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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胡安·赫尔曼，阿根廷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1930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比利亚·克雷斯波，父母是乌克兰犹太移民，1928年移居国外，1929年在阿根廷定居。童年时代的赫尔曼经常听无线电广播和探戈舞曲，喜欢读诗，尤其对阿根廷诗人奥利维利奥·希隆多和劳尔·贡萨莱斯·图纽及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歌爱不释手，8岁即写爱情诗，11岁发表第一首诗，18岁进大学攻读物理，但不久即放弃学业而致力于诗歌创作。他母亲警告他说，“搞这个，你一块钱也挣不到。”但是他依然故我，不改初衷。与此同时，他的政治信念也在加强，15岁就加入了阿根廷共青团，稍大后又参加了蒙托内罗斯游击运动。他做过卡车司机、推销员等工作，直到1945年，为《我们的话》和共产党的刊物《钟点》当编辑，并且开始为中国驻阿根廷新华社当记者。1955年和若干诗人一起组成《硬面包》诗歌团体，该团体出版了他的首部诗集《小提琴和其他问题》（1956）。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曾在阿根廷创建游击队，尝试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坚持在新华社工作。时值国际局势巨变，中苏关系破裂，各国共产党分为亲苏和亲华两派。阿根廷共产党亲苏，要求赫尔曼放弃新华社的工作，但他选择了坚持，这使他不得不离开阿根廷共产党。当时阿根廷为新华社工作的只有他一人，他认为为新华社工作是正确的，阿根廷不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无所知，必须介绍中国，让阿根廷了解中国，让世界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1975年他被时任总统的庇隆夫人支持的极右阿根廷反共联盟三A党判处死刑，他不得不逃离祖国，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流亡生活。他远遁他乡，辗转于罗马、马德里、巴黎、马那瓜、纽约、墨西哥城等地。而在1976年8月26日他20岁的儿子马塞洛·赫尔曼和怀着七八个月身孕的儿媳玛丽亚·克劳迪亚被当局从家中绑走，押往乌拉圭后杀害。阿根廷军政府的罪恶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瑞典首相伯尔梅在内的欧洲多国政要曾联名在法国《世界报》上表示对赫尔曼的声援。1983年12月，阿方辛政府结束了军事独裁，但是并没有为赫尔曼平反，甚至还于1986年2月对他进行缺席审判。1987年，许多拉美名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奥内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罗亚·巴斯托斯等都纷纷声援他。1988年当局被迫撤销了对他的刑罚，他才合法地安然回国。 从1976年到1983年，在独裁当局实施的所谓“国家重建进程”中，无数进步人士和无辜民众遭到绑架、监禁和拷打，阿根廷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至少有1.5万到3万人遭到劫持、暗杀而从人间“蒸发”。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1983年阿方辛总统上台后采取措施，调查前独裁政府迫害人民的罪行，恢复和强化民主制度，惩办前三届军政府成员。在这种情况下，赫尔曼开始追踪亲人们的下落，多年坚持不懈。1989年他终于在一个沉入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但直到2000年在他70岁的高龄时，才在乌拉圭总统的帮助下和失散多年的孙女团聚，这个在狱中出生的可怜孩子在父母遇害后被一个有乌拉圭军方背景的家庭收养。 在13年的流亡生活中，赫尔曼不仅被阿根廷反动当局判处死刑，而且也被他参与创建的阿根廷城市游击队判处死刑，因为1967年他的同胞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时壮烈牺牲，这给当时的拉美革命运动带来巨大震动，赫尔曼不主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冒险，与城市游击队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与之分道扬镳。2007年，赫尔曼在接受塞万提斯文学奖时说：“其实我已经死过很多次。每当听到亲朋好友或文学知己失踪的消息，那种感觉跟死亡没有什么区别。” 赫尔曼怀着满腔义愤把他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写进了他的不少诗篇、随笔和演说。但是赫尔曼说，他并不认为是这些痛苦和不幸才使他不断写作，诗人写诗只是因为他想表达，没有别的原因。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并没有痛苦的遭遇，甚至连小伤口也不曾有过，但仍然写出了伟大的诗篇。 关于诗歌，赫尔曼有其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诗歌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它是记忆的影子，是对上帝的感谢，而少了诗歌，那生活对我们来说就像没有叶子的树，也就没有了影子”。他认为，在斗争年代，诗歌就像枪一样是人民的需要。诗歌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诗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作用，诗人只是想写作，想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但是，独裁当局为阿根廷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为他的亲人造成的悲剧在他心中激起了不可抑制的怒火，使他空前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位作家所肩负的责任，从而推动他以更高涨的热情投入诗歌创作，正如他在《诗的艺术》一文中写的那样：“在那么多职业中，我从事的不是一般的职业，/它像一个无情的主人/逼迫我怀着爱和痛苦，/在白天和黑夜工作，/在雨中，在灾难中，/在柔情或心灵的双臂张开的时候，/在疾病把双手变瘦的时候。/他人的痛苦，/眼泪，致意的手帕，/在秋天或火中许下的诺言，/相遇时的吻，/离别时的吻迫使我从事这一职业，/一切迫使我用文字和血汗工作。” 胡安·赫尔曼的诗作相当丰富，多达40余部，有《我们玩的游戏》（1959）、《一个人的守灵》（1961）、《戈坦》（1962）、《寓言》（1971）、《关系》（1973）、《事件》（1974-1978）、《公开信》（1980）、《如果甜蜜地》（1980）、《在别处的雨中》（1980）、《给我母亲的信》（1989）、《冷酷的人的工资》（1993）、《不完全地》（1997）、《我应该说我爱你》（1997）、《值得》（2001）、《炽热的职业》（2005）、《目光》（2007）、《蒙达尔》（2008等。其中，《值得》包括136首诗，从诗人发现其孙女安德雷伊塔或玛卡雷娜所在的地方那一刻写到和她们相见。在《值得》中，赫尔曼似乎开始找到一条值得把儿子的不幸过去和孙女的有意义的未来联系起来的道路。但是仿佛是另一种回忆，不太痛苦的回忆。《给我母亲的信》是赫尔曼的杰作之一，是一首长诗，1982年他母亲患癌症去世，当时他正流亡墨西哥，他竭力想弄一张假护照，赶在母亲去世前去看她。他绝望地想把母亲从死亡中拯救过来。诗篇真切表达了儿子对失去母亲的悲痛心情。 毫无疑问，赫尔曼的诗作是20世纪下半叶用西班牙文写的最新颖的诗歌之一，尤其在阿根廷。早在1956年他出版首部诗集《小提琴和其他问题》时，著名诗人、诗集序作者贡萨莱斯·图纽就指出：“胡安·赫尔曼令人起敬地闯进了西班牙语诗坛和世界诗坛。在他的诗中，跳动着生动的抒情性，特别是丰富的社会内容，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诗集包含着赫尔曼诗歌创作的这些普遍主题：城市、儿童、太阳、新鲜空气等等。这部诗集对后来几代诗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诗人影响颇大，他们是在阅读其中的诗篇中成才的。他们对他的写作形式和表现的主题倍感亲切。他的诗有许多特点，如形式灵活，新颖别致，口语化，语调和色彩多种多样等。 赫尔曼对诗歌无比热爱，他怀着爱和痛苦，怀着对社会和政治的责任感，在漫长的生命中始终不渝地忠于诗歌这项“炽热的职业”，把他的公民态度同他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永恒揭露结合起来，他大声疾呼，反对独裁统治，抗议当局的违法行为和草菅人命的罪行。他的诗作往往涉及重大题材，不顾及这会为他带来危险和灾难，以至于他曾经两次受到反动当局监禁。 无庸置疑，胡安·赫尔曼是当今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先后获得阿根廷国家诗歌奖（1997）、胡安·鲁尔福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文学奖（2000）、巴勃罗·聂鲁达西班牙美洲诗歌奖（2005）、索菲亚王后西班牙美洲诗歌奖（2005）和塞万提斯文学奖（2007）等重要奖项。他的不少诗作已被译成十余种外文，包括中文，2009年由于“他的创作以朴实、精练的语言，丰富、深邃的想象，体现并捍卫了诗歌与人的尊严”，而荣获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颁发的首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他的不少诗篇,如《祖国》、《同伴们》、《傍晚》、《花园》、《苹果》等译介到我国来，受到我国诗人和读者的赞赏和喜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