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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璜》由“叙事”和“杂议”两部分组成，从事拜伦研究的学者多倾向于突出“杂议”的主旨性而相对忽视了它与“叙事”的联系。而“蓝袜子女士”的频繁出现，将“叙事”和“杂议”联系起来，为《唐·璜》主题涵义提供新的阐释空间，这却为评论界所忽视。本文拟从“蓝袜子女士”现象入手，聚焦女性写作对当时英国公共话语的影响，将《唐·璜》中拜伦对“蓝袜子女士”的描述及评论，视为感受这种影响和冲击的个案，说明女作家淡出英国“浪漫主义”经典解读这一现象的虚假性。如果说杂议部分再现英国摄政王时期公共空间“女性化”特点，并言说诗人的不满，那么虚构的叙事则体现了拜伦重构贵族精神主体话语的努力。这种“努力”蕴含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厌恶和对人性异化的焦虑，这是理解《唐·璜》杂议与叙事关系的基础。 关 键 词： 《唐·璜》/“蓝袜子女士”/叙事与杂议 “夹叙夹议”是拜伦《唐·璜》行文的特点。在这部包含十六支歌的长篇叙事诗中，“叙事”(narrative)和“杂议”或曰“旁白”(digression)基本上互为交织，交替并进。“叙事”部分主要围绕主人公唐·璜的洲际旅行展开，包含他在“东方”的爱情艳遇，军事冒险，同各色当权者的周旋；而“杂议”则从讥讽朝政，调侃民俗到对故土的回忆，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叙事”和“杂议”并列存在，引发了丰富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方面使《唐·璜》成为互文性研究丰富的材料库，另一方面诗人自身的创作意图越发扑朔迷离，让人莫衷一是。不过，当下关于《唐·璜》的评论日益突出“杂议”的作用，例如杰罗米·麦甘(Jerome McGann)和简·司泰勒(Jane Stabler)均肯定杂议是《唐·璜》创作手法和理解作者意图的关键，并认为这些看似偏离情节的自说自话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1](P3)。史蒂芬·白格芮(Stephen Bygrave)则借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在其《项迪传》(Tristram Shandy)中的话说：“毋庸争辩，杂议是阳光，是生命，是阅读的精魂，假如将它们从书中抽出，那么你就不用携带此书了。”[2](P172)可见，“杂议说”是目前的学术主导。于是“叙事”在《唐·璜》结构中的作用便被贬低，主人公唐·璜被动地成为“纯粹的过渡性角色”，“叙述者借助他得以再现18世纪末地中海区域真实的历史图景”；他不过是作者意图的木偶，一个毫无个性可言的扁平角色，正如窦蓝(Donelan)所指：“唐·璜的传说赋予拜伦的是一个形式，借以言说他个人经历。”[3](P176)这样，叙事和杂议便对立起来，其中的一方可有可无。可是，一旦破坏叙事和杂议的平衡，《唐·璜》的阅读和理解也就破碎了。显然，不论重视“杂议”还是“叙事”，都失之片面。那么，真如以上论者所说，“叙事”只是一个形式的空壳吗?如果不是，哪儿才是理解作者意图的突破口呢?我以为，在叙事和杂议之间频繁出现的“蓝袜子女士”，或许能让读者开掘出另一条联系两者而达于新途的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