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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易经》(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 詹春花 参加讨论

    “山水蒙”为《易经》第四卦,是紧接前面乾、坤、屯三个都具开端之意的卦象而来,像山下出泉,表示混沌萌芽,蒙以养正,喻人的启蒙教育阶段。卫礼贤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贴近中文原义,强调求学者的主动性:“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种积极进取心态正是克乃西特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后来克乃西特把自己在竹林茅舍度过的这几个月称为“开始觉醒”时期,即通向内在自我认识的觉醒。克乃西特也确实从这里获得觉悟,开始了新的人生起点——包括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道家“小我”世界的超越,走向更高阶段的人生,走向为他人服务的大我,就像出山之泉,从此涌向河海。
    《玻璃球游戏》引用的另一卦“旅卦”,其作用和意义也基本上与“蒙卦”相同。这是克乃西特在竹林长老处受业回来后紧接着迈出的人生第二步:他被派往玛利亚费尔修道院常驻以完成外交使命。走之前,克乃西特利用从长老处学得的技艺小试身手,给自己占了一卦,“他得到的是‘旅’卦,意为‘旅客’,判词是:‘旅。小亨。旅贞吉,克乃西特查了《易经》,找到‘六二’爻的释辞。释文为: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克乃西特满心欢喜……”卫礼贤解释“旅卦”为:
    山(艮)静静立着,火从上面烧起来了,不能逗留,因此它们不能待在一起。陌生人、分离是旅行者的命运。卦辞:
    旅。小亨。旅贞吉。
    作为旅者和陌生人,不可以态度生硬,而应有意往高处走。旅者没有多少熟人,所以不可自夸,而必须小心谨慎、不张扬,这样才能免于邪恶。如果对其他人友好的话,旅者就会获得成功。旅者没有固定之所,大路就是他的家乡。因此他必须注意内心正直、意志坚定,只在好的地方停留,只与好人来往,然后他才能得到吉利并毫无阻碍地一路走下去。
    卫礼贤对“六二”爻辞的评释是:
    这儿所描绘的旅者是谦虚而克制的,他不会在内心上迷失自己,所以他能找到栖息之所;对外他不会失去对别人的好感,因此一切对他有利,这样他就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另外,他还能找到一个忠诚可靠的仆人服侍其左右,这对旅者来说是异常珍贵的。(30)
    有意思的是,克乃西特对这一险卦中其他五爻的不利判辞似乎视而不见,而只取了六二的有利判辞,这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这就难怪我国有评者认为:“小说[《玻璃球游戏》]提及中国的《易经》,且极力推崇,而实际了解尚属初步。故玻璃球游戏可合于《易经》,而小说中的《易经》非《易经》。”(31)在这里,还是应该从象征方式去把握黑塞所使用的《易经》。“旅卦”的细节不但是故事情节合乎逻辑的发展,也符合克乃西特性格的需要。克乃西特卜卦是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支撑力量,他卜得的卦日后也得到了验证:克乃西特在修道院以宾客身份的谦虚、谨慎获得了权威人物的信任,不但出色完成了当局派给他的重大使命,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又赢得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进入更高阶段;他以自己可敬的人格得到对方众人的好感,使他拥有了自愿为他服务的“仆人”,也为他自己日后成为社会的“仆人”做了铺垫,这说明他选择的人生之道是符合宇宙人生之大道的。并且,生命易逝,人生有如过旅,但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精神,人类灵魂的家乡,变中求常,这是贯穿黑塞全部作品的一个“两难命题”,正如他在《东方之旅》中借用诺瓦利斯的一句诗:“我们到底走向何处?总是家乡。”(32)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黑塞引用“旅”卦并寄予走好人生之旅的象征意义了。
    小说除了以上明显提到《易经》之处,还有不少笔墨也在隐约诠释着《易经》的基本原则,如关于最有争议的对克乃西特为他的学生小铁托淹死在高山湖泊中的描述。华裔学者夏瑞春先生认为:“湖泊的一半处在阴影中,另一半在阳光下,这与太极、两仪,也就是统一的图象相称。克乃西特从中获得统一……克乃西特留在阴暗面——阴,而阳的一面,即铁托所在,将不断延伸,走向早晨——这属于年轻人的时光。这幅画面,通过阴与阳、明与暗的平衡,意味着新和谐的到来,一种天与地、山与湖、火与水、精神与尘世之间的和谐。”(33)克乃西特为代表新生力量的下一代而死,它与《东方之旅》中H. H. 向里欧的转化即“他必兴旺,我必衰亡”的辩证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不难看出《易经》阴极而阳生的理念。只有这样看,克乃西特之死才不会如一些西方批评者所认为的毫无意义,而是自有其积极性,是他最后觉醒后走出游戏世界的象牙塔迈向世俗社会而必然承受的命运悲剧,这悲剧将为下一代的新生做准备。
    当然,克乃西特对《易经》的这些认识与接受并不是孤立的,克乃西特的双极性思想也有着多种来源,如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世界有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黑塞曾说:“除了老子和佛陀这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自然还有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和德国神秘主义都属于源头,从这源头我们这松散的时代必须获得觉醒的勇气,以达到新的虔敬。”(34)齐沃库斯基认为克乃西特的施瓦本式人生经历无疑是对18世纪神秘主义者、基督教神智学者、圣经学家、炼金术家和卡巴拉派(Kabbalist)的克里斯托夫·奥汀根(Friedrich Christoph Oetinger 1702-1782)表达敬意,黑塞视他为新教虔信派最可敬最有吸引力的人物。(35)奥汀根早年关注过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著作,而这两人都是德国启蒙时期倾心中国文化的执牛耳者,尤其是莱布尼茨还与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1656-1730)多次书信往来探讨《易经》和二进制问题。(3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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