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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思想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语言学，文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落地生根。二十世纪的斯拉夫诗学流派，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方面均获得出色进展。布拉格学派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曾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建构作过一番颇有抱负的尝试。而作为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物，扬•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1891－1975）思想的萌发、拓展和成形，为诸门艺术、学术研究，以及当时各种倾向的一个如实反映。 穆氏的工作决定了结构主义理论之捷克支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理论定位的细致严格，以及学派的总体水平。 迈入新时代以来，穆卡若夫斯基以及另外一些捷克学者，在西方已享有较高的声望，这是远比他们当初艰辛求索那几十年，在结构主义运动的青春时期要高得多的声誉。穆氏的学说，昭示着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诸多有益的思辨，如今在欧洲国家似乎比过去更受瞩目，甚至在日本都更为受到垂青。本文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切入探察，谨就穆氏思想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以期勾勒出其诗学体系的大略概貌。 一 结构主义者以描述整体系统的结构为己任。在《语言的牢笼》（1972）一书末尾，詹姆逊幻想了一种未来批评实践的可能，一种结构主义的继承物。这种批评将使“结构分析从结构本身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将分析实践“视为时间上的运作”，使历史意识复原到语言与文本的分析内。 然而，詹姆逊未能在书中明确道出的理论与批评方法，恰恰位于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实验，及其后来的艺术分析之中，正是这些实验给出“结构主义”这一术语。 1920年，罗曼•雅各布森移居布拉格，尽管他力图传播并延续俄国形式主义的学说，布拉格学派很快发展起自身截然不同的术语词汇表，比如开创出著名的术语“突显”（aktualizace），此“突显”概念不同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因为“突显”被理解为系统的结构主义术语；比起其他“社会事实”，他们则更为关注文学的体裁与结构。 布拉格学派亦主张以“结构主义”取代“形式主义”，认为这一新的术语能更好地反映使一个文学作品最终成形的多种多样的力和影响。其结构主义观念并未将这些复杂的结构设想为永久的或暂时固定的形态，而明确称其为历时的，或“历史的结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穆卡若夫斯基认真思考结构的开放性，道出结构乃充满活力的动态整体的观念。结构内部的成分处于恒久的重组状态中，整体（结构）以其单一元素的关联作为基础： 依照我们的观念，可以仅只将结构看作如此这般的成分集合，它的内在平衡屡屡遭致破坏，又再形成，于是它的统一向我们表现为辩证对立面的集合。延续下来的，唯有时代进程中结构的同一性，而它的内在成分，其成分的相互关联，持续转变。 经由对意义一致的材料的重大整合，一门学科达致结构的认识。作为意义的统一体，结构比单纯叠加的部分的总和要大得多，结构的整体包含自身的每一个部分，与此相反，这每一个部分刚好符合这一整体，而非其他整体，此为结构的整体性。结构的另外两个本质属性为它的能量特性和动态特性。结构的能量性在于，每一个单一要素在共同统一体中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这一功能使要素位列结构的整体当中，将其捆缚到整体之上。结构整体的动态性则为，这些单一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由于持续的变化，构成自身能量特性的基础。具体而言，一个文学文本自身便意味着结构。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观念，可用于称谓一个文学文本的所有部分，其关注的重心不仅局限于单个文本的结构，也注重研究文本的整体形态和内在完整性，而环环相扣的单一结构则构成文学的总体系统。当我们察看各个文本嵌于文学体系中的关联性时，单一的结构呈现为运动，彼此相互作用。比方说，不仅先驱在影响后来者，相反的例子也不罕见，资历浅近者的创作以自身的结构，对当前的创作前辈施以影响。文学体系的内在辩证关系，于整体中展现为文本结构的个性，代系，流派等不同因素，与文学传统及当下的艺术惯例戚戚相关。 穆氏的结构观念不仅在于微观分析，在宏观比较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布鲁姆于1973年阐发传统的影响所带来的焦虑感，认为经典树立起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穆卡若夫斯基则是怀抱积极的心态来正视传统，尤其是外来文学对于捷克民族文学的影响的。捷克民族由于历来在世界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饱受外扰的铁蹄践踏，一度视德意志民族等勍邻马首是瞻，导致其在民族文学领域也表现出一种深切的不自信。某些捷克文学史家不免自轻自弃，在处理斯拉夫文学对其的影响方面，流露出卑微的态度，似乎因了民族的孱弱，文学定然也是低人一头的，从而断然判定本国文学的发展承受着时而来自这一面，时而来自那一面的影响造成的偶然冲击的操纵。穆卡若夫斯基以结构的观念直斥这种观点，指出不仅单一的文学文本，也不仅作为整体的艺术每一种样式的发展，就连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均具有结构特征。外来影响应该是这样被接受的，本土的条件必然准备就绪，由它来决定这一影响将获得何种意义，将在哪个方向发生效用。在任何情形下，影响都不会扰乱本土的发展形势，不仅是文学先前发展的遗留，还有社会意识先前的发展和现状。在影响的发生上，单一民族的文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遇合的，而非在受到影响的文学对施加影响的文学彻底臣服的基础之上。外来影响的整个序列，不仅其中的每一个影响与当前接受影响的民族文学存在关系，诸影响本身相互间也存在关联。影响并非单一民族文化本质的优越性和从属性的展示；其基本形态乃为互惠性，根植于民族相互间的平等，及其文化的平等声誉。 事实确然如此，域外文学/理论的传播和影响离不开接受方的译介和研究，而从事这一工作的主体是具有倾向性的。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和茅盾，竭力倡导及实践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兀自出于一种惺惺相惜的热忱——“捷克文艺复兴在二十年前出产了好几个大天才，但是欧洲人对于他们却很冷淡，原因一半在捷克文学的难懂，一半在捷克人势力薄弱，尚为人奴，大半欧洲人的见解却谓为人奴的文学不会有光荣的文学的。” 。而建国以后我国对域外文学理论的引进，大都以欧美国家为主，则是基于振作抖擞，奋起直追的壮志雄心。后来的学者或提出“文学场”（布尔迪厄）的概念，或确立“文化语境” 的范畴，或以实证材料证明影响存在于时代、作家、流派等各个方面， 实际都是在从客观的立场，论说文学的更替与演进之中，各个民族文学彼此间的作用：影响绝非一种消极被动的接受所产生的结果。 捷克的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示出对于结构的重视。它将文学整体作为系统来考察，研究具体文学文本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乃至承继和转换关系。任何关于文学总体与局部关系的讨论，关于局部与局部关系的讨论，都无法撇开研究的基本单位，由此自然而然涉及结构问题。结构为穆氏诗学的根本架构，穆卡若夫斯基确信，单一文学文本均具有多重易变的性质。结构的观念是在两个层面上生效的。一方面，它作为准则、规范、趋势的集合，影响并左右着当下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它作为单一文本的结构，虽然在规范的压制下诞生，却有可能借由新的元素和构造手法，与之形成对抗。在穆氏的理念中，结构完全不是固定的，即使在一个特定的文学文本内，也极易受到时间和变化着的条件的制约，这种结构更像是一只不断重组，瞬息变幻的魔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