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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简•卡莱尔(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书城》2007/05 黄梅 参加讨论

    “还有我呢”
    1835年6月,在伦敦落户不久,简给斯特灵先生回信感谢他在致信卡莱尔先生时为自己单独附了一纸,说:“那‘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小页”给了她莫大的快乐,因为,“虽然我确确实实在努力泯灭我的一己性(my I-ety),或力图将其融入于那无疑被世人评断为我的更好的另一半中,我却仍是那个独力支持并且——真没办法!——逞强好胜的我。”她随即借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小费力斯在遭人忽视时央求大人注意自己的小插曲发挥说:“他以一个小孩儿迷人的诚实道出了我持续的感受,只是我已太通世情,不能真的去拽人家的裙子或如此这般地说:‘斯特灵先生,还有我呢(I too am here)!’”
    在十九世纪19世纪的英国,所谓“更好的另一半(better half)”大抵是男人以半玩笑口吻指称妻子的用语(由此还派生出“较差的另一半”之说)。简使用这个说法时却刻意颠倒了两个“一半”的性别。她直白地指出,人们其实是把男人视为夫妻间“更好”的主导者,还嘲笑说自己的命运是“充当‘著名作家’的较差的另一半”。
    从小备受宠爱的简要求自己独立的存在,甚至要求成为关注的中心。少年时代“男式”高强度学习生活所造就的文化素养使她希望被丈夫及其他人视为思想上的同侪,而非名人的配偶或管家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简自愿选择了以妻子身份加入卡莱尔“团队”的奋斗,尽管她精明务实,对持家不无兴趣,本质上却已不是传统家庭妇女。他家的老朋友兼卡莱尔最早的传记作者弗劳德先生说她有“火暴的性格”和“强烈的苏格兰式共和精神”。对简来说,婚后迫于困窘家境和性别分工“沦为”卡莱尔的附属和管家,是漫长而痛苦的人生挣扎。所以她感到“堕落”。所以她烤面包还需要搬出切利尼来自我安慰和自我勉励。所以她愤愤地强调:“作为独生女,(我)从来不曾‘乐于’给男人缝裤子——从不曾!”社会的演进向来都是不均衡的。作为被拘在传统角色里的新型女性,简深感到自己被忽略、被压抑,被“挪用”。
    何况,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育儿的苦与乐让简分心并舒解郁闷的心情;艰辛的操劳又严重损伤了她的健康。何况卡莱尔性格专横,严苛挑剔,成名后还一度狂热地崇拜有贵族身份的超级富豪太太兼沙龙女主人艾什勃顿夫人。而且,还有传言说简至死仍是处女云云。有些传言是无法证实的,也无从探究。应该指出的是,这对最著名的维多利亚夫妇间的矛盾、冲突和纷扰在很多方面具有超私人的起因和含义。
    夫妇摩擦的一个实例是1855年二月1855年2月关于持家费用的争吵。
    那时简已经五十多岁,而且正因卡莱尔和艾什勃顿夫人的关系痛苦不堪。她正式给丈夫打了个报告,题目是《不被理解的女人的财务预算》(“Buget of a Femme Incomprise”)。她说:“我不愿意再谈钱财问题!高贵老爷的回答既不公平也不仁慈,而且毫不切题”。她一一举出家用开支增长原因:新女仆加薪、改管道供煤气供水、税收增加,生活品(面包、黄油、肉、煤、蜡烛、肥皂等)涨价等等,共计多开支29镑10先令8便士。她说卡莱尔曾“带着‘苛酷的讥讽’问(她)是否有数到底得多少钱才能满足”,其实她要的不过是上年度已经超支的29英镑。实际上,她已经把卡先生给她的额外“资助”甚至自存的私房都用在买煤上了。“别以为”,她在括号中说,“我告诉你这些是心存不高洁的幻想,指望你会再补给我那些钱;凭对我父母的记忆即所有在我来说神圣的东西起誓——我这种‘不信神的家伙’还能凭别的什么起誓呢?”
    这不是此类冲突中的头一回,也不是本次争吵的发端。显而易见,此前简曾经要求增加拨款而把持财权的卡先生则怪怨她花钱不节制。简深感其中的不公道。作为“主外”的男人,卡莱尔在家里是坐享其成者,住房设施衣食起居乃至仆人和税务统统由简打理。他毫不体察其中的艰辛,却让简要钱时感到自己是在乞讨。难怪简要称他为“老爷”,甚至把问题提到“造反”的高度:
    如果我是个男人,我或许会“扔下手套向社会挑战,和几个勇敢的同伴结伙,劫它一辆公共马车”。但我的性别“似乎”阻止我干那样的事。——请多发发善心!想想有些女人,比如,您的朋友艾什勃顿夫人(“谣传惑众”、“耸人听闻”),她们一晚上在舞会上的花销可不止是令我如此大费口舌的“额外的”几英镑,而是相当于我全部进项的四倍!……
    简极为强烈地意识到30英镑之争背后的社会不公——在男女之间,在贫富之间。作为革命家马志尼的密友,简由柴米油盐话题骤然跳到揭竿而起呼啸江湖,令人惊愕,却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这位儿时敢和男孩子干仗并比拼攀高涉险的英国头号文化家庭妇女此刻对举案齐眉的角色真的是咬牙切齿了。
    简的经济帐无懈可击。她还预想到了对方可能的反响和应答,把它们用异体字写出来放到括号里(如“耸人听闻”),预先制止卡莱尔以简单的方式否定自己的逻辑,迫使他更耐心地面对糟糠角度的真实。不仅如此,她还把鸡毛蒜皮的家务争吵升华成一种写作和论争艺术。一共只涉及30英镑,她却起用了带法文的标题,算帐精确到便士,还拿对自己来说最神圣最珍贵的东西起誓,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到造反起义。她故意小题大做,锋芒毕露地讥刺男性当家人并且无情地自嘲。作为这份火气十足的报告的结束,简签名时却搬出了帕梅拉 式的贤良淑女腔,自称“您最顺从而谦卑的仆人”。真是文字高手。这签名既是降调和妥协,又未尝不是对女性地位的点题和更尖刻的嘲讽。
    而卡莱尔呢,不论他此前表现如何,却能充分欣赏简的文才:“写得真棒,我亲爱的机智的好媳妇儿,——最节俭、最戏谑、最伶俐的女人!我一定会让你心满意足,你要求的额外30英镑将会得到,你的欠帐将被偿还,你的意志将被贯彻!”文中“你的”一词用的是古体的“thy”,语句一如典型的卡莱尔文风,像《圣经》般抑扬顿错,用在30镑家庭拨款上,不无玩笑意味,也不无认真,是夫妇间的文采竞争,也为一场家庭纠葛画上了休止符。后来卡莱尔在妻子去世后整理遗文时重读此件,再次说它写得那么机敏,自己实在“不忍烧掉”它。
    由此我们知道文字往往是他们夫妻间彼此沟通、化解矛盾的主要途径,知道卡莱尔虽有时暴躁,却仍珍重妻子。他一贯称她“好老婆(goodie)”或“亲爱的小媳妇儿(dear little wifie)”什么的,有点高高在上的大男子主义,也不乏出自内心的怜和爱。只是他不肯或不能直面简对成就的独立追求以及她婚后的精神痛苦。不论在苏格兰乡下还是在伦敦,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主角和核心,常常埋在书房里独自与他的灵魂和工作角斗,或者一人出门骑马散步,要求简提供生活保障甚至文娱消遣(比如弹琴给他听),却很少关心她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居家环境和日常开支的干预和苛求加剧了简的气恼和绝望。
    在孤寂和阴暗的心境里,打理家务、营建朋友圈以及借助文字审看并讥嘲自家琐事或许就成了逃避之途乃至生存的必须。简曾再三谈到亲友间的书信对她来说是何等重要。她甚至曾借用爱犬尼罗的口气抒发滑稽却又悲切的哀怨之情:“毁掉一个家庭的安宁可比恢复它容易多了……我的心!我的心呀!——苦-呜-呜哇苦-呜-呜谁-唉-唉!”朋友和来客自然也都注意到简的机智谈吐和那些拿丈夫拿自己开涮的俏皮话:
    请想像:(场景——一间被伦敦黄黑雾严严实实笼罩的屋子!要呼吸,只能吸入某种液状煤烟!……)卡先生坐在餐桌的一端,看去情绪糟透了;卡太太在另外一端,看上去半死不活!卡先生说:“我亲爱的,我必须通告你我床上满是臭虫,或者虱子,或者其他什么整晚在我身上爬的小动物。”……
    于是,半死不活的简只得掀床倒铺地搜捕小动物并继而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
    从简笔下源源淌出的禅恩巷五号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有一次她曾替卡莱尔应税务官员传唤,和一干各色贫民久久等候,半晌才有幸进入“一间黑屋子,内有三个男人坐在大桌旁,桌上堆满了纸张文件。一人持笔对着白纸,一个在吸鼻烟……第三个显然是粪堆上领队的公鸡,充当判官的角色”;她陈情申述说卡先生近年没有稿费收入无可纳税,但那颟顸而又霸道的下层官僚仍胡搅蛮缠不肯甘休。她的记述栩栩如生而又夸张幽默,令人联想到狄更斯小说中的场面。还有一次,禅恩巷六号人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一天突然有“九只母鸡和一只雄赳赳的公鸡入住毗邻的花园!”而且那公鸡打鸣啼唱不择时辰!卡先生的写作被打扰。卡先生夜不能寐。卡先生烦躁抱怨。是的,写作不顺时,备受折磨的卡莱尔就对环境特别敏感,然而他们又不是住得起深宅大院的富贵人家。于是担任全职管家和秘书的简就有责任周旋谈判。经过一系列争执抗议讨价还价,处置诸鸡的经济补偿以及在家里加修隔音书房的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半夜鸡叫危机获得解决。简如释重负,同时对邻居之谜不无神往:“六号!我打算就此写一部小说。”
    如一位评家指出,此类记述常介乎“反讽和媚俗之间”。 讥刺挖苦的笔调和鸡毛蒜皮的话题无情地拆解着卡莱尔们鼓吹的男性“英雄”的形象并一次次透视着评议着文化名人妻子的角色。但在另外某个层面上,“自曝内幕”的言谈和文字又何尝不是在迎合公众兴趣、维持并扩大名人效应?十九世纪19世纪中叶尚非今日。对于后一种效用,卡莱尔们未必充分自觉,但也不见得全然懵懂。
    “公鸡故事”得到了狄更斯的赞赏。他为简最终未能写出那部小说感到遗憾,说“那些在世的女写者和她根本没法比”。对狄更斯的议论不能过于当真。即使我们赞同某些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简•卡莱尔的书写乃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类的旁敲侧击抵制拆解,认为她的书信是有艺术成就有思想内涵也有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仍很难得出她可以胜过盖斯凯尔夫人或乔治•艾略特的结论。不过,她倒也不一定如钱钟书所说远远不及萨维奇——她只是比后者更尖刻更自恋更咄咄逼人。
    钱钟书先生的确剑走偏锋。
    他的“偏”使他时不时会在传统“重要”著作的范畴之外随心漫游。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馆藏《巴特勒与萨维奇通信集》(1955)一书的借书卡上,孤零零地留着他的名字,日期是1960年3月22日。书页里还夹着一纸被他遗落的冒效鲁手写的便条。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尚不那么走红的年代里,他是留意阅读或多或少被掩在他人背后的简•卡莱尔和萨维奇们的极少数人之一。
    今天我们得以结识她们,还得感谢钱先生的引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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