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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适学术立场：拓宽文艺学研究视域 相对于新媒体文艺理论研究，传统的文艺学历史久远，积淀深厚，且学理逻辑缜密，一般学者会在已有的领域精耕深作，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理论聚焦去涉足其他领域。不过，也有研究者敏锐地看到了新媒介带来的文艺变化及其理论机遇，以应变的学术立场关注文艺现场，解读新的文艺现象，回应新媒体文艺问题，把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延伸至数字化文艺领域，为拓宽文艺学的研究视域筚路蓝缕，开辟出“数字化生存”时代文艺学科新的发展空间。 首先是从“原子”文艺学走进“数码”文艺学，为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面新的窗口。最早走进这一领域的黄鸣奋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电子艺术研究。1998年出版《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电子艺术学》(科学出版社)，此后相继出版了《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2000年)，《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2003年)，《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2004年)，《数码艺术学》(2004年)等著作，为传统的“原子文艺”(物理方式承载)研究增添了一个“电子文艺”的(虚拟方式存在)学术对象，率先将文艺研究带入一个新的论域，也让媒介文艺学开始步入新媒介文艺学的新阶段。仅以《电脑艺术学》为例，作者基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日益普及的现实，将视野由对于过去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总结扩大到对于艺术未来走向的考察，以电脑与艺术的价值关系为基础，分别辨析了电脑与艺术主体、艺术手段、艺术方式、艺术对象、艺术内容和艺术环境的关系，并认为电脑艺术学是计算机科学与艺术学相互渗透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应该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文艺理论研究立足现实，寻找连接过去和未来的艺术纽带。南帆先生也是我国较早切入电子媒介文化分析、描述和批评的学者，他在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维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中，区分了媒介变化带来的“书写文化与视觉文化”两大体系，敏锐地提出视觉文明将有力地改变现代文明结构问题。随后，他的另外两部著作《隐蔽的成规》(1999年)、《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2001年)更是专章讨论了“电子时代的文学”和“游荡网络的文学”问题。他不无忧患地警示人们：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源于技术的特性，“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南帆4)。他告诉我们，文艺学研究不能不关注电子媒介，同时又不能不警惕电子媒介的技术特性给文明、文化、文学带来的掣肘，减少其给艺术自由造成的伤害，这对于后来新媒介文艺学延伸的“文化研究”，无疑有着预警和启发意义。 此后，多样化的网络艺术研究迅速铺开，并从互联网艺术学延伸到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和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数字化媒介催生的数码艺术，如网络音乐、电脑美术、网络游戏、网络动漫、数字影视、网络视频艺术如微电影和网剧，以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艺术等，其中的观念变化和艺术创新，亟需得到理论批评的解答和回应，也可为媒介文艺学提供新媒介艺术观念的支持，提升其应变现实的能力。文艺理论和评论界研究数字化艺术的成果很多，难以尽数。如黄鸣奋陆续出版了《互联网艺术》、《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等一系列著作，发表了诸如《从网络文学到网际艺术：世纪之交的走向》等一批研究论文，③把数字化艺术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近年来，黄鸣奋又把新媒体文艺学的理论触角延伸至西方数码艺术和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独立完成了六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300万字，学林出版社，2011年)和多达312万字的《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四卷本，学林出版社，2014年)，为媒介文艺学的数字化探寻奉献出拓宽视野、开启新声的厚重之作。文艺理论和评价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如王强、许行明、王秋凡、张朝晖、谷时雨、曹增节、张江南、廖祥忠、贾秀清、李四达、万延、陈玲、马立新、谢晓昱、张燕翔、许鹏、汪代明、马晓翔、郑湛等人，均有著作出版。④探讨网络艺术的论文成果更是难以列举，其中，欧阳友权有关讨论网络艺术、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和手机、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艺术的论文，⑤选择基础学理视角剖析对象，有助于认识数字化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为新媒介文艺学建设探寻路径、积累学术、更新观念。 再者，将文艺学研究从传统文本解读引入超文本理论建构，让媒介文艺学真正走进新媒介文艺学内部，阐明了文艺学的一个深度剖面。网络超文本对传统的作品本体论、叙事学、语言学乃至文学价值论结构等都是一种超越，研究超文本正是解读新媒体文艺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关节点，而“理解电子超文本网络已经是把握新世纪文学走向的当务之急”(黄鸣奋1)。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是研究该问题的标志性成果。该著以开阔的学术视野讨论了超文本问题的不同侧面，通过对与超文本相适应的超写作、超阅读、超比喻、超文本的技术规范、版权规范、社会规范的分析，探讨了建立超文本美学的可能性，而超文本之于文艺理论建设的意义在于：“它启发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时代的文学先驱所作的种种尝试的含义，并立足于当前网络媒体的特性进行新的开发”(黄鸣奋277-78)。南帆认为，超文本“导致了线性逻辑的解体，于是，中心、主题、主角、线索、视角、开端与结局、文本的边界，这些概念统统失效”(南帆263)。后来，陈定家对网络超文本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所著《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以及论文《“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⑥对超文本之于文学生产的网络化、互文性等做了深入分析，他提出：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并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然而，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营造的“话语狂欢之境”也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这一问题对媒介文艺学建设的意义在于：“超文本的崛起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文学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陈定家161)。 (责任编辑：admin) |