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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穆氏诗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公式。传统的文学理论将作品分割为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内容是作品的内在本质，形式是表达内容的手段总和。形式包裹内容的既有外形，如同衣服接纳身体的轮廓。然而穆卡若夫斯基言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界限总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将内容元素引入文本（互相关联的内容、动机）的手法或多或少是形式上的；另一方面，在语言元素中又含有一些非艺术形式的成分，因为语言元素只是艺术形式的基础。形式和内容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即形式支配内容，形式迫使内容与之相适应。文本的内容时而会由于结构的需要，即由于形式而产生。比如，内容正是通过改变形式，成为诗歌的合理成分，融入诗歌文本的语境。穆卡若夫斯基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与之前不同的二元论：前者是能够引起审美功效的文本的特征，其总和可称为形式（手法）。后者是形式赖以实现的基础，可谓之为材料。文学的材料首先为语言元素，另外便是主题元素，即作品中包含的思想、感情和想象。 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与模式，是以描述，表现，阐释文学结构为特定目的的一种体系。布拉格学派诗学的发展，始终在扩容关于文学理论的讨论范畴，其开端即由穆卡若夫斯基的著作《论马哈的<五月>》（1928）为代表，因而他的诗学概念可作为布拉格学派概念体系的一个典型样本进行考量。穆氏诗学与其他现代流派共享着一个前提：文学乃特殊的语言现象。结构主义理论与诗性语言的符号学概念密不可分，符号学概念令布拉格学派界定了文学研究的适当范围，为其提供一个具有充分依据的方法论。文学的符号学，要求采用与语言学本质上相同的研究方法：在文学系统内部找寻文学演变的规律，而不忽视文学与其他社会现实为数众多的交叉点。因而，语言理论的术语必然成为穆氏诗学语言分析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与诗学相重叠的区域，无疑为诗性语言研究。 依照雅各布森和穆卡若夫斯基的观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最初任务，乃区分诗性语言与标准语言（实用语言）。 从相同的视角，俄国形式主义创立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一种基本对立。普通语言是实用的、指示的，通过指示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诗性语言直接作用于语言符号本身，而非语言之外的现实。诗性语言利用各种手段，突出陈述本身，远离日常话语，并且将对外部指示对象的关注，转向手法的结构。一个文学文本的分析，重点在于论证其组成部分的突显程度。然而，理解一部单一的文艺作品，不可脱离潜在的规范界说。诗性语言是受制于两套规则的：当下的语言标准，以及时所盛行的文学传统。唯有反复违背惯例，对标准语言的规范进行系统地干预，方可令文学艺术成为可能。穆卡若夫斯基在系统的研究中，对语言学与诗学的联系作出过假定：现代语言学对于诗学的主要影响在于，语言学不仅为文学文本的语言方面，而且为整个文本提供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关键问题是，语言学所提供的模式，仅仅是特殊的语言模式，抑或更为普遍的模式，可为文学研究及其他符号现象兼收并蓄。穆卡若夫斯基所设想的模式，属于后者。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构建了分层模式，将语言作为具有互相联系的层次——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句法——的整体结构来研究。穆卡若夫斯基用于描述文学诗性结构的模式，也具备这些层次。从一开始，布拉格的结构主义诗学就以两个区别于语言模式的基本特性为特征：1) 包含主题层次（主题结构）；2) 在材料与形式的审美模式之上建立分层模式。一部文学作品中，在审美方面无关紧要的成分，称之为“材料”；成分获得审美效果的方式，称之为“形式”。审美模式的引入，意味着将这一分层模式的全部术语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库——材料元素词库和形式手段词库。 穆卡若夫斯基认为，在材料元素一组内，必须划分为语言和主题两部分，与此相应，材料元素的词库也应划分为语言元素词库，以及主题、母题元素词库。这么一来，便将主题结构的非语言层次引入体系。穆卡若夫斯基曾多次展示过语言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在文学文本内，主题元素总是经由语言元素得以表达。与俄国形式主义者存在共识的是，穆卡若夫斯基将形式定义为两个步骤的联合，变形与组织——艺术手法造成材料的扭曲或变形，变形的目的在于打破文字运用与阅读上的“自动化”，使文字得到“突显”；组织又包含着两个相似的形式手段库。从审美的视角出发，变形必须与组织联系在一起，而组织自身由两个程序构成：a) 通过系统路径实现的变形，从而产生形式手段；b) 植入相互关联中，各种不同层次的形式手段，达到相互一致的作用。这些手法必须通过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应用，加以组织，必须彼此和谐，方能体现一部文学作品的总体性：文本的结构。道莱冉奥 依此将穆卡若夫斯基模式的整体结构整理如下： 亦即，审美结构 = 语言手段 + 主题手段 + 一致手段。至为重要的是，语言学术语本身并不进入穆氏诗学之语言分析的核心，仅只按名称归入上述审美结构图表的相应位置。然而，穆氏的模式从语言学术语（表现为语言元素）中演绎出审美术语（表现为形式手段及其相一致的手段）。穆卡若夫斯基掌握着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发展而来的语言描述体系，这一理论武装，将他与一般语言观较为浮泛的文学批评作了显著的区分。事实上，首先是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一道，展示出该学派建立在语言学知识基础上之诗学的独创性与敏锐性。 现代结构主义诗学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学术语，如音位，语段（结构段），句子的语义结构，句子的语调等，均在穆氏的论著里有所体现。在研究中，穆卡若夫斯基根据需要，丰富了语言学的术语和概念，比如他用于词汇、句子的符号学描述，对话与独白的研究，以及区分语言功能的细微的语言分析，等等。 谈到穆卡若夫斯基对于语言学词汇的贡献，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其诗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发展了诗歌手法的分析语言。诗性语言在于突出文学文本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无论在文学抑或交流语言中，总是存在语调与意义，语调与句法、词序的潜在关系，总是存在作为语义单位的词语与一篇文本的语音结构，与文本中的词汇选择的关系，以及在此语境中同一句子和其他句子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内在关联，每一项言语构成都以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同所有的构成形成联系。哪一种联系更为突出，则取决于主导（dominanta）因素。主导因素给文本带来统一，在美学中，通常称为“多样性的统一”。于此能动的统一之中，可以同时发现和谐与不和谐，聚合与发散的状况。聚合是由趋向主导因素的倾向产生；发散，则是由未被突出的因素构成的固定背景对这种倾向的抵抗而生。 由此句子的主题内容和词语之间的关系，句子中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获得突显，于是句子的主题内容从句子起始处就成为吸引力的焦点，从而主题内容与词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揭示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