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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纳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红色现代主义” 到了30年代，美国左翼文化运动呈现出政治反叛与文化反叛合流并举的趋势，这就为左翼诗歌吸纳现代主义技法创设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至鼎盛之时，左翼诗人对现代主义也由早期的排斥变为吸纳、兼容，乃至形成了一种“红色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局面。除了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美学创新之外，与此前的现代主义诗人的革新举措也有一定的联系。 20世纪初，在产业工人跻身文坛之际，现代主义者也试图通过诗歌、小说的创作贯通与劳动阶级的内在联系，充分实践其先锋美学原则。现代主义诗人庞德、艾略特、斯泰因(Gertrude Stein)、威廉斯(William C.Williams)都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他们试图深入到工人生活中间，探究工人对机械的感受，以挖掘劳动生产中所蕴藏的先锋美学元素，从形式方面进行波德莱尔式的转换、交感和象征的实验。他们采用工人的语言——流动的词汇、不规范的句法，通过民粹主义的策略——暴露贫困、称颂劳动者的健壮体魄，进行文学形式的创新。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同一时期的《群众》与《解放者》(The Liberator)等左翼杂志不断刊登各种现代主义诗歌，推波助澜。虽然这些作品同共产党的要求相距甚远，但其内在的反叛精神却是一致的。那时，伊斯特曼(Max Eastman)主编的《群众》对各种激进与反叛持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从而把社会上的各种激进政治、艺术创新和人生实验归拢在一起。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精神，从一开始就勾勒出美国左翼诗歌的基调——政治与美学的双重激进。也就是说，早期左翼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大异其趣，不过是为下个时期的广泛融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经济大萧条加速了左翼诗人把无产阶级理想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结合的进程，它们相融互补，呈现出政治反叛与美学反叛合流并重的局面。那时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积极借鉴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抒发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拓展了左翼诗歌的艺术表现空间。这一点在斯佩克特(Herman Spector)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斯佩克特1905年出生在纽约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他同家庭脱离了联系，沦为无产者。20年代末，斯佩克特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经常在《新群众》上发表诗作。左翼诗人罗斯科伦科(Harry Roskolenko)最先发现了斯佩克特的诗歌中的庞德风韵。1928年，斯佩克特出任《新群众》的特约编辑，并加入约翰·里德俱乐部。50年代，斯佩克特把自己的手稿结集为《叫我猪排》(Call Me Porkchop)出版，诗集蕴含着“垮掉的一代”的风格，与克鲁亚克(Jack Kerouac)极为相似。到1959年斯佩克特去世为止，他表面上疏远政治，实则同情左翼和共产党。 斯佩克特刊登在《新群众》上的《纽约之夜》(“Night in New York”,1928)，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艾略特的《荒原》。艾略特写伦敦，斯佩克特则写纽约，抒发对阶级压迫的愤怒。诗人写道： 纽约，乱七八糟的城市； 混杂着石头和钢铁， 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的滋生。 色情表演， 在街面上喷发 来自污秽的商业之血…… 剧烈燃烧的淫荡。 整日在商场里，我的背疼痛， 我的双脚沉重如铅。 我的肚子咕咕噜噜…… 我打嗝。(Johns and Clancy,33—34)这些干而硬的诗句，借助于意象的叠加与并置，近似于绘画，斯佩克特把读者视为诠释的主体而非倾诉对象。 斯佩克特的《荒凉小屋里的夜莺》(“Night Owl in a Decayed House”,1933)也很有代表性，诗人写道： 有雪还有些霜，但 外面是白色的大街和寒风。 时钟无力地停了两三次。 而那个老人的鼾声反复不断 在天花板和楼梯脚下的地板之间 我停下来， 又想到自杀。 衰弱的孤独触摸着死亡的结局， 各种生命在思虑中变得无能。 此时此刻时钟滴滴答 电话一声不响，充满希望 门轻轻地虚掩着。 明天一定使我烦恼。 明天会有人醒着 在房子里咳嗽； 监视我，怀疑。 在我被麻风病人嫉妒的凝视吞噬之前 我会结束我自己。 门随着盗贼的咯吱声打开。 这幢房子因邪恶而衰败 因怀疑而焦虑， 风声嗡嗡，一阵又一阵，在外面呼啸。 老人的鼾声是一种剧烈的抱怨。 死亡时刻。(21) 这里的荒凉“小屋”类似于艾略特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象征——“荒原”，它不是由“奸商”主宰，而是由“老人”操纵；“夜莺”是诗人的自我化身。斯佩克特把自我与政治契合为一体，赋予“小屋”以社会结构的象征性。 斯佩克特诗歌的魅力在于，摆脱了以工人阶级视野抒发失业者和流浪汉情感的俗套，成功地借鉴了现代主义手法，渲染出都市底层人民的情感。他的成功显示了左翼诗歌与现代主义在相融互补方面存在巨大空间。许多研究者认为，斯佩克特的诗歌创作体现了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其丰富性远非“现代主义为革命服务”所能涵盖的。尽管斯佩克特能够把潜意识客观化，并能突破艾略特诗歌中的个人空间的局限性，但在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的视野中依然属于弱的诗。(49) “红色现代主义”诗歌并非都像斯佩克特那样冷峻苍凉，福纳洛夫(Solomon Funaroff)就以乐观的革命姿态回应了艾略特的《荒原》。福纳洛夫把《荒原》中的“雷霆的话”转换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怒吼。在福纳洛夫这里，客观对应就是以日常话语入诗，把都市场景变成摩天大楼、高架桥和飞机场之类。更为重要的是，他反对艾略特的宗教救赎观，在他看来，艾略特皈依宗教恰恰成了他自己所批评的“空心人”。 福纳洛夫1911年出生在叙利亚的一个贫苦俄裔移民家庭里，中学时代迷恋意大利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歌。30年代，他创办了《发电机》(Dynamo)杂志，在左翼文化阵营中倡导现代主义。他认为：“我们相信新一代美国诗人正准备发起一场新的‘复兴’，即以诗歌之凝练形象和节奏来表达我们周围喧嚣时代的更为深沉的社会与阶级之内涵。”(21)这样的办刊宗旨，使《发电机》成为那些追随政治革命与艺术创新的文学青年的杂志。当时福纳洛夫不仅自己创办诗刊，还先后出任《新群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新戏剧杂志》(New Theatre Magazine)等期刊的编辑，并出版诗集《我们蓄积力量》(We Gather Strength,1933)、《蜘蛛与时钟》(The Spider and the Clock,1938)、《从未来时间中放逐：福纳洛夫身后之诗》(Exile from a Future Time,1943)，在左翼诗坛中享有盛誉。 福纳洛夫出版诗集《我们蓄积力量》时，年仅二十一岁，高尔德称赞他把抽象的声明和个人情感奇妙地融为一体，是折中的、派生的、爵士与革命的奇妙结合。费林(Kenneth Fearing)说福纳洛夫的《蜘蛛与时钟》仅标题就显示出智慧与乐观。福纳洛夫擅长从受压迫的生活经验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然后提升为浪漫主义意象，并辅之以乌托邦的未来远景。这一特点在《凌晨两点被解雇》(“Unemployed:2 A.M.”)中最为突出： 城市堆积在坟墓上—— 涂了油， 有彩带中弯弯曲曲， 包着地铁的钢轨。 随着他在棺材里漫游， 他的生命朝着他的目的溃散 在微粒中。(51) 福纳洛夫在诗歌中把曼哈顿描绘为埃及的坟墓，凸显“地铁是滚动的棺材”。不仅如此，他还热衷于黑人文化历史，大量借鉴黑人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经常从梦幻般的书写突然转向“草叶般的人民”，聚集成一支“军队”，摧毁野兽，带给读者神奇的力量。显然，回应艾略特只是福纳洛夫诗歌创作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诗作则采用麦克白式的独白言说，渲染了诗人的梦幻般的预言，完全不同于艾略特式的言说方式。在《诸神的黄昏》(“Dusk of the Gods”)中，诗人写道： 像恋人的双手引起欲望， 从他爱人的身体之中， 我也用丰满的手指， 如黄昏的光线漫柔地， 抚摸一个城市， 直到从钢和石头中迸发出电花…… 我的双手像铁锤， 我的嘴像铁， 我碾碎山峦， 我消除恐惧， 吞噬黑暗。(59) 福纳洛夫采用相互参照、疾速发展、意象转换等方法，在《诸神的黄昏》中抒发了富于美感且富有历史的哲学联想，形成一种辩证的意象。他通过大量的客观意象，把诗歌的主题具体化，并以浪漫的爱情隐喻和沉浸于自然的形式使现代都市获得复苏，从而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格。 著名批评家菲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在《感觉与现代诗歌》一文中，精辟地分析了左翼诗歌与现代主义的相融关系。他指出，表面上看现代主义诗歌似乎远离了革命，但它的语言节奏已经打动了美国青年诗人。在菲利浦斯看来，虽然斯佩克特和福纳洛夫的激进诗歌遮蔽了日常生活、惯用习语以及无产阶级的集体浪漫，但是，他们的感觉已经升华为人性的、复杂细腻的情感，是对一览无余的工人诗歌的超越。(25)他们把“机械感觉”与革命视野融合在一起，在客观化与肉感的无产阶级斗争之间保持平衡，极具震撼力。菲利浦斯还认为，韦斯特的“肤浅的个人抒情”不仅没有深入到感觉的纵深处，也缺少“选择的感觉”，而这些都为现代主义诗歌所弥补。(20—25) 对于上述问题，福纳洛夫写了《客观如何成为客观主义》一文详加剖析。他通过分析拉科西(Carl Rakosi)、奥本(George Oppen)、朱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等人的诗歌，指出象征主义者正确地回避了感伤，却误把客观化与情感抒发等同起来，从而无法组织或协调社会语境中的经验。他认为，诗人应该从孤立事件中脱身，投身到创造新价值和新世界的活动中，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水乳交融地结合为一体。(Newman:26—29) 大萧条时期，斯佩克特、福纳洛夫、费林、海斯(Alfred Hayes)、休斯(Langston Hughes)等左翼诗人都推崇艾略特与庞德的诗作，用怪异的短语和片语节奏，抽取工人的经验感受，渲染革命的前景、抽象的直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的美学追求表明了左翼诗歌对现代主义的接纳与吸收的能动性。遗憾的是，作为接纳与吸收现代主义成果的“红色现代主义”受到外在因素干扰，诸如福纳洛夫的早逝、斯佩克特的艺术转向、费林转向惊险小说创作等，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