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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如果说小说下卷遵循的是反思理性的原则，而穆齐尔为这种反思恰恰选取了神秘主义这样一种以彻底否定理性来获得自身规定的体验形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穆齐尔对启蒙运动的理性方案的彻底否定呢？小说第三部的标题《进入千年王国》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这个富于宗教意味的标题与第二部的标题《如出一辙》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穆齐尔本人的解释，“如出一辙”（Seinesgleichen gecschieht）指的是公式般机械重复的事件，这些事件无法真正触及主体的心灵，而是如“魅影”一般空洞地飘荡[23]，而在基督教语境中，“千年王国”的含义则无需过多解释，它代表了心灵的永恒福祉和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一篇未发表的下卷草稿中，乌尔里希在日记中反思自己和阿加特所处的“另一种状态”时写道： “阿加特和我在一个看法上完全没有分歧，即我们两个都在思考的‘我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应该如此回答：就应该这样生活！”（1424）从这篇写于三十年代初期的草稿来看，乌尔里希似乎对神秘主义体验给予了完全的肯定。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前所述，乌尔里希的神秘主义体验是通过爱的体验而获得的，而他的爱情对象竟然是他的亲妹妹，尽管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节安排可以通过一点得以解释，即穆齐尔意在通过“孪生兄妹”的理念而在乌尔里希的精神生活中引入一个与他本人极为相似、但却作为他者出现的“另一个自我”[24]，但是这却无法解释穆齐尔何以要把这一动机与神秘主义主题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牵扯到与小说中所作的道德思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通过第三部的括号里的副标题《罪犯们》有所反映。在此仅限于提出笔者的一个观点：以兄妹恋作为乌尔里希的神秘主义体验的载体，已经预先铺垫了这次“进入千年王国”之旅的失败。穆齐尔在草稿中的一段话可以佐证这个观点：“乌尔里希和阿加特的关系是爱情上的一次无政府主义尝试。这种尝试即使在爱情中也是消极地结束的。这是这段爱情故事与战争之间的深层关系。”（1619）虽然对兄妹恋的描写由于作者的突然辞世而没有最终完成，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穆齐尔的计划中，这段爱情故事最后应该是“消极地结束”的。 事实上，在未发表的草稿残篇中，穆齐尔让乌尔里希本人对“另一种状态”进行了反思：“我在想：它作为真实的生活是可行的吗？”（1419）这是对神秘主义状态的可持续性和承载能力的疑问。神秘主义状态的一个特点是暂时性，毛特纳认为，“极度幸福的神秘主义”只能在“心醉神迷”的几小时时间里才是可能的。[25]穆齐尔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众所周知的是，除了病态的形式以外，这种状态从来不能持续；它是一种假想的临界状态，人们不断靠近这种状态，为的是一次次地返回到寻常状态中去……”[26]即是说，神秘主义的状态不可能持续下去，它最终必然要返回到寻常状态中来，而这种不可持续性与神秘主义对外部现实的否定有着直接的关系。韦伯认为，神秘主义意味着一种对福祉的“拥有”，在这个意义上，“单个的人不是神性事物的工具，而是其‘容器’，在世界之内的行动因而也必定表现为对绝对非理性的和世外的福祉状态的威胁”[27]。即是说，对于神秘主义体验来说，任何世俗行动都是一种威胁，因而也都必须被加以排斥。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曾把神秘主义作为宗教拒世的一个阶段[28]。乌尔里希和阿加特的共同生活验证了这一点：小说下卷开始之后，随着阿加特的出现，兄妹二人之间所发生的事就成了小说着力表现的主要内容，在下卷前十几章的篇幅里，尤其是在阿加特来到维也纳与乌尔里希共同生活之后，小说几乎把笔墨完全集中在两人的神秘体验上，上卷中的主题和人物几乎完全退隐，作者很少再提到他们。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多少都带有“拒世”的成分。但是，穆齐尔的草稿和手稿显示，他原本计划让乌尔里希在经历了与阿加特的这次“冒险”之后重新回到周围世界，让上卷中叙述的“平行行动”有一个结尾[29]。即是说，穆齐尔并不打算让乌尔里希一直沉浸在这种神秘主义状态中，而是想让他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因此，乌尔里希兄妹的千年王国之旅必然要以回归现实生活的寻常状态而告终。 但是，如果乌尔里希兄妹的爱情只是一种必将“消极地结束”的无政府主义谬误，如果他们对神秘主义状态的体验只是一种注定失败的尝试，那么，读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主题在小说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呢？穆齐尔花费如此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乌尔里希所做的这种反思和质疑理性的巨大尝试，难道最终只是为了给它贴上“此路不通”的标签？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还是要从兄妹恋这一情节安排来切入。在小说中，穆齐尔称兄妹俩的恋情为一次“冒险”（761）。何为冒险？在穆齐尔看来，冒险是一种“通往可能性之边缘的旅行”，尽管这样的旅行要途经“不可能、不自然，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也许并不仅仅是途经”，但是它却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它“让人想到数学的自由，即为了达致真理，数学有时会使用荒谬”（761）。即是说，对穆齐尔来说，冒险是一种探索未知可能性的尝试，它像数学一样，虽然有时会采用一些荒谬的手段，但目的却是为了达致真理。我们看到，通过“冒险”这个比喻，穆齐尔神奇地将乌尔里希的神秘主义体验与他在上卷中所持的以数学为典范的理性原则结合了起来，甚至可以说，通过这个比喻，神秘主义体验被置于一种理性关怀的视野之中，但是这种理性关怀不再是狭义的数学精神，而是穆齐尔所说的“随笔主义”精神。以“实验、尝试”为形态特征的“随笔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它同时具有关注个体心灵事件的能力[30]，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上卷的精确生活，还是下卷的神秘主义体验，都是乌尔里希试图在“一年的生活假”（整部小说的时间框架）里彻底探究和反思的对象。由此看来，穆齐尔尽管用神秘主义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但他从未彻底否定理性。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应该被归入反思启蒙的思想传统中主张修正理性的一派。对穆齐尔来说，神秘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的绝对价值（乌尔里希兄妹的神秘主义尝试的失败表明穆齐尔并未将神秘主义视为一种自足的价值），而在于它对理性具有一种修正和补充的作用。 穆齐尔的这种思想特征最直接地体现在小说中提出的“两棵生命之树”（583）的概念上，概括地说，这两棵生命之树代表的就是理性和心灵，它们共同构成人的精神生命的根本。乌尔里希曾不无严肃地提出要建立一个“精确性和心灵的总秘书处”（597），以求对时代精神状况进行一次“总盘点”（597），这个念头的产生是基于一个现状，即理性和心灵这两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领域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一种彼此割裂、各自极端发展的状态，而现代生活的种种“极为可怕现象”（638）都是这种各自为政的后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穆齐尔的思想中，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并不在于否定和取缔理性，而是要找出一条将理性和心灵结合起来的途径，在他看来，那种“人们称之为更高的人性”（593）的东西，恰恰是人类精神的这两个基本领域的结合。乌尔里希的神秘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基督教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他要求的是一种“澄明如白昼的神秘主义”，他声称自己要探索的是，“人们是否可以开着汽车行驶在神圣之路上”（751），他要求人们学会“乘着金属翅膀飞行”（766）。这意味着，他是以科学理性已经极度发达的现代世界作为既定的出发点来探索最高心灵体验的可能性的。不过直到作者突然辞世时为止，这种理性和心灵相结合的具体途径还并未被清晰地勾画出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必将失败的、不可能的任务，它对小说艺术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整部小说是不可完成的[31]。 从逻辑上看，穆齐尔在小说中表达出的这种将理性和心灵结合起来的诉求的确是不可能的，“澄明如白昼的神秘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就自身规定来说，神秘主义只能是“幽暗”、“隐秘”[32]的，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在这种悖论性和不可能性中，整部小说的意义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因为它完成了一种狭义的严谨哲学不可能完成、惟有文学才能完成的行为。按照德里达的观点，言说的悖论是“对一个不可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式的媒介”[33]，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决定性地”[34]发生在语言的背面。哲学语言囿于逻辑严格性的要求，只能止步于语言的边界[35]，但是文学语言却能够以更为自由的方式，即悖论的方式跨越这一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把那种“决定性”的东西指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穆齐尔的这部小说尽管未完成，但已经成功地指示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理性和神秘主义尽管互为悖谬，但却超越逻辑地在小说文本中相互渗透，或许这也是对哲学思考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的穆齐尔最终仍然停留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中的一个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