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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么在阿加特出现之前，也就是在小说上卷（第一、二部）中，乌尔里希处于什么状态呢？在上卷中，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用一种较为普遍的感受表达出来的：“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即如果我们不按照科学——科学以它的方式堪称典范地走在前头——的方式来把握我们的人类事务，那么我们就会极度非理性地从事这些事务。”（245）在乌尔里希的“成为重要人物的三次尝试”（35-41）中，当一名数学家被他视为最重要的尝试，他相信，只有将数学精神贯彻到生活中，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几乎是理性的代名词，它极度精确，并且不寻求一劳永逸的整体解答，只满足于给出部分的答案。在小说中，这种理想的思维方式被归纳为一种“精确生活的乌托邦”（244）。 可见，在阿加特出现之前，乌尔里希所处的状态恰恰是那种与“另一种状态”相反的“寻常状态”，即一种追求明晰认识的理性状态。不过在乌尔里希身上，这种“寻常状态”被超乎寻常地极致化了，因为他的理性诉求不仅仅针对“世界”，而且也针对他自身，他不仅作为主体与作为客体的世界分离，甚至在自身内部也分裂为一个观察、反思的主体和一个被观察、被反思的客体：“此刻有两个乌尔里希在行走。其中一个微笑着环顾四周，……另一个乌尔里希却已紧握拳头，沉浸在痛苦与愤怒中”（155）。与“另一种状态”中的“万有合一”体验不同，理性状态的乌尔里希始终是分裂的，强大的理性意志促使他对自身的生活和存在也进行毫不留情的彻底剖析。也正是这种彻底理性的分析让他看清了各种个性的“非自我性”，促使他“决定”要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148-150）。 乌尔里希的强大的理性意志是穆齐尔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穆齐尔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理性与神秘主义，这是时代的两极。”[11]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丰硕成果助长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乐观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尽力追求合理化、程序化和系统化。与穆齐尔同时代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把“科学”、“技术”和“弃神”确定为现代的几个基本特征[12]。在1926年的关于《没有个性的人》（当时穆齐尔设想的书名还是《孪生妹妹》）的公开访谈中，穆齐尔声称，他要写的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因为他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精神上典型的东西”[13]。而在他眼中，这种“精神上典型的东西”之一便是体现为科学追求的理性精神。因此，在被问及用何种手段让小说中所描述的世界动起来时，他回答道：“通过引入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他的时代的最好的知识：数学、物理学、技术等各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14] 因此可以说，乌尔里希在上卷中的精神追求和存在状态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和极致化。 这种时代精神不仅仅表现为主人公乌尔里希的一种精神追求，而且还体现为一种无处不在地统治着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和思维方式。小说第一章结尾处对一场车祸的描写准确地传达了这一点： 那位女士和她的同伴也已经走了过来，并越过众多脑袋和弯着的后背观察那个躺在那里的男人。然后他们退后几步，有些踌躇。女士觉得在心脏和胃窝处有某种很不舒服的东西，她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东西是同情；那是一种无可着落的，让人无力的感觉。那位先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说道：“这里使用的这种重型载重卡车的制动距离过长。”女士听了这话之后觉得如释重负，并向他投去认真的一瞥以示感激。这个词她已经听到过几次了，但她不知道制动距离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她满足于这场可怖的事件通过这个词被纳入了某种秩序之中并成为一个与她不再有直接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这时候人们已经听到一辆救护车的鸣笛发出的尖利刺耳的声音，救护车的迅速赶到令所有等待的人感到很满意。这些社会公益机构是值得钦佩的。他们把出事者抬上担架并把他连着担架一起推进救护车。几个穿一种统一制服的男人在他身旁照看他，一瞥之间，只见车厢内部看上去干干净净，井然有序，象医院病房一样。人们几乎是带着这样一个不无道理的印象离开的：一件合法的，有条有理的事件得以完成了。“根据美国的统计数字”，那位先生补充说，“那里每年因汽车致死190000人，致伤450000人。”（11） 技术名词（“重型载重卡车”、“制动距离”）、社会救护机构的迅速高效和科学统计数字的权威性体现了技术成就、专业化效率和科学阐释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统治性地位，它们成为解释和解决包括偶然、意外在内的所有事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视角和手段，甚至担负起建构秩序的使命。人的内心在面对生死这样重大的存在事件时所感受到的不可名状的触动也在这种理性秩序中消弭于无形，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合法的、有条有理的”、让人满意的。小说所呈现的这种时代状况与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和“去魅化”过程的描述不谋而合，韦伯认为，人们正处在“一个理性化和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的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15]，即是说，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通过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计算而进行，人们不再用神和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社会和人的命运，而是用理性看待一切，“任何时候只要人们想知道，他就能够知道；原则上说，没有任何神秘的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16] 既然一切都可以被合理的解释，既然没有任何神秘的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穆齐尔为何断言“神秘主义”也是时代精神的一极呢？乌尔里希又为何从上卷的“精确生活”的理想转向了下卷的“神秘主义”？要弄清楚这一点，有必要对乌尔里希的“精确生活”的原则做进一步的考察。在乌尔里希看来，“精确生活”意味着“如果没有什么话要说，那就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做，那就只做必需的事”（246），简言之，它意味着人们的“大部分心灵生活将要停止”（246），意味着道德和情感的极大节制。与合理化的过程一样，所有不可计算、不能量化、不可言说和不能解释的东西都势必要被从彻底理性化的过程中排除出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过程把人“既变成了现代化的主体，也变成了现代化的对象”[17]，其结果便是，个体内心不可消除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诉求与逻辑理性化的外部现实之间产生了难以化解的冲突。这样一来，个体的意义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到小说上卷即将结束的时候，遵循着精确生活原则的乌尔里希开始感到他的生活长期以来都缺乏内在的和谐统一，进而开始对这种理性主导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虽然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不断地行动着，但“到最后他竟觉得自己像个被拘禁者一样，在做着永无尽头的准备工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必要性的感觉已经像一盏灯里的灯油一样逐渐从他的生活里耗尽了”（592-593）。即是说，在小说上卷即将结束的时候，试图让自己的私人生活彻底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保持同步的乌尔里希开始面临着生活意义的危机，正是这种意义危机将乌尔里希引向了神秘主义。作为理性自身之困境的体现，乌尔里希的意义危机促使他开始对理性进行反思和质疑，促使他自觉寻求一种不同的认知和存在方式，而神秘主义恰好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神秘主义主题构成了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质疑。在德语文学和思想史上，对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性的反思有着长远的传统，早在十七世纪，哈曼和赫尔德等人就对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提出了谴责[18]。可以说，启蒙运动在德语世界从肇始之初就伴随着对自身的质疑，德国的浪漫派文学是这种反思所取得的最丰硕的成果，它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后来的德语文学。在这个反思启蒙的传统中，神秘主义又是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这一点在浪漫派领军人物谢林的思想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到了穆齐尔的时代，这条用神秘主义思想反思理性限度的脉络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化。柏格森、马丁·布伯、肖勒姆等人都对神秘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毛特纳在其同名著作中提出了“无神的神秘主义”概念[19]，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新的思想倾向起到了标识作用。同时，这种思想倾向也大量渗透进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乌韦·施珀尔（Uwe Spörl）在其《世纪转折时期的德语文学中的无神的神秘主义》一书中分析了这一时期德语文学中的这种新神秘主义倾向，除了穆齐尔以外，他还把亨利希·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豪普特曼等人的一些作品也列入这种新神秘主义文学之列[20]。由此来看，穆齐尔把神秘主义列为与理性并峙的时代两极是不无道理的。 那么，神秘主义这种古老的思想何以会在二十世纪初的理性环境中“复兴”[21]？它何以能够形成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质疑？何以成为视科学精神为典范的理性主义者乌尔里希的一种新的精神追求？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神秘主义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新神秘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毛特纳曾说过：“神秘主义是对科学破产时期以及对伴随着每个科学乐观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而来的绝望的一种积极反应。”[22]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与理性截然相反的体验方式，神秘主义是一种超越一切知识，达致对精神现实的直接观照，达致对心灵与事物之最终根由的内在体验的追求。对于在现代进程中日益深刻地暴露出自身的危险和局限的科学理性来说，神秘主义既是生命个体的一种本能的反抗冲动，也为精神提供了摆脱理性轨道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首先基于对理性赖以构成的前提，即主客体分离的认识模式的否定。而对于个体的情感体验来说，这尤其意味着被理性剥夺了的生活意义和存在感受的重新显现。在小说中，乌尔里希从理性理想向神秘主义追求的过渡正是通过这一契机展开的。如前所述，上卷即将结束的时候，乌尔里希的精确生活的理想陷入了危机，生活的必要性问题，即生活的整体意义问题，不但没有在理性追求的过程中得到解答，甚至还从生活里“耗尽”了，其结果是，乌尔里希感觉自己就像“生活画廊里的一个游魂，找不到一个可以钻进去的画框”（648）。乌尔里希寻求以某种方式走出这个困境，这就必然导致一种转向。上卷最后一章为这种巨大而彻底的转向做了准备和铺垫，这一点仅从该章的标题《逆转》（Umkehrung）上就可以略窥一二：Umkehrung这个词在德语中含有《圣经》中的“悔改”（metanoia）一词的语义色彩，表示精神、心态或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转变；它的日常含义指的是返转、折回，形象一点说就是开车时的“掉头”。这个“掉头”的动作将整部小说在主题上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概括说来就是划分成乌尔里希追求理性理想的上卷和他尝试神秘主义体验的下卷。在此，小说在主题结构上的划分与穆齐尔最初为小说所作的整体结构的规划对应起来。从这种结构中，我们不难看出，穆齐尔遵循的是一条从肯定理性到反思理性的清晰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