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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意象论没有对于意象的概念分析和逻辑阐释。尽管从刘勰开始，言说意象者代代不绝，说法繁多，但无论是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6](P493)，还是王昌龄的“久用精思，未窥意象”[7](P79)，抑或陆时雍的“所难能者，在风格浑成，意象独出”[7](P90)，中国古人说意象都只是点到为止，不对其内涵和外延作逻辑上的辨析。不过，这不等于意象和意象论没有自身的观念意向。意象论对于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就是可以确证的一种意向。其“排斥”可从下列两个层面领会：一是意象自身要素所包含的意义内涵的层面；二是意象所关涉的学术语境对其意义内涵的映射层面。意象由意和象构成。意象的形成是意和象在各自发展的思想行程中相遇相契的结果。意象作为理论概念成形于魏晋之后。意象论的主旨是对于意象的肯定和推崇。由此推崇，意象构成要素所包含的意向可同时看作意象论的意向。意象对于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从意和象两者各自的内涵上即可看出。象，在古代中国哲学诗学语境中，指的是可视性事物及其具体形态。《周易·系辞》说，见乃谓之象。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象与数、理、意、神等不具形、不具有可视性的东西相对；中国传统强调“立象以尽意”，强调“神用象通”，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规定了象的可视性，规定了象作为可视性事物及其形态的特质。既是可视性事物及其形态，当然就与不可见的抽象的理性观念相对立，就蕴含着对于抽象的理性观念的排斥。当然，对于中国语境来说，象的基本语义所排斥的东西并不只是既定的理性观念，它同时还排斥“数”、“神”，甚至“形”等，但其排斥之多，与特定的排斥不矛盾。另外，本文所谓“排斥”只是就其本身的语义规定而言，并不关涉其符号学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表达抽象的理性观念。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的一大特点正在于从符号学的层面，强调象和理性观念的结合，“立象以尽意”内含的即是此一“强调”。不过，符号学的表达功能与本文所说的“排斥”不矛盾。“排斥”意味着即使在符号学层面，象也削减甚至取消抽象观念的自身给予性。抽象观念重抽象性、单一性、绝对普遍性。而寓于具体可视的“象”之中的观念，不再保持其原有的抽象性、单一性、绝对普遍性。下文说“意”时对此当进一步辨析。更重要的是，在诗学语境中，意象之象的高扬意味着文学创作不是从既定的理性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状况与情景出发。这是象对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的最重要的体现。 意象所含的另一重要成分是意。意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语境中最初就是同理性概念相矛盾的。据传是孔子所说的“言不尽意”、庄子所说的“轮扁不能语斤”，都在于揭示意与抽象理性观念的对立。魏晋时王弼排斥汉代易学，提出“寻象以观意”、“得意而忘象”、“义苟在健，何必马乎？”[8](P609)等著名论断。表面看来，王弼是在削减甚至取消象的重要性，实际上，王弼扫象的深层意旨是不满意于汉代对传统“意”的非概念性的取消。汉易在儒家伦理和谶纬神学的影响下，具有将意抽象化、单一化、确定化，因而也是庸俗化的走向。王弼由此而非常不满。“义苟在健，何必马乎？”表面上是说“马”这一个“象”完全可以取消，实际上也是在斥责“马”所表现的“意”的抽象性、单一性。作为象的“马”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它所表现的只是“健”这一抽象的可以用言辞所表达的意。王弼最终给人们的质疑是：意是可以寄寓在概念中的、由其“抽象”和“单一”所构成的确定性观念吗？到后王弼时代，当意和象都进入诗学语境，彼此接受、融合而成为意象之后，汉易那种意自身的抽象性、单一性、确定性就完全消解了。作为意象成分的意不再是以自身的抽象形态、单一形态、确定性形态、概念语词形态出现，而是融汇在象之中，依靠象而在场。由于依象而拥有自身，意同时变得多样化、复杂化，不再是单一的观念。由于不具有自身的凭借概念语词而在场的抽象、单一形态，意也就不再具有确定性了。中国诗学从魏晋以后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意自身的抽象性、单一性、确定性被完全取消的历史情形的表现，它确证了意象之意对于抽象的理性观念的排斥。 意象所关涉的诗学语境对其意义内涵的映射也显示了意象对于抽象理性观念的排斥。中国传统的诗学语境有两大类型。一是传道言志的政教化语境；二是辨味寻韵的审美化语境。前者隶属儒学传统，重视原道、征圣、宗经的本源、思无邪的内容、兴观群怨的接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作用。后者受道、禅影响极深，重视“直寻”的创作源起、“课虚无以责有、扣寂寞以求音”的思路展开、“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阅读效果。意象关涉的主要是辨味寻韵的审美化语境，而不是传道言志的政教化语境。意象的此种“偏向”一方面是因为意和象本身都有对于既定理性观念的排斥、因而与儒学的政教需求迥然相异；另一方面，象与意的融合而形成的意义丰厚的阅读享受正是辨味寻韵的审美化语境所追求的目标。由此，审美化语境排斥既定理性观念的各种诗学论述可以从本质上看作是对于意象的内在阐释，或者说是对于意象主旨的映射，尽管那些论述在提出时并没有直接标明是对于意象的理论阐释。此类论述最重要者可以钟嵘在《诗品序》中对于“永嘉诗风”等的批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于“近代诸公之作”的贬斥为例。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9](P106)严羽说：“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9](P424)钟嵘所说的“理”、“书抄”，严羽所说的“议论”“文字”，都可归入“既定理性概念”的范畴之中。钟嵘、严羽都认为它们是诗之大敌，应被清除。由于意象与审美诗学的本质性同一，钟嵘等所倡导的审美诗学对于既定理性概念的排斥可以看做是对于意象内在属性的阐释；由此，反过来可以证明：意象内含着同既定理性概念的对立。 现象学和意象论在排斥既定理性观念的第一性上有同一性；但进一步的研究却要承认，二者的同一是表面的、肤浅的、不重要的。它们之间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深刻对立和相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