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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到戏剧开演之前音乐前奏时出现的演员金，大概以为这就是西方戏剧艺术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著名的英国演员埃德蒙·金(1787-1833)，他曾多次扮演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但在帕斯捷尔纳克这篇小说中隐约出现的形象，却并不是埃德蒙·金，而是大仲马广受欢迎的剧作《金，或天才和放荡生活》(1836)的主人公，后者才是这一形象的原型。同样，作品中出现的乐队指挥“纳普拉夫尼克”也是实有其人，每个俄罗斯观众都知晓彼得堡的玛丽亚剧院有一位著名指挥弗兰采维奇·纳普拉夫尼克(1839-1916)。然而，所有这些形象，所有这些关于剧院、乐队和演员的描写，事实上都和演剧艺术活动无关，而只不过是雾气弥漫、车水马龙、喧闹忙乱的涅瓦大街的一种隐喻。大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都被卷入市井、电车或杂货铺中，如同演员和观众都已被卷入一场重要的演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第4章以“金”为名，读者以为马上就要看到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了，但整个这一章的内容都和剧院演出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展示了位于街道另一端尽头处的谢·布克托夫茶楼。小说由此而表现出现实世界的粗鄙和虚而不实，以及不加掩饰地从内部攫取私利的种种现象，传达出在目睹这些现象之后产生的一种敏感的忧愁，这种粗鄙，正是现存制度悲剧性的“注定结局”的根源之一。 由此可见，从《第二幅写照：彼得堡》的整个结构布局来看，它的一部分章节沿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描写彼得堡的现实主义手法，另一部分则吸收了别雷小说的象征主义艺术经验，从而构成了一种交替着写实性场景和象征性画面的新奇格局。 二、主题意蕴的进一步开掘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幅写照：彼得堡》在形象刻画和主题表达方面，也继承了前辈作家书写彼得堡的传统，进一步向纵深开掘，深化了他们在各自关于彼得堡的作品中所涉及的要害问题，使这部中篇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蕴。 俄罗斯传统文学、特别是19世纪俄国小说的基本特色之一，是包含各种各样的讨论、争执、矛盾和冲突的对话。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里，这样的对话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并成为其刻画形象、表现主题的一种主要形式。帕斯捷尔纳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在《第二幅写照：彼得堡》中，主要人物尼基福尔、丹尼尔和大学生格列勃以及尼古拉等之间的谈话，对于这部小说的形象刻画和主题表达便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人都已经投身或准备投身于社会革命，因此这种活动本身的意义、原则和具体方式、参与者的安危和命运等一系列问题，都在他们的对话中被提及；人物的信仰、倾向和个性特点等，也在这些交谈中被呈现出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沿用了这种艺术形式，而且把自己笔下参与对话的人物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直接联系起来。 (格列勃：)“这一切是多么合乎标准：基里洛夫习气，而且基里洛夫本人——也就是尼基福尔，扮演了斯塔夫罗金的角色……而你……依我看，你们交换了角色。绝对避免成为《群魔》中那群猴子的办法，不就在这里吗？这毕竟是从那里……照我看，尼基福尔的角色也就相当于韦尔霍文斯基的角色，只是那个角色更正直些……” “是的——就是这样的白痴，像你一样：相信伊万王子!”尼基福尔忍不住说。“这不像我做的事。”(401) 作品在这里提到的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等，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中的人物。其中，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被称为“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一个“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的形象，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恶魔”的特点；基里洛夫则是一个无神论者，桀骜不驯，追求所谓“极端的自由”。伊万王子本是在俄罗斯“鞭身派”教徒中流行的一则神话中的形象。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曾设想把斯塔夫罗金作为“万军之主”伊万王子隆重推出，让人们“亲眼”看见他乘坐大型马车向天空驶去，试图以这样一个“冒名为王”者来鼓动民众起来“改天换地”。 《第二幅写照：彼得堡》中，格列勃是一位爱学习、有知识、善于独立思考的大学生，他有投身社会活动的愿望，但是又有一种道义上的担忧，托尔斯泰的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对他很有影响，而且他为人实在，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当尼基福尔等人动员他彻底放弃徘徊观望的态度，义无反顾地投入社会活动时，他久久处于矛盾之中。尼基福尔则是一个刚毅坚定、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是某一活动小组中最积极的中心人物，在需要做出某种决断的时刻，总是他发挥作用，并在此时显示出自己的全部意志，因此就像钟表的发条那样成为一种“启动的力量”，但是他却具有粗野的特点。帕斯捷尔纳克未必是简单地经由小说中格列勃之口，传达本人对于尼基福尔的看法，更未必完全认同格列勃把尼基福尔比作《群魔》中的那些人物，不过从作品文本中却可以发现，在作家看来，曾经左右着《群魔》中诸多人物及其行为的种种流行的社会思潮依然存在，尽管被潮流裹挟的人们自身也往往是充满矛盾而慌乱不安的。 透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或争论，还可以一窥帕斯捷尔纳克的某种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在格列勃的言论中，就曾出其不意地流露出作家对暴力、对“使命”的见解，这种“使命”束缚着其参与者，并且要用“白色的面具”来消除其“红晕”。小说中写道：“激情被不必要的使命束缚。诸多使命被刷白的面具遮盖了并试图压制红晕。面具被揭开后，面颊的红晕就更明显了。但是一个盲者从近旁走过，说出了一些石膏般苍白的、贴近骤然反抗的同行者心灵的话语”(394)。社会活动家的功勋意识与牺牲精神和在道德上不接受杀戮行为这两者之间，在他们心中形成了明显的冲突，所以格列勃才会向尼古拉灌输“那一套托尔斯泰的老规矩和温情主义”(400)。这样，《第二幅写照：彼得堡》中的这些争论又同《群魔》中的人物对自己的种种估量联系起来。可以说，帕斯捷尔纳克也从这一角度延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彼得堡的书写。 从城市形象描写和主题内涵上着眼，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更可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幅写照：彼得堡》的直接艺术前驱。别雷的这部小说本身也是对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前辈作家描写彼得堡的传统的继承。他复现了经典作家笔下的具有神秘感的彼得堡城市形象。如果说，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中的彼得大帝纪念像象征着俄国历史的“彼得堡时代”的开始，那么，别雷的小说则以怪诞的形式描画了作为这一漫长时代终结之象征的彼得堡城市本身。这部长篇涵纳了别雷关于俄罗斯独特历史命运的深邃思考。在他看来，彼得大帝创建彼得堡，成为俄罗斯历史进程中遭遇一种“劫运”的起点。彼得大帝机械地接受了西方的原则和方法，却不能在东西方的融合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统一，这就造成了俄罗斯无法克服的悲剧。《彼得堡》中的众多人物，都是由彼得堡这座城市象征性体现出来的俄罗斯历史劫运的牺牲品。1905年革命标志着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荒谬历史的终结，而其后俄罗斯不可避免的“劫运”将是它对于历史的启示录式的飞跃。 从《第二幅写照：彼得堡》关于彼得堡这座城市的描写中不难发现，帕斯捷尔纳克认同别雷把彼得堡看成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历史的象征这一见解，但是他不像别雷那样在严峻的审视中透出批判的锋芒，而是通过象征性的形象和具有隐喻意义的场景，传达出一种具有沧桑感的感叹。小说在写到飘散于彼得堡城市上空特有的气味时，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也许，正是这种气味在某个时刻使彼得一世产生了幻觉，使他从这座城市看见了它的整个最遥远的历史前程——一直到目前，以便沿着它的方向继续滑行”(389)。作品在这里提醒人们：正是彼得大帝从18世纪初期起开始创建彼得堡这座城市，把它作为通往和连接西方世界的门户，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从那时起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俄罗斯历史的航向，以至到了作品中的人物活动于其中的20世纪初叶，它的巨大影响仍然顽强地显示出来：“撕开雾气的四块颧骨，连同四只被欺骗过的、穿透市辖镇时代——穿透从某人在那里陷入幻觉开始的这两百年的眼睛，克服了时间的迟滞，就像越过了横陈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空间那样，继续幻想着”(391)。 彼得大帝将一个小小的市辖镇改建为俄罗斯大都市，从那时起到现在已有两百余年，但是困扰俄罗斯的在东西方之间的归属、俄罗斯的历史道路等重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彼得堡的“气味”是它的历史文化面貌的一种表露，城市及其周边的精神文化氛围制约着生活于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每个人也都参与了这种独特氛围的营造。别雷在他的《彼得堡》中对“城市与人”之间关系的象征主义表现，直接影响了《第二幅写照：彼得堡》关于同一主题的探讨与表达。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中篇小说既延续了别雷经由彼得堡这座城市而展开的关于俄罗斯历史的沉思，又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社会活动中的暴力方式的怀疑与警觉，通过写实和象征手法并用的形象刻画表现了深刻的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