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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米尔斯基于1924年动笔写作这部《俄国文学史》，其动机既有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教授俄国文学课程 以及履行与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 所签合同的实际需要，也有向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欧推介俄国文学的强烈冲动。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并非英语世界中关于俄国文学的最早史著，在它之前早已有过多部同类著作，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后所附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便是一个证明。米尔斯基写作这部文学史的“条件”似也并不理想，他身在异国，所能利用的研究资料和文学作品相对有限，他在下卷序言中就曾抱怨，他“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读到1914—1918年间出版的图书”，因为“苏联当局禁止出口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这也造成巨大不便”，他甚至无法参阅《布罗克豪斯和-艾弗隆新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ЭСБЕ）和温格罗夫（С. А. Венгров）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等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他承认他的写作遭受的“最大的影响即传记资料不足”。再者，米尔斯基是在用英语表述他对俄国文学的解读，他的英语水平再高，也不得不用另外一套话语来阐释他的感受和思想，至少要将大量的概念、标题和引文译成英语。但就在这种种不利条件下，他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便写出了这厚厚两大卷部的文学史著。 史密斯教授对这部史著推崇备至，在评价它时毫不吝惜最高级修饰语，称其为米尔斯基的“终身成就”（a lifetime’s achievment） ，米尔斯基的创作“巅峰”（the peak） 和“最高荣光”（the crowning glory） 。史密斯写道：“这两本书自面世后便成为标准之作，它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 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和学者多纳德•戴维（Donald Davie，1922—1995）关于米尔斯基文学史所说的一段话： 这两部书是文学史写作之样板：它们犀利深刻，却又趣味宽容；首先是结构出色，清晰而又比例得当。尚无一部英国文学史，无论多卷或单本，能如米尔斯基这部俄国文学史一般为英语增光添彩。 在戴维看来，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这部由一位俄国人用英语写作的俄国文学史，竟然能“为英语增光添彩”！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之所以能在英美斯拉夫学界“称雄”数十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然，更是作者自身的天赋和素养之结果。 米尔斯基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完成的。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西欧列强出于地缘政治、外交等方面考虑，开始对俄国和俄国问题表现出空前关注。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后起的大国，其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西欧国家而言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未知地域，以英国为例，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方面，它与德、法等国的关系都远远超出它与俄国的关系。于是，对于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俄国之一切的认识和理解，便成了当时西欧列强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任务。其次，在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大量俄国侨民，尤其是其中为数甚多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俄国境外构成一个茨维塔耶娃所谓的“喀尔巴阡的罗斯”（Карпатская Русь），即一个俄国境外的俄国小社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欧人对俄国的兴趣和关注，而这个以文化精英为主体的“小社会”所体现出的旺盛的文学、和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更让西欧人感到惊讶甚或震撼。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尔斯基向西欧读者介绍俄国文学时，当时的整个欧洲已开始被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所“征服”，欧洲广大文学读者对俄国文学的兴趣迅速增长，他们大量阅读俄国文学作品，谈起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和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来津津乐道，许多作家学者开始以俄国文学为题写书撰文，如法国外交家兼作家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俄国小说》（Le roman russe，1886）、西班牙女作家艾米莉亚•巴赞（E. Pardo Bazan）的《俄国的革命和小说》（La Revolucion y la movela en Rusia，1887）、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勃鲁克纳（A. Brückner）的《俄国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1908）以及前文言及的巴林和佩尔斯等人的相关著作，均对西欧的“俄国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新近有俄国学者“精确”地将俄国文学在西欧的“崛起”确定在188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一年（顺便提一句，这与米尔斯基文学史上、下两卷的分期完全一致!），并进而指出，俄国文学的崛起在促进西方俄国观之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米尔斯基动笔写作《俄国文学史》时，整个西欧正处于欲了解俄国却又云里雾里、欲阅读俄国文学却又不甚了了的关键时期，米尔斯基的这部文学史实可谓生逢其时。 然而，米尔斯基这部文学史的脱颖而出，首先自然仰仗其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和因素。米尔斯基出身世袭大贵族，像那一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对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俄国及其历史为骄傲；与此同时，他又自视为新近崛起的伟大的俄国文学之代表，因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同胞而感到无比自豪。因此，他虽为一位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伦敦一所大学里的“讲师”，可他却如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等人一样，在面对所谓“市民化的”西欧时毫无自卑，却反而持有某种文化和精神上的优越感。米尔斯基在西欧学界游刃有余，当然还得益于他杰出的语言天赋和关于西欧文学文化的渊博知识。米尔斯基精通德、法、英等主要欧洲国家的语言，其英语水平更是非同寻常，他在此书序言中致谢哈里森时曾言及他“糟糕的英语”，这实为过谦之词，用史密斯教授的话来说，就对英语的精通而言，米尔斯基“在俄国作家中除纳博科夫外再无敌手” 。无论是在文字里还是演讲中，他谈起西欧诸国的文学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相形之下，他的西欧同行们对俄国文学的了解却显得相当粗浅，这么一来，米尔斯基的自信和优越便不言而喻了。总之，俄国人固有的“弥赛亚”意识，俄国知识精英的文学优越感，以及由于深谙西欧语言和文化而获得的自信，这三者相互结合，便赋予《俄国文学史》作者一种指点江山的豪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这部文学史中，米尔斯基论及某位作家的风格时常常使用“调性”（intonation）一词。我们若反过来用这一概念归纳米尔斯基的文学史，便可将其特殊“调性”确定为自信和个性化。以赛亚•伯柏林（Isaiah Berlin）在言及米尔斯基的文学史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特征： 米尔斯基的评判十分个性化，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些不知为何令他欣喜或激动的作家，他毫不吝惜华丽的颂词；而那些偶然惹他厌恶或嫌弃的作者，无论影响大小，无论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被遗忘的庸才，均会遭到他劈头盖脸的猛烈抨击……他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的著作中有大量随心所欲的遗漏；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却无比自信，带着这份自信，他成功地发掘出一些不应被埋没的作家，将一些在俄国境外少为人知的人物介绍给西方读者，以一种出色的手法使西方读者注意到了这些俄国作家巨大而持久的价值。 以赛亚•柏林此处关于米尔斯基“不是一位有条理的批评家”、“他提出的史实往往并不准确”的说法值得商榷，史密斯教授对此便不以为然，他颇有些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下的专家，尤其是刚刚起步的专家，尤其需要富有条理和威信的基本引导，在这一方面，米尔斯基同样无与伦比。他给出的史实几乎完全无误，他的褒贬感觉十分精确，其读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初学者，总能在他那里获得某些思考和构建的契机。” 他还别有用意地挑明了米尔斯基对伯柏林本人的影响：“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柏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柏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 。不过，伯柏林尽管对米尔斯基评价不足，但他还是敏锐、公正地指出了这部文学史的两大突出特征，即“十分个性化”（recklessly personal）和“对于自己的文学洞察力”的“无比自信”（confidence in his own literary insight）。 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使米尔斯基成了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向西方推介俄国文学的最合适人选。这位满怀自信而又富有个性的俄国文学布道者，在俄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时分来在西欧，他以责无旁贷的气势激扬文字，为西方的俄国文学接受定下了基调，“《文学史》使米尔斯基无可争辩地永久获得一种地位，即俄国文学和英语世界间的主要中介”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