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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斥与吸纳双重姿态的文学启示 美国左翼诗歌对现代主义诗歌从排斥到吸纳的姿态转换，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文学现象。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左翼知识分子、激进学生、工农大众无不受到极富魅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激励，他们用诗歌直抒胸臆。左翼诗歌乘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势迅猛发展，并与大萧条时期的反失业、反饥饿运动相汇合。它一方面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浸染；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也激发和磨砺了左翼诗人的自我意识和表现技巧，使它在现实的政治诉求与艺术形式之间不断磨合与调整。左翼诗人不仅抒发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豪情壮志，也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探索，使“红色现代主义”诗歌蔚为壮观。 左翼诗人对现代主义的双重姿态，究其原因主要由其所承载的时代任务所决定。当时左翼诗人承载着三大任务：一、追寻社会主义的政治乌托邦；二、寻找新信仰的哲学思想；三、寻求表达时代新感受的文学方式和语言。事实上，这三项任务的实现需要政治反叛与文化反叛的结合，并推进到美学反叛，三者是一体的。也正是由于左翼诗人所承载的特殊历史使命，迫使他们吸纳现代主义手法。即便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坚定倡导者高尔德，对现代主义文学也无法做到完全排斥与拒绝。他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相交相知、对“垮掉的一代”的赞赏颇能说明这一点。而且，美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国化，诗人、艺术家必须拥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可以充分进行形式上的探索。左翼诗人相信文学的精神力量在于把创作视为一种精神创举，诗人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世俗的牧师”。正因为如此，虽然现代主义文学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协调，但是，艾略特的诗歌还是源源不断地刊发在左翼文学刊物中。艾略特的精英诉求和神秘主义倾向，其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所蕴含的深厚的小说技法，令担负着社会变革重任的左翼诗人耳目一新，备受推崇。海斯在《工人日报》上撰文，提倡无产阶级诗人应当学习艾略特，因为他的诗歌具有戏剧般的力量、散文般的措辞，使生活更加生动和具体。弗里曼提倡以现代主义诗歌教化大众，并在工人集会中朗诵庞德与艾略特的诗作。他认为这样可以抑制左翼文学创作的简单化倾向，匡正教条主义的批评之风。 30年代中期，随着“红色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新群众》编辑部也就浪漫主义、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诗风的演变发展进行讨论。伯古姆(Edwin Burgum)在《三位英国激进诗人》一文中，运用托洛茨基的观点阐发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互动关系。(33—36)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未来主义在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合流，而在苏联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说明资产阶级浪漫的革命依赖于具体的历史环境。(111)伯古姆看到许多左翼诗人都不乏浪漫主义情怀，即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乌托邦情怀。他认为，左翼诗歌是在制高点上回归浪漫主义，展现革命的扩张情绪。这就意味着，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可以发展出普世关怀和人性复苏。因此，伯古姆认为有必要保留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要素，不能简单地与传统一刀两断。 同一时期，卢卡契和布莱希特也就现代主义的形式、用途，以及现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复制还是超越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布莱希特看来，现代主义是一种实验艺术，虽然它表面上摆脱了特定的政治内容，但其形式本身就潜含着革命因素。他指出，现代主义作家与无产阶级作家处于同时代，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因此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借鉴。卢卡契也在《国际文学》中撰文指出，局部看现代主义虽然提升了主体意识，反映了社会中人的物化境遇，但是它无力把握人与现实之间的本质联系，更不能揭示物化现实的历史根源。(17—18)这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的讨论，从理论上深化了左翼诗歌与现代主义的借鉴问题。毋庸讳言，现代主义文学从语言刷新、形式创新、深奥的内容等方面，把左翼诗歌提升到较高的艺术层面，二者的相融关系越发明显。 综合起来看，左翼诗歌是从产业工人诗歌和激进知识分子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方面汲取惠特曼和爱默生的民主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主义的美学创新的强烈影响，从更高层面上回归浪漫主义传统。同时期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急欲从工人的日常工作经验中寻求美学突破，二者互相借鉴、交互作用、相得益彰，这样就赋予了左翼诗歌政治与美学双重的前卫性，克雷默(Aaron Kramer)、麦格拉恩(Thomas McGrath)、鲁凯泽(Murriel Rukeyster)、休斯的诗歌创作莫不如此。左翼文化运动出于强烈的文化反叛诉求，必然导向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表达形式的美学更新，驱使左翼诗歌不断与现代主义诗歌交互作用。概言之，美国左翼诗歌对现代主义采取了反叛与吸纳的双重姿态，最终二者交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诗歌的发展。也正是由于双重的前卫性，才使上述左翼诗人葆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即便在50年代左翼传统一度中断的情况下，其精神也能传承至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