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3年10月，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其小说《安第斯山上的利图马》参加该年度西班牙行星出版社主办的“行星”奖(奖额5千万比塞塔，约合美金38万，号称西班牙最高的文学奖)的角逐，在参赛的288部作品中力挫群雄，摘取桂冠。此作能获这项大奖，绝非偶然。
    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才思敏捷，创作活力旺盛，笔耕不辍的多产作家。迄今为止，他已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随笔杂文集数部，剧本两部（其中《阳台上的疯子》曾在伦敦上演，反响强烈，受到好评）。除了写作，他还参预政治，关心社会问题(比如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几十位各界著名人士一道签署一项宣言，对以武力解决贩毒问题提出异议，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能量。因此被称为“超人巴尔加斯•略萨”。在今日拉美，他的确是一个引世注目的风云人物。舆论认为，说不定哪一年他会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略萨的小说《安第斯山上的利图马》是以多年间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的活动和山区盛行的野蛮宗教信仰为素材创作的。作品的内容有相当强的纪实性。小说的故事源于略萨负责主持的一次人命案调查工作。若干年前，秘鲁山区的若干农民杀害了8名无辜的新闻记者。略萨带领一个调查团，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在题为《乌丘拉凯的鲜血与污垢》的文章中指出,8名记者是被误认为“光辉道路”游击队队员而惨遭毒手的。但是他认为，此案的发生是和印第安部落的古老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的，因为记者是在这种仪式中被杀死的。
    随后，略萨便以此案为基础，构思、创作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类似他的前一部小说《是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莱罗?》，主要内容是写利图马班长的侦察工作，同时描述他的助手托马斯•卡雷尼奥和利马的妓女梅塞德斯的爱情故事。在这部作品中，略萨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同他以往的作品一脉相承，即暴露社会黑暗、暴力和虐待狂。讲述者卡雷尼奥像《一干零一夜》那样讲述了一些不乏梦幻和死亡的传统故事，这样，不但加强了作品的趣味性，而且对小说的主要情节起着巧妙的配合作用，因为爱情故事和人物的私生活是伴随着发生在山区的暴力和悲剧描述的。作者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设问、对话、内心独白、改变叙事角度和人物活动的舞台，并用极其简约、精练、准确的语言介绍人物、时间和地点。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手法或技巧，作者运用得十分自然而熟练。这是一部长达三百余页的小说，在作者的精心构思和编织下，虽然故事线索看似混乱，但在故事结束前却梳理的一清二楚。
    小说中的人物，除了利图马和他的助手托马斯•卡雷尼奥外，还应该提到邪恶的夫妻迪奥尼西奥和阿德里亚安。他们是镇上的酒吧老板，对修路的工人们的神秘失踪应该负真正的责任。他们的名字都来自神话。迪奥尼西奥沉醉于纵欢作乐，狂饮成癖。他女人阿德里亚安则反对人们对牛头怪的崇拜。另一个人物保尔•斯廷森在作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他是一位荷兰人类学家，外号叫埃斯卡拉蒂纳(意为猩红热)。他认为他对印第安人的古老仪式的了解是解开筑路工人失踪之谜的关键。而利图马正是借助他关于史前文化的报告为杀人案找到突破口。在这里，作者略萨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冲击着秘鲁的暴力浪潮。
    可以想见，在《安第斯山上的利图马》中，“光辉道路”扮演着多么不光彩的角色。这个组织的“革命原则”既严厉又简单。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冷若冰霜，板着面孔宣读口号、标语和判决书。在小说中他们待人处事残酷无情，缺乏起码的人性。但是作者没有把他们作为个人来描写，而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从社会上冒出来的特别集团。他们杀人成性，动辄处死旅游观光者、生态学家和政府官员。一幕幕可怖的景象不时出现在整个小说中。恐怖笼罩着无辜的居民，破坏着纳科斯镇的平静生活。筑路工人们的死亡是由于一场山崩，利图马奇迹般地获救。但是山崩并没有把敌人的营房毁坏,“光辉道路”继续屠杀着他们心目中的敌人。
    小说中所描写的暴力来自两股力量，一股是古老的祭献仪式，另一股是“游击队”。第一股力量贯串着作品的故事，是中心线索；第二股力量起着制造紧张、恐怖气氛的作用，使故事引人入胜。对前一种暴力，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做了解释；而对后一种暴力，虽然作者竭力加以解释，但是它发生的原因仍然让人难以理解，觉得它缺乏逻辑和根据。
    从作者的意图看，他不仅想写一部较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且想通过这部作品表现他对秘鲁当今的现实即社会政治状况的关心和忧虑。所以作品具有明显的寓意。前面提到，斯廷森教授为利图马（作者的化身）提供了解释纳科斯镇的筑路工人消失的关键。此后利图马就开始撤退，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最后彻底脱离了那个古老的矿区。他知道，那个地方的古老习俗、古老信仰和宗教仪式是不可改变的。在小说的结尾，利图马用异样的目光最后望了望安第斯山，它那神秘而陡峭的山峰代表着古老的秘鲁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来说，那个地方是危险的去处，是不可久留的。他望着那些原始山区，不由得想到秘鲁的海岸。海边的世界是现代化的。如果用山区人的眼光看，那全是外国的东西，是洋玩意儿。秘鲁的首都在那里，国家机关在那里，现代的文化在那里。实际上，这两个世界（山区和海滨）的矛盾是秘鲁文化和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这就是现代文明同土著的古老传统的撞击。试图将这两个世界硬拉在一起，连结在一起，结果就造成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从内部体验和从外部领略同一个文化世界。正是这种精神分裂症导致了秘鲁作家何塞•码丽亚•阿格达斯的那部痛苦的作品《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的产生和他的悲惨死亡。但是明智的略萨却对他认为归根结底跟他不相干的世界从精神上和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小说的主人公利图马这个来自海滨的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力量的代表便完全和安第斯山的暴力活动的这些重要角色势不两立：他们是印第安古老仪式的主持人即酒店老板迪奥尼西奥和阿德里亚安、特鲁科人和“光辉道路”的游击队员。利图马曾三番五次地查问迪奥尼西奥和阿德里亚安，但由于游击队的活动，结果一无所获。游击队杀死了许多政府官员、游人、参观者、知识分子和外来的考察人员。这说明那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壁垒森严的地方。作品再现了秘鲁山区原始而野蛮的社会现实。小说选择的主要人物表现了作者一惯的政治和社会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安第斯山上的利图马》是一部思想倾向很强的作品。它和作者的《是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莱罗》和《迈塔的故事》以及他的早期作品《绿房子》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尽管它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单从小说史诗般的叙述气势来讲，这部作品也不失为今日拉丁美洲小说的代表作。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