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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桃报李”，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用在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身上也很实用。他了解中国人民，他也是中国人民最早地了解和最敬重的一位西班牙现代作家。而且，最早提到他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他的《华盖集》中，1926年7月的日记里写道：“最近两年我们听说来了四个有名的文人……也有西班牙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早些时候介绍过的。问题是在欧战期间他为人道和世界主义唱赞歌。问题是根据教育部的纲领，他是根本不适宜于中国的。所以谁也不理睬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们是竭力推崇民族主义的。”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好几个信息：首先，早于1926年，中国人已经认识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了，也许已经读到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了。第二，鲁迅先生已经知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做了些什么，至少已经听说过他写的《四骑士启示录》这样一本书了，并且知道此书在世界文坛上的反响了。第三，由于当时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任职，可是他是站在罢课学生一边，反对军阀政府的，因此，为逃避军阀迫害，那一年他跑到南方谋职。所以谈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他才会说什么“谁也不理睬他”，“根本不适宜于中国”等反话。当鲁迅先生说这些话时，也许他脑子里还在想着牺牲了的刘和珍等烈士流下的鲜血。他曾于1926年4月12日，在《语丝》上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1928年，鲁迅先生又一次提到了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他同皮奥·巴罗哈都是“西班牙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鲁迅论外国文学》，福建师大中文系编，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1929年鲁迅先生提到皮奥·巴罗哈时又一次提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前者不如后者知名，是因为后者的小说被美国的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在上海上映，市民是花了钱去看了才知道的。这里指的就是《血与沙》。因此，鲁迅有点为巴罗哈鸣不平，于是，他亲自出马，翻译了巴罗哈的《山民牧唱》。 而正式向中国读者介绍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是戴望舒先生。他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经历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是为正义事业而奋斗，都曾经被捕入狱；他们都才华横溢，他们的心都充满爱和善。所以，戴望舒先生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情有独衷就不难理解了。戴望舒先生解放以前就翻译和发表过这位西班牙人的一些短篇小说。比如，1928年1月23日在《文学周刊》第5期上有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一个悲惨的春天》；1928年1月25日在《未名杂志》第2卷第1册发表他的译作《巫婆的女儿》。 很可惜，戴望舒先生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于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从1922年法国恩奈斯特·福拉马荣出版社的一个法文本翻译过来的，包括《巴伦西亚最后一头狮子》、《巫婆的女儿》、《一个悲惨的春天》、《墙壁》等作品。总之，这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个译本。 此外，从解放以后就有一些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零零星星地发表在我国的报刊上，如《扒车人》（又译为《无票旅客》）、《一枪二鸟》等等。 1958年《血与沙》的汉译本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吕漠野先生从一个世界语译本和一个英语译本译出的。而第一部由原文直接翻译成汉语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长篇小说是《茅屋》，是庄重先生翻译的，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想当初，《茅屋》在西班牙刚刚问世时，命运并不太好，只印刷了700册，卖出去500册。但是一个法国译者给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了信，要求作者同意他将其翻译成法文。由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太忙，就没有理会。过了一段，这个执着的人又寄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在意。但是忽然有一天，马德里满街的报纸都在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小说《茅屋》被翻译成法文，大获成功，受到法国评论界的很高评价。从此，一国跟着一国，争相翻译和出版这部小说，《茅屋》走向了世界。而他当初与老友一道卖掉的那500本书，每个人才分到78个比塞塔，还多亏当时的印刷费便宜！ 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血与沙》的命运要比《茅屋》的好得多，《血与沙》自从一问世，就得到读者的青睐，也被各国争相翻译出版。加上它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借着银幕的翅膀，飞遍了全世界，以至于早在1926年，鲁迅先生就提到这位作家和他的这部作品。《血与沙》是属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第二创作时期的作品。此时的作家已经把他的写作范围扩大到巴伦西亚以外的地区，使自己的创作题材更加广泛了。据我认识的一位研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专家说，虽然《血与沙》的主要舞台是在塞维利亚，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却非常有限，但是，他能把塞维利亚的城市风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写得那么准确生动、细致入微，着实令人惊叹。这就像他在《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中一样，他在中国才旅行了几十天，就写出了近200页的文字，而且，还稳稳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作家的敏锐的洞察力，当然，也感叹他的那支生花妙笔。 五六十年代，当《血与沙》在中国出版时，在比较“左倾”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囿于当时的认识论水平，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和对人物特征的把握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比如，他们把西班牙的斗牛看作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把它看成纯粹的服务于上层阶级的消遣。其实不然，西班牙斗牛与古罗马时代的人兽之间的格斗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人身安全有了较大的保障，虽然如在任何行业一样，死人的事情总是免不了要发生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斗牛用的公牛是西班牙的一种特产，如果没有了斗牛业，这种猛兽恐怕就不会在西班牙存在了。相反，斗牛业的兴旺，促进了西班牙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斗牛，固然是有钱人的消遣，但是每个斗牛场上的一万多名观众不可能全都是有钱人，西班牙喜欢斗牛的人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发展到今天，西班牙已经成了世界三大旅游国之一，它靠的是什么？旖旎的风光、灿烂的太阳、沙滩和海岸、动人心弦的斗牛、撩拨激情的弗拉门戈舞……你能笼统地用“有钱人拿穷人开心”一句话来说明斗牛这一西班牙国粹吗？当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介绍了潘普洛纳的奔牛节以后，每年有多少外国人自愿地从世界各地奔向那里去体验那一份刺激，那一份疯狂，那一份欢乐！你能说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无聊消遣吗？ 当时对书中的莫拉伊马侯爵的评价也欠公正。书中有很大一段描写他与他饲养的一头名叫“上校”的公牛的感情。由于侯爵的社会地位，中国的评论家就认为他不会有什么真挚感情，他的这种感情只是一种虚伪。这样看问题就把问题简单化、格式化了，把人物脸谱化了。不论是哪个阶级的人，他的性格都具有多重性，每个人物都有多方面的表现。其实，莫拉伊马侯爵是这部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与“上校”之间那种人与兽的沟通，那种情谊，那种心灵感应，正是这部作品中感人至深的部分，起码对于我来说如此。我觉得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也是用了他的全部感情和心灵来写这一段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莫拉伊马侯爵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财主、牧场主，牲口贩子。他的封号是从他那骁勇善战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他家的领地是祖辈与摩尔人拼死作战的功绩中挣来的。侯爵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世界著名的西班牙骑士精神，他们豪爽、慷慨、大度，乐善好施，连对强盗小羽毛都网开一面，采取宽容的态度，给他留下生存空间。他虽然享有爵位封号，但是却没有离开土地，他对于自己喜爱的养牛事业还事必躬亲，对观气象、做农活、看收成、骑烈马、围公牛、轰牛群等劳动者的活计样样在行。夏天，他也会光着膀子与朋友一道喝啤酒，冬天踏雪去狩猎。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是继承了西班牙民族的优良传统，有西班牙人的那种既勇敢又善良的优秀品格，而想不起来把他看成一个伪君子。我觉得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使用了那么多的笔墨来赞赏他的美德之后，并不是为了把他写成一个伪善者。而相反，对于一个来自底层的人，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加亚尔多的姐夫，那个制鞍匠，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好像从来就没有拿好脸看过他。事到如今，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用老一套来说什么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污蔑劳动人民了吧！ 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看待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应简单地、带着框框地去分析。如果我们能懂一点文艺理论，懂一点美学，那样去阅读文学作品固然更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读小说就是为了消遣，我们看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么动人的故事，又使我们领略了西班牙的如画风光，神奇风情，了解到这么多的斗牛知识，收获也就很不少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