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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摆渡的艰难使身负重任的诗人内心有一种苦楚，这一情状在当代尤甚。殷企平先生在文章中为我们展示并梳理了当代诗人摆渡途中遭遇的种种磨难：有身陷灾难的痛苦和焦虑，也有面对严酷现实产生的困惑和哀伤(10-11)。诚然，“在疼痛中收获”的命名更显得珍贵，但我们不应有这样一种误解：经典一定产生于黑暗和痛苦；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主题宏大而沉重。事实上，“何为经典？”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探索和讨论。纵观西方文学史，尽管经典的评判标准因阐释者和历史语境的差异林林总总，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但有一条共通并被普遍认可的标准，即看它是否处于其相应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并与之同呼吸，是否和我们的生活深切相关(relevance)。也就是说，诗篇能否流传为经典，最重要的是检视其能否引起时代的共鸣。正如艾略特判断何为“真正的诗人”时所说的：“古怪癫狂的写作者和真正的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具有的独特感受不能为人分享，因此毫无用处；而后者所发现的情感的新形态则能被他人感悟和接受”(Eliot 20)。可以说，前者永远无法将渡船摆到对岸，而经典的创造者就是成功抵达彼岸的摆渡人/译者，是有担当的思想者和命名者。那么，在当下，人类的情感是否就只剩下烦躁、焦虑、痛苦、悲哀、绝望？而诗人是否只能书写这样的情感体验，或高声呐喊怒吼，或低吟抚慰救赎？显然不是，世界不是扁平单一的。快乐和其他情感同样在诗人摆渡/翻译的职责范围之内。正如不同的水手熟悉不同的水域，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敏感和擅长的体验领域，能意识到这点并付诸创作实践正是诗人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与奥登、拉金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贝哲曼(John Betjeman)⑧就是这样一位为人们传递脉脉温情的摆渡者。 贝哲曼没有像主流诗人那样“向前、向外、向上”地看待这个世界，而是选择了“向后、向内、向下”的“类似于反对工业化的莫里斯和罗斯金”的视角，他的写作“完全无视诗歌现代主义变革”，充满了“岛国小民的怀旧情调”(Larkin xxiii-xxv)。由于对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痴迷热爱，老街旧巷中的所闻所见成为他讴歌的主要题材。对这个选择，贝哲曼自己的解释是：“并非我有意要与世隔绝，而是一个社区里有如此之多我想要了解的东西——它的历史、社会等级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传统，当我看着这些建筑，我会因自己的无知而抓狂”(Betjeman，The English Town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4-5)。“因为建筑并非意味着单单一所房子、一幢楼抑或一座教堂，而是意味着你的周遭一切；不是一城一街，而是我们庞大人口所依附的整个英伦岛屿”(Betjeman，Antiquarian Prejudice5)。拉金对此的解读是：“贝哲曼的最基本兴趣就是人类生活，或者说是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而建筑之所以在人类生活中如此重要。是因为良好的社会基于良好的环境而存在。贝哲曼是托马斯·哈代的真正继承者，在他眼中，云雾山峦‘要是像没有磨损痕迹的门槛，就什么都不是’”(Larkin xxiii-xxx)。他的诗歌看似描写“门槛”，实质是关注踏过门槛的人。这一跨步就仿佛跨过语言鸿沟的摆渡，诗人通过对最普通也最容易为人忽略的居住环境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向世人传递了对历史人文的关切态度。2006年，在贝哲曼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一首“城市”(“City”)与莎士比亚、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一同出现在伦敦地铁车厢中。且让我们试着通过这首诗窥探一下他那方“小世界”： 在石瓮上空嗡嗡作响， 从镂雕的柏木里 升起焚香的气味， 在主教门外圣博托尔夫教堂墓园 并等待我祖父的灵魂 蹓跶着从巴比肯街而来(Betjeman，Collected Poems37) 这里写的不是一次个人的扫墓之行，而更像是诗人带领读者来到伦敦的某个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角落进行一次历史的检阅和重温。之所以以“城市”为题，也许是因为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城市文化记忆遗产：这里有地理意义的视觉记忆(墓园)，也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记忆(石瓮)；还有声音的记忆(钟声)，甚至有嗅觉的记忆(焚香)；最后两行，贝哲曼以其典型的诙谐风格又唤起了我们对英国式幽默的记忆。难怪拉金感叹道：“我有时想，要是我当兵从戎远离英国，我肯定要把贝哲曼的诗集带在身上——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位诗人的诗中保存了如此多我想要记忆的东西”(Larkin xxxiv)。而同时拉金也指出，尽管贝哲曼的诗含有那么多也许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地名和文化符号(如上面这首诗中的“主教门外圣博托尔夫教堂”、“巴比肯街”)，但这不意味着其读者群必然狭窄。相反，“他的诗代表了一种值得任何国家读者阅读”的写作，他描绘的伦敦和“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一样有“普世意义”(Larkin xxxv-xxxvi)。正因如此，英国大众也都深爱这位将现代诗歌“重新拉回到普通读者身边”(Larkin xxxviii)的诗人，并选择将他的雕像树立在伦敦国际火车站(St.Pancras)，这便是明证。 贝哲曼“是一位有所坚持的诗人，他的诗直接来自于他对真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他带回到诗中的是生活中那些业已被丢失的东西”，因此，他的诗歌摆渡理念，作为另一种坚守，代表着在平凡中寻找美和愉悦的“正能量”⑨，堪与“在痛苦中收获”的诗人比肩，共同构成当代诗歌的经典。布鲁姆在其著作《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将与贝哲曼类似的城市漫步者(flaneur)、葡萄牙诗人佩索亚(Femando Pessoa)列为20世纪西方诗歌经典两大诗人之一⑩，正是对这种求索的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