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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罗克·达尔东（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革命诗人，生于首都圣萨尔瓦多，母亲是萨尔瓦多人，父亲是美国人。达尔东曾进一所耶稣会学校受教育，先后在萨尔瓦多、智利和墨西哥的大学攻读法律和人类学，在校期间即参加反对本国独裁统治的革命活动。他属于反叛的、充满梦想的一代青年，22岁加入萨尔瓦多共产党，积极投身推翻何塞·马利亚·莱姆斯军政府的斗争，1959年被军事当局监禁。两年后获释，之后流亡危地马拉、墨西哥、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在古巴期间创作了四部诗集，即《大海》（1962）、《轮到受伤害者了》（1962）、《证据》（1964）和《酒馆和其他地方》（1969）。此外，还在墨西哥写了《面孔上的窗口》（1961），在本国写了《诗篇》（1968），在西班牙写了《小小的地狱》（1970）、《地下诗篇》（1980）等诗集。 达尔东具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知没有革命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所以他在国内时就创建了人民革命军——萨尔瓦多最强大的游击队组织之一。但是，在他从哈瓦那回国归队后，不幸于1975年5月10日被游击队内部的一个持不同观点的派别乱枪打死。之后，西班牙女诗人艾塔娜·阿尔贝蒂曾说，达尔东是一位天使，他的生命应该为一个理想、美洲许多人的理想牺牲。 还很年轻，达尔东就致力于政治、新闻和文学。在短短的40年的生命中，他曾作为共产党员参加为改善国民的经济与社会条件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组建人民军，遭受过迫害、监禁和流亡。他曾和同仁共同主持法律与科学杂志、大学法律系学刊、《大学生舆论》、《画眉》、《大学生活》等报刊，创办大学文学协会。在文学上，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诗作有十余部，还写有多种关于社会、政治、文学等的论著，如《知识分子与社会》、《萨尔瓦多》、《革命中的革命》、《来自右派的批评》、《给列宁的一本红书》、《有点可恨的书》等。 关于诗歌和诗人，达尔东有其独特的观念。他认为，“诗歌不仅仅是用语言写成的”，“写诗是一种道德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民的命运”。在达尔东的诗中，政治思想和热情的生活和谐地共存，“诗人应该从根本上忠于诗，忠于美。在丰富的美的东西中，应该加入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们和睦相处的重大责任。诗人之所以这样，因为他写诗歌，就是说，他在创作美的作品。”作为一位诗人，达尔东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跟你一样，/我也热爱爱情，/热爱生活，/热爱事物的令人愉快的魅力，/热爱一月份的蓝色风景。/我的血液也沸腾，/我也通过眼睛微笑，/我的眼睛也会流泪。/我相信世界是美丽的，/诗歌就像大家的面包。/我的血管不在我身上结束，/而是连接着为生活、/爱情、/事业、/景物、/面包/和大家的诗/而斗争的人们的血管。”（《跟你一样》）对达尔东来说，诗人和革命者是两个结合得完美而和谐的概念。他以其创作的主题和对他的人民及拉丁美洲的正义事业负责的精神证明，真理是可以凭借语言伸张的。他认为，通过诗歌什么也可以说。在人民的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中，诗歌可以帮助他工作。 达尔东的诗，题材十分广泛，他可爱的祖国是永恒的主题，其中交织着柔情、怒火、爱情和深切的仇恨。他对两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的热爱是不受边界限制的，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流亡，这种爱却变成了折磨他全部身心的痛苦。为了争取人民从没有享有的权利，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参加反对歧视、凌辱和迫害他们的政治制度的斗争。作家和诗人因而不断受到监禁、拷打，甚至和千千万万的人民一起受到戕害，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所以，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统治者的恨，对一切反动派的恨，就成了贯穿达尔东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源自歌唱美洲大地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和同美洲人民心连心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这是拉美作家的光荣传统，达尔东就是一位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的爱憎分明、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诗人，是一位将对诗的酷爱同争取民主和社会平等的斗争完全结合起来的诗人。达尔东的胸怀无比广阔，他爱一切勤劳勇敢、受苦受难、命运悲惨的人，爱他的同胞兄弟。他在《爱的诗篇》中列举了他所爱的人：“拓宽巴拿马运河的人，在外国丛林区种植玉米的人，世界的优秀手工业者，烂在危地马拉、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监狱里的人，在充满所有港口和首都的酒吧和妓院里的女人，穿越边境被乱枪打死的人，在香蕉园地狱里死于热病的人，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人，我的同胞们，我的兄弟们。” 达尔东的诗歌创作主要从弗朗索瓦·维庸、圣琼·佩斯等法国诗人和叶芝、艾略特等英国诗人那里汲取了营养。在被萨尔瓦多安全部门逮捕后，达尔东受到情报人员讯问，他供认说，他的文学传统深深打着马尔罗、海明威、卡夫卡、布莱希特、萨拉卢埃、亨利·米勒等欧美作家的烙印。这些作家或诗人为达尔东的创作特别是诗歌带来超现实主义的幽默和讽刺。关于他的诗作的这一特点，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指出：“在罗克·达尔东的情况下，不仅应提及诗中的幽默，还应提及诗的幽默。罗克善于制造富有诗意的幽默，在将幽默付诸笔端之前就把它变成了诗。”《O.E.A》[1]一诗明显表现出达尔东的幽默与嘲讽： 眼下我国的总统 叫桑切斯·埃尔南德斯。 但是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将军 也是我国的总统。 而巴拉圭总统斯特罗埃斯内尔 也算是我国的总统， 尽管他不如洪都拉斯总统 洛佩斯·阿雷亚诺， 也尽管他强似海地总统杜瓦利埃先生。 而美国总统比我国的总统 更像是我国的总统。 达尔东的某些诗歌还具有对话体诗歌的特点，他因此而成为拉丁美洲对话体诗的代表之一。所谓对话体诗，是一种以日常对话或交谈的形式和结构创作的诗，是和讲求合辙押韵、字斟句酌的诗相对立的诗。这种诗歌朴实，通俗，可以谱曲歌唱，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这种诗歌于上世纪50年代盛行拉美，乌拉圭诗人贝内德蒂的《办公室的诗篇》是突出的代表。达尔东的某些诗也是典型的对话体诗。比如《争论》一诗： “马列主义是一块 打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脑袋的石头。” “不。马列主义是投掷 这块石头用的弹弓。” “不，不。马列主义 是支配手臂的思想， 思想让手臂用弹弓 掷出这块石头。” “马列主义是用来 砍断帝国主义双手的剑。” “怎么可能！马列主义 是为帝国主义修指甲的理论， 以便伺机捆住它的双手。” 《酒馆和其他地方》是达尔东的重要诗集，包括《国家》（一）、《国家》（二）、《国家》（三）和《在布拉格写的历史》四部分。其中的诗篇有《拉丁美洲》、《27岁》、《恐惧》、《游击队员的休息》、《O.E.A》、《祖国的节日》、《关于头痛》、《用头撞墙》、《原子弹爆炸后》、《修正主义》和《争论》等20首，大多以趣闻轶事形式写成，是记述和解释在巴拉圭一家酒馆里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和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说法”。达尔东还在其诗中谈到了他作为革命党人的思想矛盾，他同他的组织的思想分歧，他对组织中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场的看法，他关于国家、拉美大陆、修正主义等问题的思考。达尔东在诗集中特别强调了作家对社会、他的时代和革命的责任感。而此作的总的思想是提出政治思想的争论问题，这种争论对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任何团体，特别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地下诗篇》是达尔东的另一部重要诗集。他在《关于我们的诗德》一文中写道：“不可弄错，我们是在我们所处的地下状态下写作的诗人。所以我们不是舒适的、逍遥法外的匿名作者：我们正面和敌人对抗，在同一条跑道上骑马和敌人竞赛，我们用诗和生命同敌人及其制度进行斗争。”《地下诗篇》就是达尔东在地下斗争的特殊条件下创作的。为了便于诗的传播，他用了许多笔名，如胡安·萨帕塔、路易斯·卢纳、豪尔赫·克鲁斯、维尔玛·弗洛雷斯等。这部诗集是他的遗作，大部分诗篇是在诗人被害后由他的游击队的同志替他发表的。诗集有下述特点： 一.这些诗是在政治斗争中和紧急的战斗环境下创作的； 二.尽管环境艰苦，但仍然赞颂生活的快乐和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虽然作为革命者和城市游击队员身处逆境，诗人依然用诗歌歌唱生活，且不乏幽默； 四.诗集是光荣的见证，诗人相信他参加的斗争是正确的，诗篇艺术地再现了达尔东的斗争经历。 总之，达尔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诗人。作为革命者，他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和革命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作为诗人，他不仅把诗和革命结合在一起，而且富有革命精神，与传统决裂，采用新的技巧，创作一种和萨尔瓦多传统诗相对立的诗。虽然他早期的诗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语言流于雕琢，但是从《酒吧和其他地方》开始，他开阔了视野，不囿传统，把自己的政治经验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使诗歌充满活力和新意。 注释： [1]“美洲国家组织”的缩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