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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E·弗兰尼(Laura E.Franey)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写作与帝国暴力：英国的非洲写作》(Victorian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Violence：British Writing on Africa，2003)中，借用萨义德“想象的帝国”这一概念，探讨了1850年至20世纪初英国的非洲旅行写作，包括报刊发表的游记、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以及受非洲旅居生活影响的作家，如亨利·瑞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欧莉弗·施赖纳(Oliver Schreiner)、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作家的作品。弗兰尼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旅行写作充斥着针对非洲人的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对于非洲人伤残的身体、伤害和摧残非洲人的身体及其施暴武器和手段的生动描绘随处可见，如对于非洲受雇者的鞭打和惩罚，对于不服从者、暴乱者的公开审判和处刑，对于那些挑战殖民者权威或做错事的非洲人的语言规训，白人女性对于她们所雇用的非洲人的语言暴力等等。此外，还有“收集非洲人的身体器官，从死人的头盖骨到活人的牙齿，用于对非洲人身体和思想进行的科学研究”(Franey 5)。日常生活中随意发生的暴力，或无法无天的殖民者对于非洲人的犯罪行为，或由国家支持并被视为文明化的必要部分的暴力，在帝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非洲人对于暴力的直接反应则是合作或抵抗，或以暴力的形式加入施暴者的行列，或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暴力。当然，“殖民统治并非只靠武力，同时也靠非身体的方式如心理强制、削弱传统权威的新的宗教的引入、殖民地官员和当地统治者的合作”(Franey 2)、欧洲教育政策的推行、对其地方进行重新命名等等。英国有关非洲的旅行写作提供了反思英国特定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另一个维度。 在过去的40年间，英美学术界质疑传统的学科偏见和学术研究的等级观念，挑战既定的学科界限和文类划分标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澄清概念，追本溯源，在与他者相遇并再现他者的历史架构中书写旅行写作的历史。 英美学者如彼得·怀特费尔德(Peter Whitfield)、蒂姆·杨斯(Tim Youngs)等将旅行写作的史前史上溯至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认为，《吉尔伽美什》、《圣经》、《奥德赛》、《埃涅阿斯记》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学旅行”(literary journey)和实际的旅行。旅行是英雄对于永恒、知识和超越日常的追求，是个体经受苦难、考验和挑战并使生命获得转型的特殊经验：旅行也是一个民族获得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重要历程(Whitfield 2)。蒂姆·杨斯认为，旅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书写。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中东、北非、中亚、巴尔干岛诸国的旅行为他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正是在“与他者，如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相遇和对比中，完成了对于‘希腊性’(Greekness)的界定”和对于“他者性”(Otherness)的探索(Youngs 2013：21)。色诺芬的《远征》描绘了“希腊人穿越异国的土地、被异族包围的孤独感和失败感”，其中“弥漫着一种异国意识(sense of foreignness)”(Whitfield 7)。在异国的旅行，对于陌生的、危险的、难以理解的国度的描绘，对于异国的地理、风土人情和人民特质的叙述，一直影响着后世欧洲的历史书写。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将旅行与帝国的建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自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及漫长的中世纪，圣地旅行及朝圣作品成为拉丁文化及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耶路撒冷的朝圣狂热激发了朝圣作品的兴盛，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朝圣作品，及至14世纪，迎来了朝圣文学的高峰。朝圣，作为生活的隐喻和文学意象，影响了中世纪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中世纪的骑士探险著作表现了世俗精神，也继承了朝圣者的精神探求，并“从道德的视角审视、再现异域的地理风景和人文景观”(Howard 106)。 中世纪晚期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陌生土地和新世界的探险，到欧洲大陆旅行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开启了17-18世纪的“大旅行”(Grand Tour)，到欧洲其他文明、高尚的国家去旅行成为统治阶级青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仪式”，在地中海、意大利、古罗马帝国、希腊等地的旅行取代了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其目的地不是圣坛和圣地，而是寻找地上的天堂，或带回知识和信息”(Howard 106)。冒险家的地理探险、航海记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威尔虚构的《游记》，标志着欧洲旅行写作作为一种杂糅性文类的出现，其万花筒式的、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大百科全书式包罗万象的内容，融虚构与纪实，探险、朝圣、传教、商贸记述为一体，地理界限远及东方异教世界，极大地影响了哥伦布及其后继者的探险与写作。安德鲁·海德费尔德(Andrew Hadfield)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旅行与殖民写作，1545-1626》(Literature，Travel and Colonial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545-1625，1998)中，分析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有关法、德、意、瑞士、荷兰、美洲大陆、非洲以及更遥远的异国土地的探险和记述。这些作品采用报道和叙述方式，将旅行路线和事件的编年史叙述形式与地理描绘、人种观察的形式相结合，直接与间接地参与了英国国内及国际事务。旅行写作变成了“政治论坛”，以异国为背景和隐喻“参与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争论”(Hadfield 70)。意大利被看作自由、放纵的象征，而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则被视为专制、恐怖的象征。通过再现异国的政体讨论英国的政治，并在完全陌生的异域设想激进的政治改革、创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 威廉·谢利曼(William Sherman)有关1500-1720年间英国海外旅行写作的研究，勾勒了近两个世纪英国有关欧洲大陆、南北美洲及近东、远东、非洲、太平洋地区的旅行写作风貌，其作者包括传教士、布道者、邮差、士兵、间谍、游侠、征服者、变装爱好者、疏离的艺术家、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以及妇女等等(22)。商人关于新大陆的书信和描述记录了英国旅行的商贸目的和利润驱动下的冒险活动：殖民者的旅行写作记述了殖民地的物产、商品、政府形式、民情风俗，描绘了殖民者对于土地的征服、开垦及其与土著的关系；出使俄国、印度、希腊、小亚细亚的大使们记述了这些国家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物产商贸、社会政治、宗教、习俗；无名之辈们反复讲述着伟大的探险家的冒险故事；流放者、俘虏、被抛弃的人、船难的幸存者等“不情愿的旅行者”，“被迫旅行到他们不愿去的地方和环境，创作了最悲惨也最流行的旅行记，表现了英国人如何面对外国人的残忍”；海盗的写作“在早期的旅行文学中占据显著地位，并且在英帝国的创造中发挥了中心的但也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他们增加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但同时也对于政府和贸易公司构成了威胁”；在全面理解自然历史的要求下，由皇家学会资助的思想单纯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其旅行考察记，“以理性和公用的名义收集科学知识”，详细描绘异国的人民、植物、动物，水文、气象和环海航行(27-29)。这种科学考察记在18世纪达到鼎盛，成为理性时代旅行写作最重要的一支。到19、20世纪，其考察和书写范围远及中国腹地和东西部边陲。 18世纪是旅行写作的黄金世纪，19世纪则被称为旅行写作的爆炸时期。正如珀西·G·亚当斯(Percy G.Adams)所说，18世纪是一个思想和观念游移的世纪，一个求知的世纪。人们为了快乐，为了寻求知识，为了政治避难，为了寻找新的机会，或者为了探寻新的国家观念，为了寻找一块土地，或者为签署外交协议，或者仅仅为了收集旅途见闻和新奇的发现去旅行(9)。在这个地理扩张和崇尚冒险的时代，欧洲送出成千上万的探险家、旅行者，探寻新世界，发现财富，寻找居住地。他们的足迹到达欧洲内陆未知的领域、加拿大湖区、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岛屿、印度、埃及、非洲已发现或未发现的地区，穿越西伯利亚行至中国。然而，“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上还有大片土地未被发现，在欧洲世界地图上仍然处于‘空白’。那些未被发现和占有因而被视为‘黑暗’的地方，不论是对于旅行者和欧洲国家，都具有迷人的诱惑力。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去探索这些未知领域，并填补地图上的空白”(Youngs 2006：2)。19世纪的旅行写作反映了对于那些“空白之地”的探险、考察、讲述，占有、开发、利用。到20世纪，世界上已经没有空地需要被发现了。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的重构，跨界旅行和人口流动被视为对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旅行受到官方控制。另一方面，交通的便利、战争、帝国贸易的扩张和全球化又使一部分人口“或者由于自由选择，或者为了娱乐，或者由于战争、灾难和工作需要”而流动(Thompson 2)。流动性、跨文化接触已经成为20世纪最普遍的特征。20世纪的旅行已经丧失了传统的浪漫传奇和英雄主义色彩，旅行写作虽然借鉴了传统旅行写作的方法，但与大旅行时期和殖民时代的旅行写作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行写作表现了充满悲剧感的逃亡，战后的写作却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怀乡、寻求庇护的动机”和“寻求未被玷污的土地的幻觉”，同时也体现了在日益趋同的世界中“寻求文化、地域和种族差异”的努力(Thompson 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