林所说是反特权、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呢？关于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的原因，钱理群先生有过精辟的总结：“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11]241钱理群认为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是：“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指现代评论派)的现代中国的设计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11]241鲁迅不相信他们鼓吹的那一套理念对中国有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系列思潮中表现出的为权势说话、漠视民众的奴才心理，恰好与他们所信仰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是相悖的。 林语堂在《祝土匪》中把“土匪”看作新思想和前驱的代表，而反对攻击“土匪”的人往往就是一些当时霸占着权威话语、主流话语的“正人君子”、“文人学士”之类。新的思想往往是从那些反抗权威话语的“土匪”中来，只有他们才会冒天下所谓的正统、主流之大不韪，坚持从另一个思想领域来拓展人类知识、智慧的深广度和限度。林语堂说：“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2]209还有一层，土匪不顾所谓的面子，敢于撕破绅士的假面，凭自己的良心来维持社会的正义，而绅士们且不说他们的思想习惯于倾向旧的思维，或者是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单是要他们拉下面孔指责同类或者端下架子露出自己身上的疮疤这件事，也是缺少勇气的。这些正人君子不但害怕有人揭穿他们的假面，而且还会帮助统治者构织罪状罗列罪名以维护统治。 梁实秋多次在文中别有用心地暗示鲁迅与共产党有联系。“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我是不干的。”[12]480“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13]486梁实秋应该知道当时如果谁和共产党有联系，就会构成死罪，而他竟然用极平淡的口吻来散布这种与自己无关却会置人于死地的流言，真可谓宅心太不仁厚⑥。而绅士的这种假装平和其实是深藏杀机的虚伪面孔尤使鲁迅深恶痛绝，鲜血往往就在这些虚伪平和中流淌。鲁迅曾经用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写道：“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1]卷三，76－77正义被虚伪的“美德”践踏，微笑背后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鲁迅的仁慈即在于他在无情地对对方进行讽刺批判时，从不是为了一己私事，而是为了一个思想、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倾向的不同。他在回想女师大风潮之时与章士钊的抗争时说：“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1]卷八，186－187我们一直都认为鲁迅与章士钊以及拥章的现代评论派的纷争源于双方立场的不同，一面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安宁，一面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呼吁。鲁迅在这里把它说成是意见和利害的不同，意见不同很好理解，而利害不同即牵涉到鲁迅所说的“党同伐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自省意识和前后左右周到的历史意识，他从不敢以公理正义、永远正确自居，即使是一些纷争，他也宁愿把它看作是意见和利害的不同。姑且不论对错，就是鲁迅这种清醒的对事物的认识，使他的思想显得多面、深刻、犀利，这些认识也是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现实全面体察之后的自省自剖。 鲁迅将中国文人的不敢正视现实斥为“瞒和骗”，而他正是要撕碎现实的、绅士背后的旧意识的假面，让人和现实赤裸裸地展示出来，鲁迅认为这才会有真的新的文艺、新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出现。对于被绅士认为是“学匪”、“学棍”的言行举止，鲁迅并不以为悔，而且他还嫌自己不够毒辣勇猛。“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1]卷三，259鲁迅认为，“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1]卷三，161，这固然一部分是鲁迅嫉恶如仇的性格原因，而最重要的是鲁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斗士一样的摩罗诗人。如果说在早期鲁迅崇尚摩罗诗人是因为民族解放的需要，那么后来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阐释，特别是在《关于知识阶级》这篇文章里用的是一种相对犹疑的语言，则让我们看到鲁迅对知识分子思考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说，鲁迅已经非常敏锐地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即在不满反抗中寻求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以及与平民接近、理解平民的苦痛。 鲁迅说：“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1]卷三，158不识抬举是因为疑心他们的假面，所谓的“不纯洁”正是“正人君子”们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另一种遁词。就像陈西滢所说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14]241看似在褒鲁迅的小说，实际是把其大量作品轻易抹杀。所以鲁迅说，他不愿接受绅士的小恩惠，他们其实是意在让你失去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鲁迅对于上层社会其实是为了更加麻痹、压迫你而施舍的一点薄恩尤其表现出警惕。 林语堂希望借《莽原》揭竿作乱，与鲁迅当初主张办《莽原》都是同一个思想，意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一切旧的腐朽的文化和现时的弊病给予批判和揭露。“《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2]209这些以“土匪”自居的人绝不是当代人所欢迎的，他们发出的是被人们视为不吉利的乌鸦声，被一些人视为社会安宁的破坏者、故意滋事的捣乱者。鲁迅即使语言再辛辣，但从来都是为了某一件事而发议论，而不是为了评判某一个人。而那些一下笔就把异己者当成什么“棍”什么“匪”的，其实从这些称呼中已透露出他们居高临下、似乎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权势面孔来。鲁迅对那些飞向他的权势棍棒历来都保持着他坚决的抗争方式，这也是那些权势者亦畏他三分的原因。毛泽东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就在于他的从不向权力者献媚，始终保持着对下等人的同情心和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独立思考。有一次，李立三要鲁迅写文章骂蒋介石，虽然鲁迅同情共产党，但他并没答应李立三，因为他认为他骂了蒋介石，他就不能继续战斗了，等于他一直期盼的为中国革命奉献终生的愿望就可能落空。鲁迅希望自己一直战斗下去，而不能像图一时痛快而赤膊上阵的许褚。保存生命即在于能更好地更有利地战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