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处于新媒介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尽管在创作和阅读两个层面显示出令人振奋的热闹景象，但就理论研究而言，却显得有些冷寂，少有碰撞和交集。我们只有穿过那波澜不惊的水面，才有可能发现其中隐藏着的几股潜流，并通过它们梳理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脉络，由此把握近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承接过去、展望未来的线索和走向。
    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翻译引进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受到了儿童文学界广泛关注。正如吴其南所说：“这套译丛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同行的眼界，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更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镜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引进，包括这套书的翻译出版，看做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正在发生转折性变革的一个信号。”或许，吴其南所提出的从“儿童本位”到“创造儿童”的变化，的确可以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出现的一种转向。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新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反映，它们从多维度呈现了西方儿童文学更为丰富的理论景象，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也已有所涉及。比如在2011年的理论文章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女性主义、镜像理论、自我认同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研究视角，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领域已经呈现出文化研究的转向并且有待形成气候？
    早在10年前，台湾的张嘉骅博士就倡导在儿童文学中建立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他认为，把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儿童文学虽是一个不易的尝试，却相当符合世界性与当代性。这一说法在今天得到了印证，近两年我国集中译介的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大都属于文化批评层面上的研究成果。而方卫平、赵霞的《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文艺争鸣》)一文，则可以说是与此相呼应的一个理论注释。该文系统介绍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与失，认为来自文化批评的资源与方法摆脱了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欠缺与理论思考的狭隘，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阈，使其进入到整个文化批评的大语境中，但也会因此出现理论先行以及阐释过度等一些操作失当的症候，同时减少对儿童文学传统的文学、审美特质的探讨。这样的思考对当下儿童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如果以此去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在文化批评方面所做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近些年来，陈恩黎以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为基础而发表的系列论文，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关注。作者站在文化批评的立场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批判性思考，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展开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将文学命题和文化研究视角妥帖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很强的学理性和理论说服力，为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某种范式。2011年，陈恩黎分别在《贵州社会科学》和《中国儿童文化》(第七辑)发表论文《僭越后的道德焦虑与机器图腾——郑渊洁畅销童话文化批评》和《红色种籽•双面神•独生子女——“潘冬子”形象的三种变奏》，作者继续沿承其文化批评的思路，将郑渊洁畅销童话以及《闪闪的红星》作为文化样本，通过对文本内部所隐含的文化符码的剖析，表达对某些意识形态的警醒和抵抗。
    注重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化批评，的确十分适用于中国儿童文学红色经典的研究。在《中国儿童文化》(第七辑)中，还有另一篇关于红色经典的文化批评文章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吴其南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所撰写的论文《精神涅槃：红色儿童文学的成人仪式》。“成人仪式”作为理论话语在儿童文学中的运用并不让人觉得陌生，但从这一角度探讨红色儿童文学的共性和问题，更显得切中肯綮，给人以启示。这正说明了，“对儿童文学研究来说，文化批评除了促成理论上的拓展与提升之外，也为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的许多传统命题提供了新的阐释支点。”(方卫平、赵霞《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
    由此可见，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儿童文学文化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引起，再加上一些文艺理论功底扎实、文化视野广阔的研究者的实践和努力，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视角开始从潜在的可能变为显性的存在，并逐渐显示出它的学术生命力。
    童年立场的坚守与表述
    
    新世纪以来，关于童年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从多个层面印证了童年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围绕儿童文学所展开的文化批评，童年立场更显得不可或缺，这也是方卫平和赵霞在《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这篇文章中论述的一个重要角度。论文指出，“童年”构成了儿童文学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共同而基本的理论支点，它是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要真正获得其批评的意义所不能抛开的最为基本的批评立场，也是判断一种文化批评方式是否真正适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根本的批评标准。
    也就是说，在儿童文学研究范畴里，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本体论的探讨，还是后现代语境中的多元文化阐释，都无法避开“童年”这一根本性的理论话语。而在有关童年问题的学术探讨中，基于“成人—儿童”关系的思考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立足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非一成不变，由两者关系而展开的重新理解和解读可以说是进行儿童文学理论突围的一种有效路径。方卫平的《图文之间的权力博弈——图画书中的禁忌与童年美学建构》(《贵州社会科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种积极尝试。文章角度虽小，却开启了很有意义的理论话题，并最终将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引入美学范畴，为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带来一种新思路。
    在近期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以童年为主题的理论文章，其中虽鲜有新论，它们或者在承续学术界已有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理论阐发，或者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以童年为视角去剖析作家和作品，但这些声音对于儿童文学童年生态的建构以及童年美学的挖掘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必要的发展和延续中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童年立场。
    伴随着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等西方理论著作的引进，童年生态问题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而与此紧密相关的当代儿童文学的命运和走向，在儿童文学领域尤其受到关注。吴其南的《大众传媒和儿童文学存在论上的危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他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正面临着来自文学和童年两个层面的双重存在论上的危机。胡丽娜的《童年变迁与儿童文学生存危机论》(《文艺争鸣》)对由童年消逝说而引发的儿童文学生存危机论展开了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作者认为，如果儿童受众没有消逝而仅仅是改变，那么儿童文学存在的根基就没有丧失，只需要顺应儿童受众的改变而相应作出调整。文章虽然缺少较为具体的策略分析和实践指引，但是作者所采用的温和建构论的观点，对于新的童年形态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确实非常受用。
    事实上，处于社会变迁和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童年是不断被建构的，面对童年正在消逝的世纪慨叹，儿童文学研究者不能只是停留在紧张和惶恐的情绪反应层面，而是应该为此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但至少可以像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能提出防治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有时，我们甚至需要有信念支撑下的精神引领，正如汤素兰在《我不相信童年会消逝》(《文艺报》)一文中所表述的一样，用童话般的情感去关怀、培育和建设当代儿童的童年生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童年视角的诸多论述，以其丰富的形态构建了儿童文学研究的童年话语。侯颖在《为童年留下一片绿洲——论儿童文学的诗性品质》(《当代文坛》)一文中呼唤儿童文学的诗性品质，表达了拯救儿童文学和童年生态危机的双重诉求。而秦林芳的《童年视角与〈呼兰河传〉》，周泉根、杨洁的《归去来兮朝花夕拾——试探汪曾祺小说意象中的童年情结》，路翠江的《论童年生活对冰心人生和创作的影响》以及王晓初的《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发生》等文章的范畴虽然不属于纯粹的儿童文学研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童年是透视成人文学作品独特而极富魅力的一种角度。
    来自批评现场的声音
    
    这些年来，在大众读者中陆续出现了批评格林童话的声音。早在2001年，关海山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敢再读“格林童话”》的文章，对格林童话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如果说，关海山对童话艺术缺少准确的理解，他的态度只是反映了一部分成年人对童话价值的怀疑的话，那么，由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书所引发的公众声讨则反映了出版道德的沦落，一些出版社为追逐商业利益而利用格林童话版本变迁的事实欺骗读者，对读者认识和理解格林童话造成了误导。
    2010年，彭懿出版了专著《走进魔法森林：格林童话研究》，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学术上的及时回应，作者在对格林童话先后七个版本展开了系统的文献梳理和细致的文本对照后得出结论，格林童话初版不属于儿童文学，而1857年的最终版才是儿童文学，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确立现代儿童观之后的产物，它创造了介于创作童话和民间童话之间的一种新的童话文体。2011年，关于格林童话版本的学理探究依然在继续。陆霞的《走进“原版格林童话”》(《当代文坛》)对格林童话的原始手稿进行了文献追踪，该文在作者拜访研究格林童话的德国学者以及查阅大量珍贵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呈现了原版格林童话的基本面貌，极具史料价值。
    质疑经典本身并没有错，正如彭懿所说，经典并非没有缺点。但是批评应该基于客观事实并对作家和作品抱以恭敬之心，这样才能使批评显得严谨和公正。面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研究者更应秉持这样的姿态，在当下的儿童文学的批评现场，我们欣喜地看见了这样的姿态。
    曾庆江在《“抒情性”：作家个体情感的抒发——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形态论》(《文艺争鸣》)一文中，以陈衡哲、叶圣陶、冰心、张天翼几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为视点，通过“抒情性”这一文艺理论视角把握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形态，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儿童本位上呈现出整体缺失。尽管作者对“抒情性”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待商榷，但这样的研究方法却体现了一定的共时性，比如，它同样可以成为考量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形态的一把标尺。
    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最为活跃的现场，无疑是由面向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批评话语构成的。2011年，《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评论》两份杂志分别刊载了关于黄蓓佳和常新港儿童小说的两组评论文章，方卫平、陈恩黎、谭旭东、李利芳、张国龙等研究者以系统深入的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思考，表现出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稳健之风。与此同时，对新作品的关注和讨论也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2011年，张之路的《千雯之舞》、刘海栖的《扁镇的秘密》等作品因为题材和写法上的创新，激发了诸多研究者的评说热情，这些来自文学现场的声音，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不可缺省的一部分，它们丰富了当代儿童文学历史的细节。
    在文学批评生态遭受市场牵制的今天，要想建立完全忠实于文学感受的、充满力度的儿童文学批评体系似乎很难，但并非不可能。评论家束沛德也说：“从当下儿童文学状况来看，相对于创作，评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扶持。”(《文艺报》)他在提出当下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相对滞后、依然处于尴尬困境的同时，也谈到了儿童文学评论领域出现的一些可喜的、引人注目的景象，例如，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通过主办研讨会，倡导独立、严谨、坦诚、纯粹的批评精神，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相对超脱的学院学术研讨体制。这种建立在对文学怀抱恭敬之心、对作品进行认真阅读和深入思考基础上的批评行为，是对中国儿童文学良好批评生态的积极建设。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大多通过自成体系的课题式研究，逐步构建儿童文学的学术谱系，它们之间虽少有交集，却能够经由内部的探究和深化创造新的理论生长点，以此扩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疆域。除此之外，“通俗”儿童文学和儿童阅读运动也是研究者较多涉及的领域，他们以受众为角度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另一方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目前在阅读推广和指导方面的亲身实践和理论探讨，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但如何在消费文化以及文化产业影响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批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思考，而这正是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可以拓展的又一片领地。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