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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传统：语言与诗思的内在关系 正是从语言学出发，洪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在语言的运用之中，可以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某种印记，“反映着民族的特点”。由此推断，“所有语言的总和”，极有可能反映出人类语言的能力，以及依赖于语言能力的人类精神。(25)语言的思想表达、意义表达与情感表达，使得语言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为了达到理解与表达这一客观目的，我们不应只把语言看作人的发明或自然的造物，而应“把它看作一架授予人的乐器”。这一乐器，既非由人所造，也为人的意识中潜存的一切能力所不可逮。洪堡把语言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通过音乐的力量来说明语言的力量。他认为，“语言这架琴”，不论谁来演奏，都不可能穷尽它那无比丰富的乐音。每个乐音的内容，只能被逐渐的认识。“它的弦，可以奏出最宽广的情感的音阶，它似乎只是追随着精神和感觉发音，实际上，它却为精神和感觉指示了正确的道路。”(26)语言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是无限生成的，只要人像关心家乡的山水一样，稍许关心一下自己的语言，那么，它就会看到处处与它相伴的对象。“这一对象，始终不断地刺激着他，从不以他的外在用途为转移，并且，不断地对他产生反作用。”(27)这种对语言的理解，与生命存在和文化体验之间，有着最为亲切的联系。 洪堡重视通过语言表达思想与精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洞察民族文化内部的精神。如果把民族和语言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语言始终具有原初的性质。这种性质，同语言从民族那里获得的性质一起成为整体。(28)洪堡发现，希腊人凭借精微的语言意识，极为深切地体会了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每一类型的诗歌，只能用丰富多彩的希腊语的特殊方言来吟诵。“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希腊人语言特性的强大力量。”倘若我们打乱角色，设想希腊人用多力克方言吟诵史诗，用爱奥尼亚方言吟诵抒情诗，那么，不只是语言被调错了位置，而且，精神也被颠倒了。至于较高级的散文，假如没有雅典方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由此看来，雅典方言的产生，以及它与爱奥尼亚方言的奇妙的亲缘关系，对于理解希腊散文语言极为重要。很难想象，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前，或在不依赖于这种方言的情况下，会存在“真正的散文”。洪堡发现，“人类精神为走上最崇高、最自由的发展之途所需要的那种散文，只能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后并在其内部产生”(29)。在思维本身的领域内，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允许思维在任何一业已达到的阶段而停步不前。在探索真理确定规律的活动中，人类精神也在寻求固定的界限，但是，这种活动以及人类的全部内在力量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语言。“人在朝着无限的目标努力，与此同时，语言也伴随着他，沿着这条无尽的道路走下去，增强着它的信心，赋予他以力量。”(30)这说明，语言发展的过程，就是精神发展的过程。 为了强调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的作用，洪堡指出，“每一种语言的特性，在诗歌里最能显示出来”，因为在诗歌中，既成材料，“不会给精神带上任何羁绊，或只起微小的束缚作用”。在民族生动的生活中，在受到这种生活影响的文学类型中，诗歌语言的特性，获得了更自然的表现。洪堡发现，语言的个性，在哲学言谈中，表现得最富情感，也最美妙。“在这里，语言，从无比崇高的主观性的和谐振奋之中，促成了客观真理的发现。”洪堡通过对诗歌语言的仔细体验发现，“感觉有平静、温和的思想相伴，思想也与温暖绚丽的感觉为伍”。他承认，“能够让我们把握精神的最严肃和最伟大的东西，便是哲学言谈的主题和目的本身”。这说明，洪堡不只是简单地谈论文学语言，还强调哲学语言的思想与精神表达作用。即使是文学语言，也不应封闭静止，而应该广泛吸收，使之形成语言自由表达的河流。语言在社会群体表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最美好的成就，要想充分展开，民族的人性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幸运的事件而得以提升，“其语言的力量，也必须建立在客观性和主观性紧密交织的基础之上”。洪堡发现，在语言对话中，主观与客观生动地相互作用，观念和感觉真正得以交换。这样的对话本身，仿佛就是语言的中心，“因为我们始终只能在声音和回响、发话和应答的同一过程中想象语言的本质”。洪堡深刻地发现：“不论从起源还是变迁来看，语言从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它孤寂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底，但只有在群体中才可能真正出现。”(31)这说明，语言不是私人的事件，不是自言自语，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人际间的自由思想表达，或者说，人际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正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核心功能与原初品质。 如果单就诗歌和散文在语言中的可能表现而言，那么，内在的散文倾向，应当会发展成为带格律的言语，而内在的诗歌倾向，也可以发展成为“自由的言语”。洪堡发现，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散文内容，既不完全具备散文的性质，也不完全具备诗歌的性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歌，也同样如此，此外，诗歌的内容，强烈要求为其配备诗歌的语言外衣。当一个诗人感觉这种强烈的要求时，他会用“韵文形式”来结束以“散文形式”开始的内容。从本质上看，诗歌和散文，都需要全部心灵力量的努力作用。诗歌和散文，需要整个心灵始终如一地循求一条确定的道路。不过，这种始终如一的活动应当这样来理解，即它不仅不排斥民族精神朝着相反方向进行的另一种追求，而且对之起着促进作用。“诗歌的倾向和散文的倾向，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助人深入扎根现实”，但是，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愉快地超越现实，得到更自由的发展”。倘若一个民族的诗歌，在全面、自由和灵活地成长起来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可能性，就不会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人类精神的强大力量和充分自由，决定着它必须同样成功地形成“诗歌和散文”。(32)这一切说明：“诗歌和散文”，受到同样的一些普遍要求的制约，二者必须通过一种产生自内心的激情，才能使精神得到发展和升华。人所独具的全部特性，决定了他必须通过思维活动深入外在和内在的世界。他需要把握住每一个别的事物，赋予它一种与整体相关联的形式。就二者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手段而言，诗歌与散文是不同的，事实上，也不可能相混。从语言的角度看，诗歌本质上与音乐密不可分，相反，散文则强调了语言自身的清晰构造。希腊人的诗歌与器乐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缺乏音乐要素，那么，不论思想和语言多么富有诗意，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处在真正的诗歌领域之中，所以，伟大的诗人与音乐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倘若人们独立地、不受任何约束地发展对音乐的爱好，“也许就会故意冷落诗歌”(33)。诗歌本质上始终具有一种外在的艺术形式主义，在人的心灵中，可以形成一种对立于艺术的、爱好自然的倾向。诗人会有意识地去接近现实生活环境，只要他有足够的天分，“就能够用散文的形式创造出一部真正的诗歌作品”。诗歌和散文的相互对立，及其内在和外在的实质性联系，可以是“极为不同的心灵状态导致的结果”。所有这类对立和联系，都对语言产生着影响，语言也对它们产生反作用，而语言的这种反作用“更能为我们所察觉”(34)。 洪堡认为，“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主义中出现”。“散文”，与每一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及和谐悦耳的语音，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个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审慎的发展，这便是一种语言在个性形成上所能达到的顶峰。这个最高的目标，从语言外在形式的萌芽状态开始，“需要建立在最广泛、最可靠的基础之上”(35)。洪堡认为，自从沃尔夫对荷马史诗的起源作了出色的研究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民族的诗歌，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可以不被记录下来。”文字产生的时期和诗歌记于文字的时期，并不一定相吻合，“诗歌的任务，是抒发和颂扬瞬间的感觉，造成节庆场合的庄严气氛”。在远古时，诗歌与人们的生活，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诗人的想象力和听话人的理解力二者之间十分自然的产物，因此，有意图地用毫无生气的文字来记录诗歌，与诗歌的本性相违逆。“诗歌从诗人的嘴中涌流而出，或者，由一批接受了诗人的创作精神的歌手唱出，它是一种伴有歌唱和器乐的朗诵。”词语，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音乐密不可分。所有这些朗诵，由后人继承了下来，他们决不会想到要把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词语和歌唱区分开来。在这一时期内，“诗歌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人们根本不会产生将诗歌付诸文字记录的念头”(36)。在这里，洪堡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所做的精细区别，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文学的生命情感与思想表达的价值。 因此，在洪堡看来，“只有当语言被一代又一代新人当作激励精神的工具来运用的时候，它那永恒的、独立的本性才会获得有益的发扬”。事实上，在科学和文学的领域里，精神活动的成就，一方面有赖于内在的民族精神禀赋及语言的特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形形色色、时有时无的外部影响。语言结构的持续演进，并不依赖于这类外部影响，所以，拥有一种语言的民族，“只需要某个有利时机的推动，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语言是适合于独一无二的精神活动的工具”(37)。这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独立思想价值，这就是语言独立的生成规律，它表达着思想与情感，影响着心灵与信仰。洪堡基于希腊语言与思想的诗学考察，显示了独特的思想力量，他不仅展示了希腊精神理想对语言与思想的精神作用过程，而且特别关注语言与思想的相互作用，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思想个性。按照洪堡的考察，文明的精神理想，可以通过语言与思想得到体现，语言和思想的自由追求与自由个性，展示了文明的精神理想；诗性体验与想象，与民族国家的自由精神律法之间，有着最内在的精神统一性。洪堡通过考察希腊精神以及语言思想深处的自由理想，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学思想构造，这无疑富有自由的思想启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