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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民国时期的南京期间，赛珍珠和约翰·洛辛·布克共同经历不幸福的婚姻，照顾残障女儿，并从事文学事业。她在这个时期的小说和回忆录里，开始描写一系列婚姻，对有别于西方和她的传教士家庭的中国的性道德观念的认知方式在《结发妻及其他故事》中的许多作品都直接和间接地有所反映，她处理了跨文化婚姻不美满的问题，有时则通过再现中国妇女的困境来投射她对自己婚姻的关切。 关 键 词：赛珍珠/婚姻困境/文学投射/西方主义 作者简介：斯蒂芬·拉赫曼，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从事美国学研究。 赛珍珠在南京期间(1919—1934年)和约翰·洛辛·布克经历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她照顾残障女儿卡罗尔，在金陵大学教书，并从事后来使她成名的文学事业。如果说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正如传记所显示的那样，当时在南京的布克家庭下一代的不幸，主要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孤立、夫妻之间性的不和谐和智力的竞争，这些都是因为照顾父亲和孩子而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所造成的。赛珍珠的父亲专横，并且刚刚失去妻子(他甚至公开蔑视自己的女婿)；而赛珍珠的女儿心智发育不健全，对于其疾病的诊断十分缓慢，而治疗则更加困难①。赛珍珠早期在写给亲友的信里，表达了她对婚姻和丈夫真诚的热情，然而没过几年，情况就开始变糟了[1]103-115。由于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关于赛珍珠婚姻的情况都是她的一面之词，并且离这段婚姻结束也已过去了很久，所以，我们很难评价她对过去的这些看法是否准确。根据一些说法，赛珍珠有可能先提出离婚，而如果南希·汤姆森·沃勒的关于南京的回忆可信的话，那么是洛辛抛弃了赛珍珠，并且是他“先提出离婚，以便娶一个中国女人”[2]86。据记载，赛珍珠1934年回美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内华达州的里诺②找个住处，以便与洛辛·布克离婚，然后嫁给她的编辑理查德·沃尔什。在法庭上所陈述的理由，就是专业术语“性格不合”[3]62。1941年，洛辛娶了一个崇明女人——张绿梅(Lomay Chang)。 如果记住这一切，那么，很清楚，赛珍珠的文学抱负是伴随着其婚姻的种种不幸而逐渐成形的③。婚后大约五年，赛珍珠开始创作关于中国的作品，同时也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些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角色：传教士的妻子，一个母亲，或者是她的农业经济学者丈夫的翻译④。虽然赛珍珠有些后悔嫁给洛辛，然而她的婚姻似乎是出于自己对家庭生活和人生新阶段的兴趣。根据赛珍珠最后的陪伴者和传记作者西奥多·哈里斯的猜测，赛珍珠当时是到了“结婚的生理年龄”[4]112⑤。她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不再继续扮演“可畏父母的听话女儿”这个令人窒息的角色，而洛辛是她当时周围少有的不是传教士的人[3]59-60。 希拉里·斯波林以充分的证据详细说明了赛珍珠和洛辛彼此是多么的不般配，洛辛毫无文学细胞[1]153-154。斯波林和彼得·康虽然对于事实的看法略有分歧，然而大部分观点都比较一致：尽管赛珍珠的丈夫对此毫不在意，她还是成为了一个作家。彼得·康认为，洛辛并没有支持赛珍珠的写作；而斯波林认为，洛辛对于赛珍珠作品的热情是“真实却有限的”[1]152。不论事实如何，赛珍珠感觉到，写作是属于她自己的领域，而这甚至发生在她拥有个人写作自由之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赛珍珠离开了洛辛，嫁给了她的编辑，从而得到了前者所缺少的品质。 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但在洛辛的工作与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世界之间，一直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事实上，赛珍珠最著名的小说《大地》的部分创作灵感，正是在她跟随洛辛·布克调查位于长江中游的安徽农村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情状时产生的。少数学者认为，《大地》是洛辛·布克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文学篇，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史学家史景迁认为：“洛辛·布克和赛珍珠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读一读彼此的研究，是讽刺而不幸的。洛辛·布克从金陵大学研究生的田野考察中收集到的大量材料，对赛珍珠情感的流露可以起到某种情感断路器的作用，而赛珍珠的情感也对他严谨的学术论文带来了热情的治愈力量。”[5]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赛珍珠自己也读过洛辛·布克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农业经济》(1930年)，因为这本书不但肯定了赛珍珠的文学天赋(“编辑方面我很感激我的妻子”，洛辛写道。)，其中很多部分也涉及了中国农业文化中的各种风俗习惯。 洛辛·布克把《孝经》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作为他著作的开始，而《孝经》在他的研究中被称作《孝顺之书》：“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章》)。 洛辛·布克对于农业的研究来源于他的统计经济学观点，但是，他引用了孔子给予普通人的这个教导，说明他对于支撑整个系统的文化风俗和信仰并非视而不见。它在中国农业实践和家庭价值之间建立了联系，表明了在洛辛研究中严格列在图表里的农业经济学同样深深扎根于儒家关于孝道的律令中，而且是它们的表达，这恰好也是使赛珍珠的中国小说充满生命力的关于人种论的洞见⑥。 因此，在《大地》的开头，当王龙在他婚礼当天对他多疑的父亲说，他想洗一个相对干净、温暖而彻底的澡(按中国农村的标准)的时候，赛珍珠展现的场景表现出农业经济体制下世代之间的冲突(将宝贵的资源，例如柴火，作为完婚之前个人卫生的前提条件，而并非作为长辈的需要——治疗常规的咳嗽)。这在《大地》的小说语言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种困境。 如果不是赛珍珠有意识地使用古奥的表达和圣经般的措辞，那么，《大地》和《中国农业经济》之间的关联也许会更加明显；最重要的是，赛珍珠在作品中专注于婚姻和情感中子女的紧张与不安，以及女性在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社会中所普遍扮演的角色。对于史景迁来说，关于赛珍珠的问题变成了她的作品是否“对帮助和理解中国做出了真正的贡献？她的评论家是否一直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赛珍珠是否——像很多人一样——为了个人目的使用中国作为创作的想法”？史景迁认为，这个问题由一系列相对的元素组成：情感对事实，想象对现实，美国畅销书对中国历史。这其中，史景迁谨慎地发现了赛珍珠想要的东西：相比于真实的记录，更多的是想象的情感投射，以及与商业小说相关联的无根据的情绪性；相比于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赛珍珠从中摘取了一段引语)，更多的是狄更斯式的肮脏与感伤(赛珍珠每年都会重读狄更斯的作品)。我认为，史景迁关于赛珍珠的“非此即彼”的概念应该被认为是“既/又”概念。正如彼得·康和斯波林所认为的，赛珍珠作品中读者所读到的充满情感的视角随着社会现实发生转变，而她的社会视角也与充满想象力的投射相融合。在《大地》的开头部分，读者从卫生学的视角，进入了现代化初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王龙的家族史在三部曲中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平行展开的)。通过卫生(对于生命的保护)或传统卫生的混合，以及似乎是个人适应现代清洁的时刻，王龙对生育的追求也得以显示。通过对在中国传统婚礼仪式中不被要求的沐浴的坚持，通过王龙这个人物，赛珍珠塑造了一个同时具有传统纯朴和现代个人清洁(也许稍有些西化)的形象⑦。 此外，在王龙准备把身体给一个女人看的时候，他心里整个想的是他的未婚妻将要解脱掉他这么多年来孝敬父亲的那些职责，而这时我们连她的名字(阿兰)都还不知道。服侍父亲一直是王龙的负担，而结婚使王龙得以逃避这些责任，成为丈夫的权力也把他作为一个独子的责任转到一个新媳妇的头上。通过王龙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所表达的对于中国夫妻双方来说都非常真切的社会现实，同时她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婚姻的动机之一：改变自己作为子女的责任。因此，凭借这种标志着赛珍珠文学想象而又充满力量的社会学投射，一个简单的沐浴场景成为了一个空间，在其中，赛珍珠得以将她自己的婚姻关切投射在王龙和阿兰身上。 赛珍珠在她这个阶段的早期小说和回忆录里，一直到她在《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中所刻画的她父母的肖像，都描写了问题婚姻。在早期短篇小说《结发妻》中，当“结发妻”发现自己与丈夫长达十年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之后，她没有任何办法处理这种问题，更不用说去纠正了。她丈夫在西方军校的学习不但使夫妻分离七年，同时他也被改变、被西化，使自己与妻子和父母之间的守旧的传统发生决裂⑧。这个故事发展到用不对抗的方式来对抗的程度。西化的丈夫避免这些事情的方法几乎是绝对的(首先是和同学通宵达旦地狂欢痛饮，又迅速回到首都，并且只通过书信与他父亲联系，不让他不识字的妻子直接了解他的感受)。 正如小说标题所告诉我们的，这位注定将被替代的“结发妻”不得已以典型的方式了结她与丈夫之间的不和(当然也几乎谈不上是什么不得已，因为她一直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对于一个住在乡下、读儒书的茶叶商人和他那献身于宗教并且常去寺庙烧香拜佛的妻子来说，这位顺从的中国妻子和媳妇的隶属地位，给赛珍珠提供了一个叙事性批判的引擎，以及一个体验了西化冲击的中国家庭的人种论。她意识到的征兆有许多，服饰上的(丈夫把自己的中式长袍换成了大概是英式的淡色斜纹织物)、书写上的(他已不再能够熟练使用中国毛笔，而是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尖笔)、饮食上的(他按照英国的习惯，把喝茶的时间由早晨改到了下午)、性别上的(他禁止自己的女儿裹脚)，以及教育上的(他坚持让自己的儿子阅读西方作品，而非他父亲视为智慧基础的四书五经)。 最后的这两个征兆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最多的痛苦和悲伤，大概也同样受到了西方读者最强烈的讽刺：缠足，被西方的观察者，尤其是传教士们习惯性地与被野蛮地仪式化了的、为了美而受苦的女性联系起来，同时也是实际和象征意义上的一种奴役形式。长久以来，这可以说是从望远镜的另一端展示出来。“结发妻”为自己没有缠足的女儿哭泣，认为她将无法嫁人并变得贫穷。她丈夫偏爱西方教育模式，认为孔子的著作不过是过时的老古董，因而拒绝接受它们，这使他的父亲真正地感到震惊，尤其是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为何不愿重复他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教育。 在这里，赛珍珠的人种论加深为一种更宽泛的文化模式，赛珍珠认为，孔子倡导一些周到的礼仪，男性对于教育的尊重，以及一个非军国主义的社会；而西化促进的是粗鲁的行为举止，对传统学问的拒斥，以及军国主义倾向。对于赛珍珠而言，婚姻的不和谐是所有这些文化煽动的征兆，而“结发妻”在最后也因为自己过于落伍而遭淘汰(她无法扮演一对西化夫妇中的妻子的角色)。 在赛珍珠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开头的“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中，像“结发妻”一样，桂兰也说到自己麻烦的婚姻。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被描述成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疏离方面的典型困境或对此的抱怨，这一疏离更确切地说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正如标题“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所说的，这个女人是要有代表性的，似乎她就代表了“中华帝国”本身，复制了它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与“结发妻”一样，赛珍珠笔下的这个中国女人谨慎地描述了一种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充满了自己不被允许私自阅读的孔子的戒律，以及对女性行为的严格模式的严酷考验——行动守则和为加强女性孤立的严格计划以残酷的方式设计出来强化女性孤立感的行为和美的准则——只能面对她那学了西医并且刚刚西化的丈夫所带来的不能解决的问题。 和“结发妻”的情况一样，两性之间一个相似而粗略的互相影响被以典型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一个中国女人借以委婉地表达她的性趣的中国本土习语——莲湖上的月亮所象征的浪漫之爱(此处暗指南京的一个景点)——失去了它的魅力，而遭到了粗暴的冷遇。她的疏离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能吗”，她怀疑，“我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与《结发妻》相比，赛珍珠在疏离感的深度上加入了更多的基本层次(也许是因为西医观念扎根于一种对身体所持有的完全不同的概念)。桂兰丈夫的审美观已经被重新引导和改变了，“结婚才一个月”，桂兰绝望地说，“我在他眼里就不漂亮了”[6]6。 在这些中国早期的小说里，男性主导的西化与中国家庭中女性的核心相接触，成为一个基本的故事模式。赛珍珠认为，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主要影响之一；随着清朝的土崩瓦解和民族主义时代的间断性的出现，这一革命改变了中国。对于赛珍珠来说，孙中山和他发展现代化的计划象征了这个时代变化。在赛珍珠长大成人的那些年，尤其是住在南京期间，她观察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西化进程。在《我的几个世界》里，她总结了这个进程： 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人，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朋友的丈夫，甚至是我的学生，一心要缔造一个新中国。不幸的是，他们办事不切合实际，不知道也不理解他们自己的人民有何想法，却试图照搬西方那一套。他们认为，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另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的强盛在于法制[7]124。 这种评价有一部分是赛珍珠的想法：中国社会的价值——最基本的美德——在人民大众身上，在农业和商业基础上，由宗族和家庭结构体现出来；这些结构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就是民主的(尽管不是美式民主)，也或多或少可以自我调节。赛珍珠认为，中国的美德既不是来源于帝国的宫廷，也不是来自受古典教育的文人，而是可以说源自大地本身，即普通百姓。通过赛珍珠我们知道，所谓的“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并不只是归功于像托马斯·潘恩那样的美国革命家，或者是亨利·大卫·梭罗那样的不合作主义，而是中国固有的。为此，赛珍珠引出一首中国古谣谚： 吾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而在赛珍珠接下来的分析中，孙中山和继承他的民族主义者们(主要是蒋介石)很危险地忽视了这个社会学和人种志假设，试图强行把共和政体作为上层建筑，并抛弃和削弱了赛珍珠认为是更加基础的家庭和氏族结构。他们模仿了西方模式。这毫无疑问也是赛珍珠对于孙中山1926年葬礼评论的深层含义，赛珍珠认为相比于在场的所有人，那些没有出席的人才是更加伟大的。 事实上，赛珍珠趋向于看到被同样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化的不安所折磨的中国文学作品，其痛苦来源于对西方模式的完全模仿或对普通人民的公开敌意。正如姚君伟所认为的那样，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分析围绕着它来源于民间流行的说书，而非精英学者或知识分子[8]4。“中国的小说以其喜爱的方式发展”，赛珍珠在1938年的诺贝尔受奖演说中说，“来自于自己的土壤，即普通的人民，受到最强烈的阳光的照耀，即大众的认可，同时并没有被学术的冷冽寒风所摧折”[9]8-9。对于中国小说来说，这种辩解是一种对于流行的，甚至是平民化文学的争辩，同时也是赛珍珠自己的文学实践和追求的性质的一个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赛珍珠的文学政治又有了一个例子，她发现了本土的中国文化的原型，而它们能够满足她在西方语境中的文学目的。赛珍珠在中国的投入既是一种文化历史调查与复原的行为，又是对自己的文化诉求的表达。她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情感需求投射到中国文化身上，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中国小说，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和情感的视角，把它展示给西方读者。这是一种翻译行为，很像她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人民和皇家宫廷之间的放逐与紧张气氛，以及普遍的兄弟情谊，这些主题毫无疑问是小说所表达的文化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赛珍珠特别的政治和文化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赛珍珠同时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双重文化身份，无疑使她对这些文化里潜在的东西更为敏感。赛珍珠伟大的文学天赋使她得以想象和表达中国家庭结构中最受孤立的元素——不识字的、向来沉默的、裹脚的妻子和母亲，她们甘心忍受疏远她们的西化和现代化的革命力量。实际上，赛珍珠在《西风·东风》里刻画了一个中国女人，她对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喋喋不休，并反复称其为“我的妹妹”。这相比于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说法“你被束缚在女性的枷锁之中”有着更进一步的效果，而她常常把这句话作为信件的结语，其反复重申与强调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个把这些女人连在一起的跨文化束缚。 我在这里提到的赛珍珠文学视角之下的社会视角，与她复杂的文学声誉有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在它属于《大地》这本关于王龙和阿兰之间牢固的婚姻的小说的时候(尽管构成了三部曲的续篇也涉及他们婚姻的许多问题)，然而这个例外证明了准确存在于一个设定在清朝并且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家庭中的规则。《大地》空前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阶级中固有的农业平民主义和其在美国的相似物之间的协调一致。有人提出，事实上评论家已经提出，美国的东方主义与《大地》所引起的巨大热情有若干联系。这也许是真实的：美国公众能够接受赛珍珠笔下安徽农民的自然主义，因为他们的贫穷是完全陌生的，而读者并不觉得如何灭绝人性。除了最为粗糙的成见以外，读者对中国生活知之甚少，而这本小说所提供的恰好相反——对完全是人类成员的一种描写。但是这个反应的部分力量也许来自一个事实，即美国读者对于在20世纪30年代促成了该小说在中国的负面或冷淡的接受背后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种种张力并非特别敏感。 我想提出，赛珍珠确实为相对的民主首创了一个有力的文学例子。而真正的悖论是，《大地》把中国文化展现给美国人，同时为真正讲述贫穷的美国平民主义铺平了道路，以下这些描写美国大萧条时期景象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或纪实类的名著随之出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帕尔·罗伦兹的《开垦平原的犁》和《大河》；多萝西娅·兰格的摄影作品(最著名的是《流浪者母亲》)，以及詹姆斯·艾吉和沃克·埃文斯的《让我们来歌颂那些名人》。正如威廉·斯道特所评论的那样，有一个“纪实性的主题”统治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文学，而赛珍珠的《大地》是这个文艺动态不被承认的预兆，并非在于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学中大部分的左派倾向，而在于其提供了一个中国的平民主义视角，并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经历的真正人类档案而打动了美国读者[10]67-73。 赛珍珠非常清楚中国对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带着它对新事物的全部强调)，她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发生的现代化也同样了然于心。年轻时髦女郎使赛珍珠感到惊奇，也是她的话题之一，而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赛珍珠写作《大地》时，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她笔下的清朝农民会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如此的反响：属于美国的农业过去已经消失，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走向城市化。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赛珍珠在美国写作，并开始用自己在中国的直觉使这个对比变得更加鲜明。对此，值得一提的是，描写王龙和阿兰家庭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分家》把故事推进到了民国时期，而小说的标题来自亚伯拉罕·林肯在担任国会议员时的著名演讲，该演讲谈及会将美国共和国推进内战之中的那些力量。在三部曲的结尾，赛珍珠愿意更加自由地将引起美国内战和晚清民国时代的危机进行类比。而且，一个分开的家庭被视为以赛珍珠自从尝试创作小说以来就一直在阐明的那些方式分裂开来的一家人，也许更为合适：男人与女人，旧的道路与新的道路，以及儒家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的分裂。 1932年，江亢虎在《纽约时报》上把《大地》贬为一部西方的怪谈，充满了关于性的题材并且过度地关注了中国社会中大量不被讨好也并不典型的层面，对此赛珍珠予以有力的驳斥。赛珍珠把他用来描述阿兰和王龙的轻蔑称呼“苦力”视为是不公正和带有偏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无法认识到，他们应该为普通人民感到骄傲，普通人民才是中国的力量和荣耀所在。” 有人会问，赛珍珠自己与洛辛·布克之间充满问题的婚姻究竟对这些文学再现有着多大的推动？我自己从斯波林和彼得·康的作品中得到了提示，他们说明了赛珍珠是如何有规律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用许多不同的文字展现在她小说人物身上的。在她创作的高产期，赛珍珠的创作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通常会带来滞销的威胁)，并且她自己对此也十分清楚。赛珍珠自己无法直接说出的作为妻子和女儿的一些抱怨，就通过自己笔下的中国妻子和母亲表达出来。事实上，赛珍珠在婚姻中的孤独感似乎弥漫在她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而在中国传统家庭里的性别隔离与赛珍珠所受到的传教士和西方教育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正午时分》中，有着赛珍珠对于自己家庭和婚姻最尖锐的评价，有着微妙掩饰的赛珍珠的替代角色，在学校里获得了所有的荣誉(正如赛珍珠自己在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那样)，人们都说她会成名，但对此一个反对者回应道：“哼！远在成名之前，她就会嫁人！她只会生几个小孩，也许视力可以好一些”[11]34。 实际上，这个在赛珍珠全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的小说的“代孕”存在于她自己的孤独与隔离之中。赛珍珠和洛辛与其说是结婚了，还不如说是在许多相似的项目上在合作，虽然两人结了婚，却还是孤身一人。在赛珍珠的小说里，焦虑的妻子和婆婆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也很难说是一个偶然，而她也注意到许多替代角色是如何经由中国家庭的子女结构出现的。奶妈对于孩子们亲密的情感常常会超过亲生父母，而妻子被彻底地融入丈夫的家庭，突出了婆媳关系(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根据一个中国的大家庭来绘制赛珍珠的小说地图，将会是十分有趣的，而赛珍珠也同样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根据美国的社会规范建立和抚养了自己的大家庭，这并不会使人感到有多惊讶。 如果想要解释赛珍珠的婚姻里为何充满了问题，以及她在中国的日子里所看到的其他麻烦的婚姻，人们也许可以在人民图书俱乐部出版的《婚姻肖像画》里寻找到答案。这是赛珍珠的一本有着社会变化前提并且不涉及中国元素的爱情小说；在书中，一位世故的城市画家如愿娶回一个漂亮却十分单纯的乡下女孩。小说给出了下面的题词： 如何获得幸福的婚姻？这是一个所有男人和女人都会问的问题。男人和女人试着为他们自己的婚姻找到答案。他们尝试，然而失败了；他们再尝试，然后他们成功了。有时候看起来最不般配的夫妻反而获得了最幸福的婚姻。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夫妻双方互相发掘彼此人格中最深处的需要和这一需要的满足。这个满足必须是相互的。一段幸福的婚姻不能是建立在牺牲上的，即使是自愿的牺牲也不行。它必须建立在快乐之上。 这部小说由赛珍珠在1940至1941年间完成，这是她与洛辛·布克离婚五年之后，也是她与理查德·沃尔什走进更幸福的婚姻五年之后。赛珍珠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主题也许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一种她的作品表达潜在真理的方法，但是我希望强调并坚持认为，婚姻不能建立在牺牲之上。《婚姻的肖像画》的一些读者也许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觉得小说里所描写的婚姻并没有涉及牺牲——考虑到那位世故的艺术家允许自己的事业下滑，但即便如此似乎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欲望。赛珍珠似乎对于女性的牺牲更感兴趣。 赛珍珠很擅长将这些投射在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身上，她还将这些展现在了南京的风景之中。赛珍珠在南京期间，很喜欢在紫金山和周围的乡间漫步。她有两个特别偏爱的地方：南京瓷塔(即大报恩寺)遗址和三姑庙。她喜欢前者，是因为在草丛中仍然能找到瓷器的碎片，使她想到许多美好的东西都破碎了，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巨大代价(这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她喜欢后者，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秘密牺牲的故事：一位传奇的铸钟匠的女儿们为了父亲的钟的纯洁而牺牲了自己。 注释： ①总体来说，赛珍珠对她的第一段婚姻保持一种带有偏见的沉默。在《我的几个世界》第129页，赛珍珠简称洛辛·布克为“那个人”或者“一个年轻美国人”，声明她“现在对那段按照固执方式持续了十七年的婚姻的私人部分不再感兴趣了”。关于赛珍珠的问题婚姻，详见彼得·康《赛珍珠文化传记》第55-78页和斯波林《埋骨：赛珍珠在中国》第103-256页。 ②译者注：Reno，美国内华达州有名的“离婚城市”，凡欲离婚者，只需在该市住满三个月，即可离婚。 ③在《我的几个世界》第76页，赛珍珠声称自己在十岁之前就决定成为一名作家。尽管她的文学兴趣一直都是明显的，但有证据表明，确切地说，她的文学抱负始于1921年她母亲去世和她写回忆录。她对于小说创作的追求约始于1924年，那时赛珍珠开始写作和出版短篇小说。 ④根据《赛珍珠文化传记》第77页的记载，赛珍珠在南京的房子里的“起居室角落竖起一个木制屏风”，这样就隔出一个临时书房。斯波林则在《埋骨》第151页详述了赛珍珠新萌生的富于想象力的生活如何加剧了她在婚姻里所感觉到的孤独感。 ⑤在这个评价里，哈里斯关于赛珍珠夫妻之间性需求的部分稍多了一些暗示。赛珍珠本人在《我的几个世界》第129页只是说：“到了我该结婚的时候了，就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样。” ⑥洛辛在自己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里对赛珍珠已故哥哥埃德加·塞登斯特里克的感谢，也表明即使在洛辛和赛珍珠的婚姻结束之后，他的项目和赛珍珠家庭之间的关联也从未间断过。总体来说，赛珍珠很支持洛辛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一封给好友艾玛·埃德蒙·怀特的信里.记录了赛珍珠在《大地》引起轰动期间对洛辛工作的热心。见斯波林《埋骨》第108页。 ⑦尽管王龙这个角色可能建立在赛珍珠遇到的真实的中国农民之上，然而他也是赛珍珠自己的婚姻忧虑在中国文化上的投射，这点也非常重要。赛珍珠对于中美之间不同的洗浴等卫生习惯非常清楚。赛珍珠的中国保姆王妈跟王龙同姓，她也多次告诉年轻的赛珍珠不同的卫生和文化习惯。例如，在一次关于中国人和白种人身体的愉快而可怕的讨论中，她告诉赛珍珠，白种人的肉闻起来和尝起来都跟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你们经常洗澡”。见哈里斯《赛珍珠传》第1卷第36页。 ⑧我相信彼得·康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来讨论赛珍珠的作品的，见《赛珍珠：一部文化传记》第84页。 参考文献： [1]Spurlin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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