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燕卜荪在中国英语界是一个传奇人物，老一辈许多英语大家从燕卜荪那里得到了英语启蒙教育，他们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给予燕卜荪的人品和学识以高度评价。然而，前辈很少谈到燕卜荪在中国创作的作品，很少谈到他的“中国作品”中的文化和身份问题，以及中国经历如何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入燕卜荪在这个时期所留下的文字资料，如诗歌、小说、批评论文、书信、旅行笔记等等。本文试图通过细读燕卜荪在中国创作的诗歌、小说、批评论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旨在理清燕卜荪对文化身份、中西文化差异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燕卜荪/西南联大/身份/种族/文化差异
    

    一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英国著名批评家、诗人，他的著作《含混的七种类型》已经成为英美文学批评的经典。然而，他对中国学术界有一层特殊意义，那就是他曾经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讲过学，讲授的课程有“现代英国诗歌”和“莎士比亚”。燕卜荪的著作，除了《含混的七种类型》以外，还有《田园诗的几种类型》、《弥尔顿的上帝》、《复杂词的结构》和《诗歌全集》，在西方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
    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弟子包括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杨周翰、赵瑞蕻、许渊冲、穆旦、杜运燮、郑敏、杨苡、袁可嘉等；他们关于当年的回忆录，或多或少地都谈过与燕卜荪交往的经历。王佐良先生说：“燕卜荪是个奇才，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英国大学的最好产物”(《王佐良文集》465)。李赋宁先生说：“因战乱，交通困难，图书尚未运到山上，燕先生仍教‘莎士比亚’，凭超人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人生历程》33)。赵瑞蕻先生说：“一天晚上，他兴高采烈地回家。上了床，便把他的眼镜摘下来，随便往一只破皮鞋深处一塞。第二天起来上课，他仿佛忘掉了过去的一切了，把两只大脚伸进皮鞋里去。他一站起来，才发觉一只鞋子内有异物，使诗人大吃一惊”(《离乱弦歌忆旧游》45)。杨周翰先生说：“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他的现代英国诗歌课“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叶慈、艾略特一直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外语教育往事谈》196)。许国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秋和1938年春，在南岳和蒙自他同我们一起研读过的那些伟大诗篇。读着美妙的诗篇，诗人燕卜荪替代了先生燕卜荪，随着朗读升华为背诵，词句犹如从诗魔口中不断地涌出”(《英语世界》7)。
    燕卜荪的弟子后来都成为中国外语界的大师，在外语教育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巨大影响。能够培养出其中一位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而培养出这一批人实属罕见，因此燕卜荪已经成为一个教育传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传奇仍然在学界被书写。邓中良在《燕卜荪与中国》中称燕卜荪具有“乐于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沦陷的中国同生死共患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27日)；蒋洪新在《南岳与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中说，“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燕卜荪离开安宁之乡英国与中国师生同甘共苦，对其才学和师德，学生都极为佩服”(《文景》2006年第9期)；子雨在《“大声点，你这愚蠢的老家伙”》中说，“提起燕卜荪，我国英语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这么说，他几乎是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人的一代宗师”(《中华读书报》2007年12月5日)；杨绍军在《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中称燕卜荪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毅然来华执教，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学术探索》145—47)。
    这些传奇的书写，为我们了解燕卜荪提供了诸多信息，但它们是燕卜荪弟子建构的燕卜荪，其内容多是趣闻轶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亟待我们去弄清楚。比如燕卜荪在他的著作中关于中国做过怎样的记录呢？他怎样看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呢？他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感受如何呢？换句话说，我要写的是燕卜荪自己建构的燕卜荪。我的资料主要是来源于燕卜荪在中国时期创作的诗歌、小说、批评论文等，辅以他在中国撰写的日记、书信、旅行笔记等等。我的关注点不是“教育传奇”，而是文化和身份，包括燕卜荪的英国人身份，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他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我的目标是：从内部认识燕卜荪，以期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展示另一个燕卜荪。
    二
    
    《南岳之秋》(“Autumn on Nan-Yueh”)是燕卜荪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工作期间创作的一首诗，也是他在中国期间写下的最重要的一首诗。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衡山脚下的南岳，因此诗歌取名为《南岳之秋》，它记录了燕卜荪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和感想。(Collected Poems 72—80)他的学生王佐良先生已经将诗歌翻译成中文。(《王佐良文集》207—17)燕卜荪于1937年来到中国，他从阿姆斯特丹乘坐火车，沿着欧亚铁路，经过德国、苏联，达到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乘坐日军的军用列车经过天津，最后到达北平。他受雇于北京大学，因此有北大的吴富恒先生在车站迎接。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清华、南开正准备往南迁到湖南长沙，因此燕卜荪没有在北平逗留，而是与他的老师瑞恰兹一起，乘船南下香港，最终从香港乘飞机到达湖南长沙。
    诗歌中重复使用了一个词fly，以及它的名词形式flight。这个词有双重含义，一是飞行，二是逃亡。燕卜荪的确是乘坐飞机从香港到长沙，但是临时大学的南迁是一种流亡，这是燕卜荪对fly一词的多义含混现象的玩味和思考。诗歌开篇引用了叶芝的《月亮的盈亏》一诗：“灵魂记起它的寂寞，/在许多摇篮里战栗……/相继是军人，忠实的妻子，/摇篮里的摇篮，都是在逃亡”。(83)在诗中，叶芝通过阿亨和罗伯兹的对话，将月亮圆缺的二十八个阶段与不同的人格相联系，认为灵魂在成为肉身之前，是在不同摇篮之间游荡，寻找最适合的人格，以实现一个“梦想”，但每一次放弃都是一种逃亡。
    的确，“逃亡”是该诗的一个重要主题，燕卜荪自己从英国到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逃亡，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的自我辩护。“我感到我逃脱了那些小人物，他们稳坐在台上而在小事上扯皮”。在来到中国之前，燕卜荪因被发现在宿舍存放避孕套而遭到剑桥大学的开除，遭受了一种人格的奇耻大辱，因在英国找工作困难而谋求海外教职。艾略特曾经介绍他去埃及教书，但未能成行。后来他在日本教学3年，最终经他的导师瑞恰兹的介绍，在1937年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成为北大的一名外教。可以说，他逃避的是英国的那种陈旧的教育体制、道德的窠臼和宗教的陈规，逃避的是一种阻碍个性发展的惰性。
    由于诗歌记录燕卜荪在南岳的经历，因此反映了临时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这间宿舍四张床，/现住两位同事”。在南岳，燕卜荪与哲学家金岳霖同住一间宿舍，冬天非常寒冷，他穿着中国棉衣，但仍然有患感冒的危险。文学院的教学活动安排在南岳的圣经学院的旧址，没有图书，没有教材。“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的内容/都埋在丢弃在北方的图书馆里”。因此只有凭记忆教学，把文学作品打印出来，发给学生阅读。因此燕卜荪给学生留下的记忆是，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回忆起的文本也许并不准确，但是“版本的不同不妨讨论，/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王佐良说，诗歌中“整个情调是愉快的”，虽然也有“幽默、疑问和自我嘲讽”。(《王佐良文集》207)
    燕卜荪感到，教授诗歌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但他又努力避免让学生飞得过高，飞得过远。既要使他们在诗歌的想象中翱翔，又要让他们努力“停留在原地不变”。他喜欢喝普通的啤酒和中国的“虎骨酒”，有时还与学生们开怀畅饮。他说，这些都可以让人飞翔，像女巫骑着扫帚在天空游荡，然而只有诗歌能够让人坐上“太阳神的车”。他认为文学可以逃避现实，但是不应该逃避现实。在抗日战争期间，残酷的现实无法逃避：南岳有中国军队的训练营，有高官到访(包括蒋介石)，因此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有一次炸死了二百条人命，全在一座楼里，全是吃喜酒的宾客，一个冤魂也不剩”。
    在《南岳之秋》中，燕卜荪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诗不该逃避政治，/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他在课堂上教授叶芝的诗歌，而叶芝为他提供了一个文学与政治互动的例子。在爱尔兰文艺复兴和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叶芝也对现实产生过失望，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也有过逃避现实的想法，但是面对流血和牺牲，他感到无法置身事外，他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燕卜荪拒绝那种具有煽动性的诗歌，“那种革命气概的蹦跳，/一阵叫喊，马上就要同伙/来一个静坐的文学罢工”。这样的风格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瞎扯”，像学生的作业，不会有什么价值。
    燕卜荪对文学与政治的思考未必能立即有什么结论，但是他在中国的亲眼所见对他的思考是一个回应。“人群”和“鼓声”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寻求改变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并不是这些运动的根本原因，真正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理论。虽然“经济学是圣贤，/他们有讲坛、有眼光”，但是也许他们要花“二十年光阴，/去把那妖怪成长的线索寻找”，最终还不一定能找到“十字真言”。燕卜荪将政治运动视为“妖怪”，将革命视为“借口、后果、标语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保守立场。
    有人可能会质问燕卜荪，既然如此消极，那么来中国干什么呢？这与“蹲在英国喝啤酒没有两样”？他的回答是“身处现场”比受到那些“新闻”、“官腔”、“陷阱”的欺骗要好得多。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并不想“招摇”，并不想成为战斗英雄，但他“想去那些发生大事的城镇”。他辩解说，他不是“废物”，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替代”那些缺席的人，他“呆在战场全为了哼出歌声”。他感到，中国正在经受考验，仿佛是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想要弄清的是“钉在十字架上，是否古时不比当今？”诗歌没有写完，思考没有完结，而迁徙又要开始，诗歌以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而结束。
    三
    
    作为一个英国人，燕卜荪来到中国并生活在中国人中间，首先他会欣赏身边的一种异国情调。虽然他反叛基督教，但却对佛教充满了敬意，视南岳衡山为“圣山”，甚至像信徒一样，徒步爬到山顶的庙宇，其态度有点像叶芝在《天青石雕》一诗中表达的那种对东方文化的敬意。“我所居住的这座圣山，/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Collected Poems 73)燕卜荪在西南联大期间与中国师生同吃同住，一起饮酒作诗，彻夜不眠，甚至在池塘里游野泳，似乎很好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但是他的日记、旅行笔记、书信都为我们显示，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据约翰·哈芬顿的《威廉·燕卜荪传》记载，语言问题、饮食问题、说话方式问题都给他带来了一种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应该说，他经历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扰：他说自己“像一个耳聋的老太太，有一些智力缺陷”，但是又“不能对这种语言[中文]产生兴趣，它似乎是如此糟糕的语言”。(Haffenden 458)他不懂中国宴会的上菜方式，常常会闹笑话，因此在参加了一次教师晚宴之后说，“这顿饭在结构上差点劲”。(460)他抱怨中国人不喜欢英国人爱喝的红茶：“他们的错误是永恒的理想主义的错误：他们让绿茶的完美味道形成一种理念，以强加在自己心里一种对红茶的味道的讨厌”。他还认为“中国人听不到噪声。中国人的哈欠在一百英尺开外都能听见。他们清理嗓门的声音像犀牛即将发起攻击一样。平常的谈话都是粗声大气的刺耳嚎叫”。(485)
    如果文化差异的困扰微不足道，那么思想意识层面的碰撞必须引起重视：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撰写了不少论文，后来收集在《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一书中。该书与《含混的七种类型》一样，是对诗歌语义复杂性的研究。在导言部分，燕卜荪首先与他的导师瑞恰兹展开辩论，认为后者将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严格划分开来，把它们归入情感与认知两个不同领域并不科学，也不妥当。他认为情感和意义是语言密不可分的两个侧面，抛弃意义、强调情感并不可取。因此他试图在《复杂词的结构》中对词汇的意义进行深入探讨，审查词汇背后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从而展示语言表意过程的复杂性。然后，在该书中间部分，他对具体的文学文本，包括浦伯、密尔顿、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末尾部分他又回到理论探索，在总结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关于语言表意的复杂过程的若干结论。(Fry 141)
    在书中，燕卜荪多次提到中国，提到他在西南联大和日本教书的经历。这些经历不仅为他思考语义复杂性提供了素材，而且凸现了他的文化身份的他异性。燕卜荪批改学生作业时，不仅批改语言错误，而且重视学生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有一名学生在评论《奥赛罗》时写道，“苔丝蒂蒙娜的软弱性格是她死亡的原因，她的开放型思想、坦诚和过度的宽宏大量都会引来非议，特别是来自伊阿古。”后来又写道，“她对待凯西奥慷慨过头，以至于逃不脱伊阿古的眼睛。”就燕卜荪来看，这样的道德判断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它击碎了整个西方的道德思考的传统。燕卜荪也许明白，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愚蠢”的表现，而是因为“它来自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明”。(Haffenden 465)
    他还发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对豪斯曼(A. E. Housman)的解读完全不同：日本学生很欣赏豪斯曼的宿命论思想以及他对战争的态度，即将战争视为一种高贵形式的自杀；(Complex Words 12—14)而中国学生却对这些不以为然。燕卜荪明白，中国人正在为生存而战，对“死亡迷恋”没有任何兴趣，中国人需要的是解放与和平。因此，在阅读豪斯曼的时候，中日的学生是将自己的不同感觉投射到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说，燕卜荪在教授学生时，不是简单地批评学生观点的对与错，而是更多地思考这些观点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差异。
    一个词汇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意义，包括假设和观点。诗歌语言会吸纳这些意义资源，因此它承载的意义大大超过其认知内涵。一个社会对传统词汇的理解方式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分析复杂词汇背后的思想和态度对理解这个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一个中国学生在关于英国民谣的论文中写道：“民谣应该写得越简单、越通俗(vulgar)越好”。燕卜荪发现，“通俗”这个字背后有一种“势利”的味道，暗示了一种蔑视，它看上去是用词的错误，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态度。在“通俗”背后，隐藏着这样的逻辑：穷人没有受教育，因此没有品味，比较“粗俗”。燕卜荪认为，“通俗”一词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描述，它常常“暗示说话人的审美或政治观点”。(Complex Words 403)
    燕卜荪的咬文嚼字式的语义分析使该词汇的涵义复杂化了，应该说中国学生不具备英国人的强烈的阶级意识，因此他对中国学生的评论过于严苛。哈芬顿评论道：“日本和中国学生不断地帮助他拷问自己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主要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传承的智慧以及他自己的批评理念；他们主要帮助他证实了他在《复杂词的结构》一书中称为‘浓缩理论’基础上所作的批判分析”。(467)这话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燕卜荪对中国学生观点的不解，主要是因为他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基础不同，反映了中西文化在细微之处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四
    
    西方的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常常是建立在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所谓的国家归属感来自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拥有地缘上的边界意识，政治上的主权意识。(Anderson 5—7)燕卜荪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上述的国家和民族的定义。1938年，日军逼近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燕卜荪随校来到云南，在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英语系执教。受到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对纳西族的研究，以及C. P.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对丽江地区的研究，他很欣赏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他特别欣赏彝族女孩的服饰，认为银饰和刺绣相配合有一种艺术美，很有民族特色。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燕卜荪认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和身份独立性，甚至同情他们的独立诉求和分裂倾向。燕卜荪欣赏西南联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见证了约300名学生长途跋涉，行程1600多公里，从长沙步行来到云南的情景。这次长途跋涉，像4年前的红军长征一样，磨砺了年轻人的斗志，同时也宣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以及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燕卜荪欣赏他们的历史使命感，但他不能理解他们的自命不凡。他特别反感他们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歧视，好像这些少数民族不是原始部落就是强盗劫匪，“野蛮的苗族人要吃他们似的”。(Haffenden 488)。显然，燕卜荪不能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大家庭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他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与汉族并肩作战，保卫国家，表现出了一种兄弟情谊。(Haffenden 497—98)
    燕卜荪在中国期间写了一首题为《中国》(“China”)的诗歌，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来思考抗日战争，考察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诗歌的核心是一个复杂的玄学比喻，有点像玄学诗歌中的奇喻。他把日本比喻成肝吸虫，中国比喻成肝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像肝吸虫侵害肝脏一样。如果我们看一看肝吸虫的成长经历，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相当复杂比喻把中日两个民族的战争视为一种相互吸纳和同化的过程。肝吸虫幼虫是寄生虫，需要进入蜗牛体内生长。成虫后离开蜗牛，进入水体。然后通过水体爬上青草，牛羊吃草后，它们进入牛羊的肝脏而致病。如果日本是肝吸虫，那么中国可能是牛羊，健康遭到肝吸虫的侵害，但是中国也可能是蜗牛，在肝吸虫幼虫阶段就将其完全同化，使之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Collected Poems 117—18)
    燕卜荪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赵毅衡说，诗歌暗示中国“龙”生出了日本“毒蛇”(158)。其实他是想说，日本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们像他们，犹如两颗豌豆”，虽然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了伤害，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变成一体”，就像肝吸虫与蜗牛融和在一起。或者说，日本将被中国吞没，就像蜗牛完全同化肝吸虫幼虫一样。(Norris 281)燕卜荪在注释中写道：“释怀，才能增长智慧；退让，才能获得道路，就像流水一样：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中有很长的历史”。(Collected Poems 115)燕卜荪知道，中国人性格中有来自道家哲学的柔韧性，有以柔克刚的韧性。虽然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蹂躏中国的人民，而从长远来看，中国人性格中的柔韧性终将吞没日本。
    葛兰西曾经说，“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是谁”。(qtd. in Said 25)在西南联大时，燕卜荪曾经想将弗吉尼亚·伍尔夫纳入他的教学之中，然而由于伍尔夫与帝国的关系而被放弃：“拿到课堂上去讲，/未必会替自己增光”。而那些“帝国的建设者们”在杂志上都能够看到的又都是“扯谈”：“猴子乱嚷嚷，/苦力们打他们的老婆”。(Collected Poems 74)燕卜荪曾经出生贵族，但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他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反叛基督教。在英国劳资矛盾和冲突中，他站在工人一边。然而，在中国他参加了英国政府的“基础英语”的推广计划(Basic English)，为英帝国的语言政策效力。虽然他来到西南联大是一种“逃亡”，也许没有帝国的建设者们那种傲慢，但是他去来都会经过英国殖民地香港，拥有许多中国人所没有的特权，他会不会有一种“帝国建设者”们的优越感呢？
    在中国期间，燕卜荪还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叫《皇家野兽》(The Royal Beasts)。“皇家野兽”是一个非洲部落，从外貌特征看，他们既像人类，又非人类。他们有人类的四肢，但是他们全身长满了毛皮，而且还有尾巴。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也有人类的智力，但是他们像动物一样，有生育季节。故事开始时，这个部落的领地上发现了黄金，由于它位于英国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和独立的非洲白人国家西罗得西亚(Western Rhodesia)之间，因此领地和黄金的归属权产生了争议。部落愿意归属英国，以换取英国对该区域的保护。如果他们归属西罗得西亚，他们很有可能沦为奴隶，而且他们身上的皮毛还可能使他们成为商业捕杀的对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认定这个部落的身份，他们是人还是野兽。如果他们是人，那么按照先前的一份协定，西罗得西亚对这个地区拥有所有权。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人，那么西罗得西亚就不拥有所有权。为了不归属西罗得西亚，同时为了获得英国的保护，这个部落在其头领乌左(Wuzzoo)的带领下，选择被认定为野兽，或者“皇家野兽”，从而获得英国皇家和政府的保护，使他们的家园免受西罗得西亚的侵害。虽然这个故事主要讨论普遍的人性、宗教和社会问题，充满讽刺意味，但是它拷问的是非洲黑人到底是不是人？他们是否具有人性？是否能够获得宗教救赎？以及类似的问题。
    在故事中，燕卜荪通过人物的口，将这个事件与美国内战时南方政客约翰·凯卢恩(John Calhoun)为蓄奴制所做的辩护相比较，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将奴隶视为动物、财产，“他们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还投票赞成人人享有自由，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Royal Beasts 147)故事通过欧洲人在非洲进行的殖民掠夺，批评了欧洲人自信他们是在非洲传播进步和文明的幌子，暗示了东西方关系的某种张力，同时也影射了燕卜荪自己在中国的某种他者处境：他在北京的朋友们称他为“乌左”(Haffenden 472，477)。
    五
    
    至此，我们读了燕卜荪的四篇作品《南岳之秋》、《复杂词的结构》、《中国》和《皇家野兽》。不管是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还是帝国文化，中日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燕卜荪都是在以不同方式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身在东方的他者处境，以及他对这个议题的关注。我们应该可以说：1)文化差异是燕卜荪在中国创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2)中西文化差异一方面迫使他反思西方人文传统，另一方面增加了他对文化差异的意识；3)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对文化差异的思考强化了他的西方人身份、他的英国视角、他所接受的西方人文传统。总体来讲，我们可以说燕卜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他有思想上的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应该是来自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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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