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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费斯特在二○○六年的德国思想文化界掀起的最大波澜，或许既不是作为电影脚本的《帝国崩溃》一书，也不是对格拉斯的冷嘲热讽，而是一张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下落的发黄纸片。当然，主题还是一个：与纳粹帝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和“格拉斯事件”一样，这次也是一本自传惹起的，那就是费斯特的自传。费斯特去世不久，他的自传《我没有》（Ich nicht）由Rowohlt出版社出版。在快要结束叙述的时候，作者别有用心地讲了一个小故事：第三帝国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人物正在担任希特勒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他不仅忠于帝国，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纳粹运动之中。一九四五年初，面对帝国节节败退的危局，他发出了一份署名通知，呼吁青年人和他一起行动起来，为保卫帝国、迎接最后的胜利而战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一位同伴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通知，重新归还给了这位重要人物。然而，出于恐慌和为了消灭证据，这位重要人物竟然不顾一切地吞下了发黄的纸片。在费斯特看来，这个重要人物这样做，其实是“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是“对自身历史包袱的一种摆脱”。 费斯特言语虽然尖锐，但始终没有点明这个重要人物究竟是谁。要不是布施（Juergen Busche）一语道破天机，人们恐怕永远都只能是猜测而已。布施先后在《法兰克福汇报》（一九七二——一九八七）、《汉堡晨报》和《南德意志报》任职，现为自由撰稿人。布施与费斯特不但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也是学术思想上的同路人。费斯特的自传刚刚出版，布施便在德国著名政治文化刊物《西塞罗》（Cicero，二○○六年第十一期）上撰文《哈贝马斯有没有吞掉真相？》（Hat Habermas die Wahrheit ？），对故事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明确宣布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鼎鼎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先生。他还说，那个保存通知到发黄并交还给哈贝马斯的人，就是哈贝马斯的同乡和挚友、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魏勒（Hans-UlrWehler）先生。 布施认为，哈贝马斯和魏勒不但在中学时就加入了纳粹青年组织，而且在战后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选择了罗塔克（Erich Rothacke）和贝克尔（Oskar Becker）作为导师完成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众所周知，罗塔克与第三帝国之间关系暧昧，而贝克尔则是海德格尔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纳粹的；另一个跟随了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学习历史，而席德尔为了在战后高校中找到位置，不惜大肆修改自己的简历。布施言下之意，哈贝马斯和魏勒二人从思想渊源上就“不干净”。发生“纸片事件”，可谓是情理之中。布施还对纸片上的内容做了大胆的猜想，认为这上面肯定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也不会是什么关乎法律的内容，很可能有一个问候，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德意志问候”：“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以及哈贝马斯的签名。否则，哈贝马斯不会那么不顾一切急于吞掉纸片。 费斯特的自传出版后，哈贝马斯和魏勒或许已经看出是针对他们的，但费斯特既然没有明说，他们又何必附会呢，因此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但布施的文章发表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哈贝马斯致信《西塞罗》杂志的主编魏玛（Wolfram Weimar），对布施的文章提出严正抗议，并为自己做了详细的辩解： 由于身体缺陷，我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失去了认同主流世界观的机会。我也没有像编辑所认为的那样，“对最后的胜利深信不疑”。我当时想做医生，所以也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组织（这个组织其实是当时每一个人都必须加入的），成了军医助理，自己还主持了一个培训课程，召集那些自愿者来接受培训。汉斯-乌尔里希·魏勒也参加了这个培训课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往，他提醒了我他也曾参加过我的培训课程。当时，他还把一直闲置的“证据”邮寄给了我：这是一个当时常见的“通知”而已，也就是一张印制的纸片。我当时发出这个通知，目的是想把参加培训的人组织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