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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璜》与来自女性的挑战 拜伦在《唐·璜》中对“蓝袜子女士”的贬低排斥，仅仅是一场“性别之战”的几缕硝烟吗?并不全然。在拜伦眼中，蓝袜子最突出的特点是炫耀知识，崇尚科技理性，这正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特征。所以拜伦对蓝袜子女士的抵触情绪也折射出对近代工业文明本能的反感。正如席勒所说，“他们始终完全看不见人性，因为他们把人性同纯粹智力的产物混淆起来。”[7](P146)当蓝袜子女士们陶醉于知识的炫耀时，她们获得的是虚荣，异化的是人性。而拜伦的反感正是在他同这个“女性化的空间”的接触中产生的。一方面，《哈罗德游侠传略》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伦敦沙龙的座上宾，他频繁出入贵族之家，同一些知名的“蓝袜子”女士有了接触。很多贵妇，除了后来成为拜伦夫人的密尔班可(Milbanke)，还有同拜伦闹得满城风雨的卡罗琳·兰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以及同拜伦交好的牛津夫人(Lady Oxford)、布雷斯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Blessington)均是当时圈中的突出人物。另一方面，诗人在日记或者私人信件中的坦白，让我们了解到两性在写作中的智力角逐和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博弈。比如，1813年5月，拜伦在戴维夫人(Lady Davy)的聚会上遇到了艾基华斯，他坦言，狄拉括夫人(Ly.Delacour)的机敏和纽金特小姐(Miss Nugent)的理智让他极为沮丧。这两个人物分别是艾基华斯小说《伯琳达》(Belinda)和《缺席者》(Absentee)中的女主人公。在拜伦的眼中，这些女子虽然都聪明机智，却虚伪自私，心机重重。又如他初识密尔班可时，曾这样写道：“我其实并不想同密尔班可小姐很熟。我这样一个堕落的人，并不怎么期许认识这样好的一个人。如果她没有那么完美，我可能还会喜欢她些。”[8](P48) 很明显女性智识的提高，已经让拜伦这个破落贵族的后代倍感压力，而在《唐·璜》中他毫不隐讳这种社会现象对家庭生活的压力。在乔兹和伊内家庭闹剧的间隙，他这样讥讽娶了博学女士的丈夫们，因为他的经历使他比谁都更有发言权。“可惜才女总嫁给没什么教养的人。/即使是有门第有教养的绅士，/也会厌烦科学对话。/我在这方面没什么多说的，/我是平常人，单身，/但是-噢，聪明女士的老爷们，说实话，你们受得了‘妻管严’吗?”(第一歌，第二十二节)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女性似乎掌握了家庭内部话语的主动。拜伦曾戏谑妻子是“平行线公主”，他同妻子的矛盾与其简单归咎于厌女症的嫌疑，不如说他本能地反感工具理性对人性的约束逼迫。或许他同密尔班可本来就像两条平行线，注定不会有交点，却有意无意地被纽结到一块。甚至当拜伦漂流海外，摆脱了家庭束缚，他还不忘幸灾乐祸地嘲笑忍受着“妻管严”的男人们。无论他们的个人教养如何，妻子们滔滔不绝的科学谈话，也会让他们厌倦。 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欧洲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男性霸权提出挑战。她们的声音和表现说明女人在智力上并不比男性低下，而且女性的角色不应局限于家庭内部。前文提到的有关儿童教育、社会道德的书籍都可以说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开始利用写作介入社会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拜伦对于蓝袜子女士的抱怨，一方面部分印证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说明即使在家庭范围内，女性凭借新的崇尚科技的话语模式，开始获得话语领导权。在此种态势下，性别的差异，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家庭内部，表现成科学理性和感性诗意两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差异，而后者的载体，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开始事实性地边缘化了。在叙事部分，诗人对伊内的刻画，其实反映的不完全是男性对于女性话语的不满，而是当女性自愿同工具理性结盟后，即使在家庭范围内，也可以构成对男性的话语压力场。这是因为工具理性同女性的结盟，表面上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异化，包含了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的一切弊端，所以拜伦的反感也可以理解，这从他对妻子“太过完美”的评价能体会出来。 此外，拜伦还受到外部日趋“女性化”的公共空间的压力。虽然此种提法本身隐含男性的倨傲，但说明女性在诸多社会层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本身就是多重文化合力的结果。比如在社会改良的范围内，伊丽莎白·福莱(Elizabeth Fry)(1780-1845)就是位格外引人注意的女士。她积极投身到伦敦东区新门(Newgate)地段妇女儿童社会环境的改善。拜伦写道：“同胞们，接着说咱们的老相识：/至少我说的是实话，即使你们不信/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像是男性的福莱夫人，/用软软的笤帚从墙上刷下一两个蛛网。噢，福莱夫人，何必去新门?/为何向穷鬼们宣教?/为何不从卡尔登府或者其它府邸开始?/试试矫正顽固的帝国罪恶/劝善改错何其荒谬，/除非逼比他们强的人更好/呸，这无非是套话，发慈悲的陈词滥调。/福莱夫人，原以为您道行深些呢”(第十歌，第八十四，八十五节)。 福莱夫人的活动体现了女性通过英国福音运动在传播中产阶级道德方面的载体作用，因为这种行为只是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装饰品，没有实际的作用，所以拜伦始终对福莱夫人抱着嘲讽的态度。在他看来，所谓的改造社会和人性的举动是徒劳的，不过是慈善家的空话。所以他开玩笑说，自己也愿意成为福莱夫人式的人物，拿着软软的笤帚，从墙上扫下几根蛛丝网。言下之意，贫穷实是帝国的罪恶，要想消除贫穷，只靠圣经宣道是不行的，还得打倒貌似体面的老爷们，而这可能吗?可见诗人表达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怀疑。 如果伊内的形象折射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冲突，福莱夫人的活动让拜伦对于女性介入社会改良颇有微词，那么当发现蓝袜子阶层开始左右社会的精神“品味”(taste)时，他的愤怒难以克制地爆发了： “嗨，你们这些靠书籍发家的人!/蓝色的好心肠女郎!/你们的容貌是新诗的好招牌，/难道尔等不靠它打开销路吗?/为何我的书只落到厨子的手中，暗然无闻?”(第四歌，第一百零八节)//“什么，难道我再不能名扬四海吗?/只是个舞厅诗人，小傻瓜，小报追捧的宠儿?/忍受着乏味的恭维话，/像约里克的八哥一样叫：‘我出不来!’/天啊，我竟像罗索诗人华氏一样诅咒，/(因为诗没人读，他总爱吼)/品味消失了，名声不过是彩票，偷偷由蓝色小姐们抽取”(第四歌，第一百零九节)。 这两节诗包含的细节主要体现了女性，尤其是女作家与大众品味，和男性作家同女性阅读市场两方面的历史语境。第一节印证了男女作家之间的市场竞争。拜伦对蓝袜子女作家群的鄙夷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鄙夷不仅仅同女作家书籍的畅销有关，还同其促销手段有关。在拜伦看来，女作家的诗作是靠她们的外貌才得以行销，而他的滞销书(或许没有某些女作家那么流行)最后只能作废纸处理，被厨子用来包裹面点。第二节则描画了拜伦在仕女云集的沙龙里被戏弄的窘迫。成名后的拜伦不过是浮华世家的过客，成为舞场的点缀和小报炒作的对象。他不得不忍受乏味的恭维和打趣，因为他明白蓝袜子女士们的喜好是包括他在内众多男作家的命运。他还不忘拿华兹华斯开开玩笑，虽然这位同行很明白“品味”的重要，但是他的诗作却冗长拖沓，无人问津。如今拜伦漂流海外、回忆往昔，他不禁自问，难道再也不能成为叱咤风云的英伦雄狮了吗? 1818年拜伦开始创作《唐·璜》，抚今追昔，伦敦岁月反复出现在叙事和杂议的部分，蓝袜子女士们频繁出现，牵扯出诗人的懊恼、愤懑和玩世不恭的心绪。盖瑞·克里(Gary Kelly)用“蓝袜子女性主义”(Bluestockiag Feminism)说明伴随英国社会逐步成为现代消费性社会，“蓝袜子女士”标志着妇女成为新兴的文化力量(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种力量)，她们在资本的扩张中自觉扮演着可怜的工具角色。而“蓝袜子女士”便是《唐·璜》时代背景的生动例证。这些极富个人传记色彩的回忆，让读者可以领略有别于主流“思想史”或者“社会文化史”的历史叙述。其实拜伦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女性成为新兴文化趋势载体，以及男性个体体验的社会错位和由此产生的失落和沮丧；还有诗人出于人文关怀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造成的蓝袜子现象所折射的人性异化的本能拒斥，这可能是目前拜伦研究所忽略的方面。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蓝袜子现象在《唐·璜》写作的文化语境中所占的独特位置。可以说假如忽略了这样重要的线索，就难以准确解读拜伦的《唐·璜》。 《唐·璜》体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过程。随着英国在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中产阶级日益成为工具实用主义的载体，女性为资本逻辑和中产阶级道德所驱使，她们的存在价值日益得到挖掘和肯定，使得贵族阶级的中心话语被慢慢消解，篡改和颠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璜》的叙事不能视为诗人意图的简单空壳和杂议的某种前提，而是拜伦企图通过话语和想象抵御“女性化”社会舆论和历史压迫的举动，因此《唐·璜》的叙事具有特定的反现实性和对当时社会的超越性。拜伦的唐·璜无论是在西班牙的乡镇、希腊的海岛、土耳其的后宫，抑或是沙俄的宫廷和英国的乡间别墅，虽然行为上是被动的，习惯依赖女性，但是他不断迫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宰，例如在伊斯梅战场上他挺身解救了小女孩莱拉(Leila)，并一次次逃离令人窒息的母性呵护。《唐·璜》的叙事部分虚构了一个女性主导的个人成长空间，主人公成为母性力量的俘虏，而这种温柔的力量又和无处不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魔力纠缠在一起，他无时不为此感到焦虑，感到痛苦，使他难以摆脱，也不愿摆脱。他潜意识想要突破这样的依靠，但也明白如果脱离了这个圈子，就连生命也很难存活，这也许是他的贵族出身给他制造的悲剧性宿命。 在《唐·璜》中，从杂议中强势的“蓝袜子女士”到叙事中被动却不安分的唐·璜，可以看出诗人在同故国往昔对话的同时，也努力实现对这段回忆的超越。以蓝袜子女士为典型例证，拜伦在杂议里言说了对“摄政王时期”英国“女性化”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满，叙事中的虚构体现了重新树立贵族精神和男性主体的努力。简言之，杂议是以现实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叙事实现了对杂议的诠释和虚构式超越。离开杂议，我们就无法了解诗人创作的现实和历史基础，而只谈叙事，《唐·璜》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的走马观花的旅游札记。只有将两者合而为一，作家、历史和写作才能呈现生动的对话关系，体现出诗意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